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4,000人被控收受贿赂，8,000多名政府官员违规担任企业要职，1,000多人违反了公务员住房的有关规定，1,000多人利用职务之便公车私用。
政府官员越权审批其亲友的银行贷款共计 25亿元人民币（合约3.09亿美元）。13位部长级官员被立案起诉，其中3人已判死刑。与此同时，国家审计署也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审计工作，尤其针对部委和其他高层机关进行审计，并于去年首次公开了审计报告──《2003年审计报告》。
《2004年审计报告》也于今年9月出台。该报告对32个中央政府部门进行了审计调查，结果显示去年揭露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包括：滥用公款购买小车或豪宅、同一工程项目重复开销、违规发放奖金巧立名目、乱收费现象严重等等。据统计，2004年的审计报告共查处种类问题涉及240亿元人民币。
这一连串的反腐措施让外界觉得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在提高管治水平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场反腐运动更重要的目的是斩草除根－铲除江泽民在党内的残余势力。
另外，反腐运动还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发展过热，因为经济活动中时常发生官商勾结、暗箱操作等不法行为。表面上，与腐败作斗争是为了提倡领导班子廉洁、自律，然而实际上是为了掘取政党和经济的主导权。
围剿“上海帮”
当然并不是所有被查处的腐败分子都是江派人物，但多数大案要案却与江泽民脱不了干系。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上海帮”。20世纪八十年代，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党委书记，拉拢了一批政客及商人。
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上海帮”完全目无法纪。自中共十六大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之后，上海帮即刻成为了众矢之的。上海地产界大亨正毅首当其冲。调查发现，周正毅不仅买通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行长从而获得巨额贷款，而且还贿赂上海官员强制拆迁民宅。
正所谓“拉出萝卜带出泥”。周正毅案牵涉了上海市政府的大批高官，然而在江泽民的压力下调查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最终，周只是被控操纵股价及谎报公司注册资本两项罪名，而其他更严重的罪名和同谋都没有遭到指控。
与此相比，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的案例则更为成功。田凤山原是黑龙江省省长，在江泽民的扶持下被提拔为国土资源部部长，后于2003年10月被撤职。
最近由香港记者编著的《高层贪官财色档案》认为，田凤山在职期间私吞公款、收受贿赂因此导致了下台。
担任黑龙江省省长期间，田凤山曾批准了多项具有欺诈性质的工程超过100项、总值48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而后又将直接经济损失伪装成“基础设施开支”。另外，他还与众多黑龙江省官员组成了一个非法卖官集团；担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期间，田凤山曾收受了一笔50万元的贿赂，并利用职权将某地方官员迁至北京。田凤山案件的败露导致了大批黑龙江省官员纷纷落马，而许多类似的腐败案件也相继曝光。
冷却过热经济
反腐斗争能够有效地控制资金投入，减少国有银行违规贷款，抑制国有资金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流动。另外，许多工程或专案因为违规审批或非法倒卖国有资产而被叫停，因此投资行为将逐步受到控制。
2004年的审计报告同样也揭露出一批未经审批的贷款以及工程项目。例如，空中交通管理局于2003年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向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提供了利息为2.71%的贷款1亿元人民币，而后者又通过中信实业银行将贷款以12.03%的息率转贷给一家房地产公司。
一年之后，金飞按照2.71%的利率支付空中交通管理局约279.9万元人民币的利息，而自己却赚取了约为923.1万元人民币的息差。但是审计报告中并没有透露金飞背后的利益冲突或是政治背景。
大多数未经审批的融资行为都导致了直接经济损失。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例，该委员会向6间资金不足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出了共1亿元人民币，结果却是石沉大海。
1996至1999年，国家物资储备局属下的深圳华储实业公司未经上级批准，擅自为广东省储备物资管理局所属广东华储等三家公司1.17亿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后因广东华储公司经营亏损无力还贷，深圳华储实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法院追缴200.39万元，另有4919.61万元须承担被追索债务责任，形成潜在损失。1995年6月，上海鸿升贸易发展公司借给中外合作上海百乐门华美娱乐城有限公司500万元，到2005年1月才收回20万元。1994年，外交部在某投资公司存入4笔定期存款共计3000万元，期间收回本息1734万元，后因该公司被撤销，剩余本息1900万元面临损失。
挪用巨额公款的主要的用途是投资房地产。国家物资储备局的案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从1989年至1994年，该局累计投资了3,800亿元在深圳进行房地产投机活动。
1992年以来，深圳华储实业公司变卖其从国储局借入的储备物资后，将获得的收入等共计7147.25万元投资海南、武汉等地房产及购买土地，因房产已成烂尾楼，土地长期闲置，目前已累计亏损 432.81万元。1997年，北京华储物资公司将3000万元银行贷款通过成都某公司投资于房地产，后因该公司被注销，仅收回730万元，加上利息共计损失2884.04万元。北京华储物资公司还投资4100万元修建高速公路及房地产，净损失2971万元。
以往与房地产有关的公款挪用专案大多涉及商品房投资，然而2004年的审计报告却揭露出越来越多公款挪用涉及机关内部的基建工程。
2004年，农业部在部分专案前期工作不完备的情况下，下达所属全国畜牧兽医总站、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等单位“兽医诊断中心”、“农机综合业务楼”等项目投资计画并安排财政资金 1.84亿元；在未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的情况下，下达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电视制作楼、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广播电视教育中心等专案投资计画并安排财政资金9791万元；还超概算下达所属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设施研究楼”投资计画并拨付资金565万元。
2004年，外交部在日常公用经费中，列支未列入财政部核定预算的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改扩建工程支出1880.30万元。同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属下的科技研究所违规投入6000万元建设办公室大楼，小浪底建设管理局未经批准修建综合服务楼，并挪用3500万元作为建设费用。2001年，环保总局未报经有关部门审批，自行建设投资 3520万元的北京会议与培训中心综合服务楼，建设内容包括培训楼、会议中心、餐厅等。
毫无疑问，反腐风暴能够巩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力，并且维持经济稳定。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是否能够达到反腐这一最终目标呢？
至少，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运动并没有遏制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趋势。1993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展了一次打击不正之风的运动，对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重申和提出以下要求：（１）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的仲介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２）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个别经批准兼职的，不得领取任何报酬；不准到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３）不准买卖股票。（４）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赠送的信用卡，也不准把本单位用公款办理的信用卡归个人使用。（５）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此外，中纪委还重点治理了国家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利用职权乱收费及利用公款出国出境旅游的违纪行为。
然而近两年的审计报告却说明，1993年的反腐斗争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各种腐败行为依然猖獗，唯一的区别是查处犯罪个案以及涉案金额都大大增加。
笔者Mark A DeWeaver博士从1991年到1995年期间曾为惠嘉证券（WICarr）及Peregrine Brokerage证券担任过市场研究员。目前，他致力于经营一个名为Quantrarian Asia Hedge的股票投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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