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东川发现世界级金矿
02年，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入滇，与209大队组建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西南资源公司的股份至90％。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副会长刘益康认为，“西南资源哪怕到现在，和老牌的矿业公司相比，还差很远，还只是一家初级矿业公司。”
外资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金山公司认为地方政府在解决群体性事件、打击盗采行为等方面做得不够，认为地方政府没有配合金山公司工作。但从东川区调研报告中可以看出，东川区对金山公司的工作也有颇多不满。其中包括违规租用和征用土地及有林地、环保投资力度不够，造成周边村组环境受到污染、公司非法私挖道口，砍伐行道树等等。
金山公司与当地村民的矛盾：
协调费出现分歧——村民三次围攻金山公司现场基地，良民变“暴民”；拖布卡镇副镇长吴建坤说，“勘探面积增加了，但综合协调费没有增加，这是金山公司与村民矛盾的主要导火索。”
村民“盗矿”问题——东川区调研报告认为有效遏制了村民私采盗矿，但金山方面不满。调研报告提供一个例子是，在处理不法村民哄抢金矿行为时，一位外方顾问责问公司聘请的无证保安：“当时为什么不开枪”？
泥石流问题——《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关于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地质灾害隐患的处理决定》78号文件：“金山公司在拖布卡镇新山、马家沟、白砂坡一带进行大规模的勘探，修筑了大量的简易公路，开挖勘探平台，从而形成了大量砂石、土堆积，并有部分砂石、土滑至沟底，现已造成极大的地质隐患、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加严重的是拖布卡镇奚家坪村位于勘探区的下方、马家沟沟口处，全村共计137户495人，公司修筑的简易公路及勘探所产生的大量废弃土并未及时处理，一旦雨季来临，势必对奚家坪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东川区国土资源局局长杨成林怒斥“假洋鬼子”：
“如果泥石流足够大，那金沙江也可能被阻断，威胁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和三峡工程安全。”
“你们是外国企业，但外国人在中国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你不能乱搞，不管当地老百姓的死活。”
现在来做工作的人很多，“希望我们配合金山公司工作。上面有的部门，几乎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了。但我现在的态度很明确，领导给我发文件，说不用管了，让他去挖吧，我们就不管了。生命重于泰山！我在想，哪个领导敢发这个文件？”
金山回应：
金山公司外联部经理张慧说，“在我们公司进来之前，当地哪有那么多摩托车和拖拉机呀。”他们已考虑了拖布卡的长远建设，比如资助当地兴建养殖场、农产品加工基地等。进入正式勘探阶段后，金矿还将创造数千人的就业机会，如果每年黄金产量是10吨，则每年能贡献3亿元的税费。
制度缺陷：
由于在中国尚未建立独立探矿人资格认证和探矿制度，如果这些国外探矿人确实存在，在法律上属于灰色地带，介于盗矿淘金客和初级勘探公司之间。
加拿大对中资收购的排挤
04年，市场曾传出中国五矿集团正在就收购加拿大诺兰达矿业公司（Noranda）消息。加拿大的主要报纸之一《国家邮报》连续发表措辞严厉的文章，强烈反对把诺兰达公司卖给中国五矿。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多伦多星报》近日也发表社论呼吁联邦政府要审慎处理中国收购诺兰达案。迫于舆论的压力，加拿大工业部长爱默生后来对此收购做出了负面的表示。
2004年，东川市经行政区划调整，成为昆明的再就业特区及中国唯一的零税区。而在境内发现价值数百亿元的世界级金矿，无疑给了东川以重生的最佳契机。
“到中国淘金去”！自从马可.波罗在13世纪，将他笔下的中国描述成“黄金遍地、世界上最富庶繁华”的东方神奇国度后，这句话就成了700多年来，中西交往史上的重要主题之一。
但早期的西方冒险家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的后代在21世纪初期的中国大地上，确确实实找到了金矿，而且不止一座，有的储量还相当惊人。以云南东川博卡金矿为例，这座被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Southwestern Resources Corp)控股90％的金矿，在只评估了67口探井后（根据加拿大HATCH公司评估），就发现有156吨的金储量。而该金矿的探井目前已有230多口，因此，有专家认为，博卡金矿储量很可能超过300吨。在关于金矿储量大小的划分中，50吨~100吨储量为特大型金矿，100吨以上即为世界级金矿。
此前，储量超过100吨，曾号称是“亚洲最大金矿”的贵州烂泥沟金矿，开采权也为外资所掌控。
在常人眼里，外资掌控一个中国企业后的经典情景是这样的：先进技术源源而入、管理科学、注重安全、注意环保；地方政府积极为外企做各种服务工作，获得大量税收……
但东川播卡金矿的故事却颠覆了这一经典性的想象。
老矿城发现了超级金矿
发现世界级金矿之前，位于云南与四川交界处的小城东川就曾闻名海内外。20世纪50年代，东川和大同、鞍山一起，成为中国第一批开发的矿业城市，东川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铜生产基地之一。但随着东川铜矿资源的逐渐枯竭，负责开采该铜矿的东川矿务局入不敷出，2002年宣布破产。因矿而生的东川，也从省直属的地级市，降格为昆明的一个区，成为中国第一个降格的老矿业城市。
破产的恶果远不止行政区划降格这么简单。因为破产，大量职工无法安置，东川区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度超过40％。另外，当地有10多万农民人均收入不到800元。
另外一个让东川闻名于世的是泥石流。在成为新中国的铜都之前，东川就已有数百年的铜矿开采历史。土法炼铜时，当地的树木柴草就是燃料，数百年的开采史，使得东川的植被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森林覆盖率竟只有13％。失去植被保护的山谷沟壑风吹雨蚀，水土流失面积接近全区国土面积的70％。许多沟谷干季寸草不生，雨季泥汤滚滚，沙石俱下，形成破坏力极强的“泥石流”。据了解，东川全区1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107条大大小小的泥石流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东川泥石流暴发频繁、类型齐全，因此被称为“世界泥石流博物馆”，成为世界泥石流学术研究的重要实践基地，中国科学院还在东川成立了泥石流观测站。
曾有云南省领导视察矿务局破产后的东川时，连用三个“破”字形容：“山河破碎，城乡破旧，企业破产”。
2004年，东川市经行政区划调整，成为昆明的再就业特区及中国唯一的零税区。东川人希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能让这座老矿业城市“浴火重生”。在境内发现价值数百亿元的世界级金矿，无疑给了东川以重生的最佳契机。
事实上，在东川能发现超级金矿，是许多地质与矿业专家们未曾想到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外资能掌控这座世界级金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川金矿位于金沙江边的拖布卡小镇，在乡镇撤并前，东川金矿部分位于后来撤并给拖布卡镇的播卡乡境内，因此该金矿又称“播卡金矿”。1996年之前，拖布卡镇的村民无意间发现这里蕴藏黄金，云南省807地质大队随即进入勘探，并开始试开采。但不久就把探矿权转给了云南省核工业209地质大队。受技术和资金所限，后者也没有实质性进展。后来，209地质大队和一些湖南小企业家成立了金星公司，一边勘探，一边开采。
当地村民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当时的金星公司开采金矿，和以前村民的土法炼金并无多大差别。他们甚至会将一些金矿点承包给当地村民。
2002年，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入滇，与209大队组建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当时209地质大队投入矿权，西南资源公司投入301万美元现汇，正式对播卡一带金矿进行“地质勘查、开发和采矿”。由于勘探需要不断增加投资，外企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的股份也从60％多激增至90％。
对于这家加拿大公司的身世和实力，在云南一直有不同的版本和说法。有人认为西南资源公司是一家实力雄厚、技术和资金能力都很强的老牌矿业跨国公司，但也有人认为它只是一家到中国来淘金、以炒作股票为目的的小勘探公司。其实只要查询一下加拿大矿业上市公司的资料，并不难得到答案。
刘益康现任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副会长，1975年以后，刘益康曾担任原冶金部地质勘查总局总工程师、中国冶金地质勘查工程总局副局长等重要职位，对西南资源这家加拿大矿业公司，刘益康了解颇多。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西南资源哪怕到现在，和老牌的矿业公司相比，还差很远。它在加拿大多伦多上市，总共大约有5000万股，现在股价是12~13加元，以前价格是2~3加元。还只是一家初级矿业公司。”
但刘益康强调，规模小并不意味着实力差。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80％到90％的好矿，都是这些小公司找到的，因为风险勘探这块，主要是这些初级小矿业公司在参与，大的矿业公司一般不参与风险勘探，他们的实力主要体现在开采这个领域。”
经过3年勘探后，金山公司委托加拿大HATCH公司于2005年6月做出《云南省播卡矿床初步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根据当年截至4月份完工的67个钻孔数据计算出有150吨的储量，品位达到2克/吨至5克/吨，可年产黄金7吨至12吨，可持续开采10至15年，堪称中国第一金矿。
金山公司的外联部经理张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播卡金矿的钻孔达到230多个，95％的孔见矿，总进尺近9万米，因后来未进行储量评估，公司对外发布的信息一直沿用150吨。”
也就是说，67个钻孔发现150吨的金矿储量，在230多个钻孔评估后，有专家认为播卡金矿的储量可能超过300吨。
但是，进入勘探阶段已4年的播卡金矿，一直没有进入开采阶段。而金山公司与地方政府和当地民众，却矛盾丛生。从土地占用补偿、泥石流隐患整治，到对偷矿行为进行管理、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金山公司和东川方面都各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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