现在有一股小流，动辄以臆想来拿前人说事，要显示什么呢，标新立异？独立思考力？我看弄不好露会出自己的浅薄与无知。比如，对国民政府苦撑八年的抗战，一些不学无术的小子，坐在21世纪的电脑前指挥70年前的政府应在1931年就与日寇大打，讽刺淞沪会战愚蠢，甚至嘲笑时政府在与日寇战至1941年底才宣战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今天回头看看当时的政府是在怎样的艰苦条件下与世界军事强国日本所作的生死搏斗.
实在讲我们的抗战不过就是空城计加苦肉计
以异族统治华夏的满清，至后期,只是一个由无数小村庄组成的大集团，土地分割破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人口质量素质底下，全国几千万人口吸食鸦片， 90%以上是文盲。对外战争连战连败，从1840年到1911年光赔款就达750，000，000两白银，而清末王朝年岁入也仅一亿两上下，还不算利息，关税，盐税统统交给列强作为担保,请了英国人赫德当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相当于中国海关总关长），而地方就靠卖鸦片，厘金维持.甲午后4年，在空前的压力下,光绪意识到了不光搞洋务运到，有机器，有枪炮,，还要有健全的,近代行政机构，财政机构做后盾。但是一个还逗留在17世纪的国家是不可能靠皇帝的几张诏书，就可以飞跃进20世纪的。12年后辛亥革命成功，其快速让革命D人也感到吃惊。根本原因就是清朝已经山穷水尽了。中山先生奋斗10次，最后推翻了这个旧的体制和异族压迫。
革命之后，还是苦，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就想做皇帝，以后又有张勋辫子复辟闹剧，颁布的法律与社会脱节，成为摆设。旧的体制解散了，新的体制又没有登场。(用国父的话是"旧庙拆除了，新堂还没盖好，所以民众依然苦")，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暂时维系局面，军阀的性格是私人忠义，而不是以国法，纪律为向心力，也就是私人从属关系，靠鸦片，厘金，抢掠维持。以前有个袁大哥压着，大哥驾蹦，弟兄们混战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
蒋先生从广东起兵,经过2次北伐，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时面对空荡荡的国库首先想到的就是整理财政，先是收回了被清朝，北洋军阀抵押给外国的盐税，废除了厘金，实行关税自主，到1931年才有了一点现代国家的财政与税收。国民政府实施现代化的中央体制必将和地区无数利益集团发生冲突,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1930年先是阎锡山在5月私自扣押了天津的海关收入，后是倒戈将军冯玉祥等人反对裁军，对于这些勇于私斗，恐于公战的军阀。经过近一月之久无数的电报大战后，战争还是爆发了，中原大战，双方动员140万军队，血战5个多月，军队伤亡30多万，民间损失无数。战斗激烈时老冯依靠过去苏联的援助，每天发射20,000发炮弹，这个在抗战中我们也是达不到的。战争以蒋先生中央军的胜利结束，这个时候距离全面抗战还有7年。
蒋先生确实控制了黄河以南和北纬25度的附近，而张学良控制了整个东北，华北，又是艰苦的谈判，张学良同意放弃厘金制度和卖鸦片，由政府的财政部统税局来领导，但是收入全归张学良的军队。而中国的统一和逐渐走向正轨，是日本大陆政策所不能容忍的，这也为抗战埋下了伏笔。
未来和日本的战争也就成了急迫的事情，我们知道打仗靠钢铁(欧盟就是战后从最早的法,德,意等的"煤钢联盟"发展起来的),当时我们的钢产量只是日本的一个零头，没钢铁,就只有他图,跟着中央把力量推广到了西南，(这也是未来和日军相持的本钱，)蒋公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精打细算，以稀有金属矿产与德国贸易(至于英,法,波有没有骂咱们助纣为虐就不知了),建立起了以新式装备为核心的20到30个中央军师团，外围是用津贴的方式维持的100个师的地方部队，更外围的部队，只要名义上服从中央，细节也就不过问了。这种小心翼翼的平衡局面，终于迎来了抗战。其实蒋公在西安事变以前，希望将对日战争推迟3-5 年，以期待准备的更充分一些,这个计划被打破了.纵是英雄，也必然要受时代的限制啊。
1937年卢沟桥开战不是蒋先生所企望的，（至于是否是有组织故意挑起，现有多种说法，尚难采信）如果可以的话，他一定继续安内再攘外，而外交方面呢，是苏联希望中国和日军大打，好让他可以专心于西线。而蒋先生则想先牺牲局部利益满足日本，让日本北进，去和苏魔拼，中国保持中立，看以后情况发展再决定，反正届时中国也准备好了。
蒋先生也没有什么全面的抗战计划，以中国的国情也不可能有什么计划。一个国家的军备要靠社会组织的能力，交通通信，工业，科技，能源等等，拿几百万，买飞机可以，但是配合的几十个飞机场，高射炮，探照灯，保养维修，人员，器材一样也少不了。飞机缺一个轮子就不能起飞，这个就是设备最先进的部门被不能协同的落后部门拖累。
尽管局面艰苦,但中国抗战的总设计师蒋百里将军早就说对蒋讲过:"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他讲和。"
蒋先生领导的是一个以17世纪农村社会为基础的国家,时美国大作家海明威重庆期间在疫区看到卖粪的小贩居然让农民用一根稻管去吸粪便，通过吸得出吸不出来测量粪便的浓度，由此他在文章中认定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就这样一个不具备实质统一，衣食不周的国家，怎样和当时的世界强国日本抗衡呢？但蒋意志已决，曰："与日寇死拼，痛苦，若亡于日本，虽经过几十，几百年的时间，我们仍然可以复国，但同样是痛，长痛不如短痛"。这必须要有极大的勇气，高度的想象力，不惜牺牲的精神，操作内外因素的手腕，以及绝好的运气。抗战中期重庆紧迫时甚至有要将首都迁至拉萨抗战打算的蒋先生还说："在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与中国作战，没有什么决战，除非日本占领中国每一里土地，他们占领我们一个省，至少要一个月，我们18个省，至少要耗费18个月，那国际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也不可能占领我们一省，时间久了，日本的地位就危险了，我们现在就是时时可死，步步求生。"
蒋先生向各地军阀要兵，不是靠统帅的命令，多是要称兄道弟的讲交情。1936年的黄金年全中国财政收入只有4亿美元，约合现在二,三十亿美元，用这么点钱维持几百万军队作战，免费教育，维护建设，绝对是捉襟见肘。及至广州陷落，海岸被封锁，关税收入全部丧失，国家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这样微小的数目，无法应付巨大的预算，只能由负责人用采包办制度，导致经手人有了贪污的可能，但是追根溯源，还是掌握的资源不足以对付眼下的问题。
松沪大战,国军30个精锐师消耗殆尽，蒋先生以为日本就17个师团，已经无力再进，但日本这个军事制度及工业非常发达的现代国家，军令一下，就又调来了几个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预备役师团。在杭州湾登陆后合围国军，国军被迫撤退。徐州会战以后，面对快速的机械化师团，为避免赖以后续抗战的几十万国军被围歼，只能用决开黄河来阻止日军以争取时间，这才争取到时间在武汉与日军激战。
蒋先生败而不降，给日本带来无尽的苦恼，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后，中国通冈村宁次对军部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的作战意见》中不无沮丧地认为："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介石，一介顽石抑或是仗信如介石?总算苦撑到1941年， 11月底美国国务院通知日本必须从中国，越南撤军,日本的强硬派索性放手一搏，太平洋战争爆发。有人讲蒋公从此作战不积极了，这很片面，国军10多师与日军3，4师团的会战，每年都有。何况日军师团14000到16000人，火力强大，国军一师6000到7000人，缺乏骡马，车辆，征兵已及至人力的极限，且士兵体力，智力不堪教练，不知道协同，各个部队特别是杂牌部队，各成体系，自操方言，难以协调，什么社会就有什么部队，中日双方的军队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纪的产物。国军的300到500万军队，只有100万步枪，800门火炮。美国经过艰险无比的驼峰航线从印度空运来的300吨制作武器的材料，在重庆全部做成子弹，每个士兵，一个月也只有4发子弹，（包括机枪手）。史迪威说过，他在江西看到一个团，只有4挺机枪，800发机枪子弹，最多打10来分钟，就没有了。但是依然勇敢的向日军进攻，五天五夜，全团只幸存400人。
到了战争后期，通货膨胀，国军离没有补给已经不远了，部队以经商，走私来维持，军队开始败坏。蒋先生如何支撑呢?只能咬紧牙关硬拼，部队只求吃够，不求吃饱.1944年全国钢产量只有1万多吨（同期日本是接近一千万吨,美国是八千多万吨），不够现在一个小时的产量。蒋先生就以一个中世纪国家的社会所构成的五花八门的杂色军队凭劣势武器和强大的敌人对抗8年之久。国军一师6000人，行军，扎营，埋锅，砍柴，挑水等等全部系农村习惯，除了军装和那个烧火棍与明朝军队区别不大。
国军一度低到90万，以后全靠不断拉壮丁，素质每况愈下，史迪威曾经看到,铁道上一节车厢没有机车，无法拖走，只好用上百人用手臂挽拉。
1945年胜利，上海市民去机场迎接国军，以为是英姿飒爽，结果看到的是身体赢弱，担着水桶，扛着箩筐与苦力无异的士兵，景仰之情顿时失去。而接收台湾的国军士兵看到当地民众把铁管插进墙里就能出水（就是我们称作的自来水）均感到十分好奇。
蒋先生动员300到500万军队，以全国为战场与强敌做8年生死之战，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是他没有合适的组织，缺乏支持的社会，强有力统一的政府，如果有，日本也不会侵略中国了。好些事只有马虎将就，也就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黄河决口，拉壮丁等等，一切都来。只要能维持当前的局势，就不惜这些牺牲了
蒋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替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包括统一的军令，征兵法，税收制度，新的教育制度，中央银行，新的货币，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但是只是建立在一个残余的，旧有社会的基础上的，缺乏中下级支持，效能脆弱，一个中世纪的农村社会缺乏支持一个现代高层机构的功能，但是使得中国有了一个高层机构和自由，独立的国家主权。国府虽也发布过很多法律，但是缺乏社会强迫性的支持，也就是17世纪的社会形态当时无法实施20世纪的法律。而今日教育的普及，使法律可以逐渐的通行了。
来源:林泉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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