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公安局通知我明天上午九点到中医学院派出所，不知是凶是吉。事后冷静一想，这次他们是有备而来，主要目的是来取证的。上午九点多，来了十几人，有研究院领导，有学院派出所的，有十几年来常常打交道的一处（政保处）警察，有以前从没有看到过的电脑警察，还有一个专门照相的，还有一个女的。而我除了保护别人外，自己做的事基本没有遮掩，也对他们说了许多重话，如：你们不要充当黑打手，不要当历史的罪人。政治保卫处应该取消，因为搞的多是好人，如民主人士、宗教人士、法轮功学员等。历史将证明我做的事是爱国的，而你们许多人钻入共产党内，歌功颂德、拍马溜须，亡国败党。共产党如果能早些听取一些反面意见，也不至于搞得这么腐败，等等。我在每一份搜查证、传唤证、扣物证、讯问笔录（一式三份或两份）上都写上：“我抗议”“我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我不过是享受了宪法赋与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罢了，你们要请示中央”等。
搜查快结束时，来了一个领导，不知是局长还是厅长（因为我听到他们好象叫了一声“厅长”），我说要与他谈谈。他说：待会到其他地方会和我谈。我说：去哪里？他说：去你想去的地方。我知道他指的是监狱。到要走的时候，他们叫我要带药和血压计，我又多穿了一件长衣和一条长外裤（福州当天最高温度摄氏27度，有人还穿短袖，但我穿得较多，他们来时，我还在睡觉，因半夜我都会醒一、两个小时，搜查时，我就穿长内裤，只套上一件长外衣），再把门窗关好，出门前，把传唤证放在饭桌上，想让我家里人来时会知道，因为我平时一个人生活，以前常常被带走关了一段时间，都还没人知道，每一年都要搞几次，今年最少了，才找过我两次，今天是第三次。
车开到本校（中医学院）国际培训中心。中午吃了面条，稍待会儿就开始轮流问讯，由于我比较干脆 ，进行得较顺利。我也象以前一样，抓住机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我说到体制、制度不改，对谁都没好处，贪官污吏在被判刑前后，难道不会责怪这个腐败的制度害了他吗？种爪得爪、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已遭殃。国家腐败这么严重，你们在公安系统比我们了解得更多，人家提一些意见、建议，就抓人判人，将来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的，今天少关一个人，明天的罪责就少一份。到下午五、六点左右，那个头头来了，我问他姓名，他只回答姓张，还说自己也是老百姓。他重点还是说我的那篇“政治改革和三个代表”
一文造谣攻击污蔑党和国家政权，攻击中央领导。说我文中有十二个数据，有些明显是非功过捏造的。我辩解说：我所有的数据都有出处，没有一个是自已捏造的。还具体辩论了几个数据，……我还问他：“徐文立是颠覆国家政权的首犯，判得最重，十三年，为什么放弃原则把罪大恶极的首犯送到美国去过自由的生活，而其他协犯、从犯还在服刑！颠覆国家政权这样大的罪名能象儿戏一样的随便乱戴吗？难道还要象封建社会那样搞“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吗？”，只要知名度高就没事。难道可以不顾国家的安危，而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把颠覆国?业氖追腹┦窒嗨吐穑浚中攀姘×?BR>信舒！”走了，不知是什么意思。后来，专案人员从一大本法律专书中展示中国刑法105条给我看，是关于颠覆和煽动颠覆国家的内容。我又与他辩论，否定自己触犯了此条。他们还问我还想写什么文章，我说我写很多文章，如医学方面的、民间对日索赔方面的、政治方面的，但，心有余，力不足啊！
我的材料已经足够他们上纲上线定罪了，他们搞的笔录也是往有罪方面写，估计我的案子已由公安局起诉上交检察院或法院了。如果国内外营救欧阳、何、罗、刘荻方面没有进展，我的结局和他们不会两样。
回忆98年，王有才第一次被关押几个月未判时，我们分析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还没有结果，所以抓紧时间营救，我们都表态要和王一起坐牢，全国各地都声援，终于王有才获得释放。近年，美国忙于伊拉克、朝鲜等问题，胡温新班子改革的阻力重重，国内拜金为主，国外是否也有些疲惫，是否还有些离心的因素。譬如：在何德普被审，笔者考虑到之所以还没判，肯定在观望，如果负面反响大，就不会随便判。如果比较平静，那就可能一个接一个边看边判。审何、罗等人的时间也是精心安排的，排在神州五号上天前后，人们的注意力在航天一事上，看看能否从判何打开一个缺口。这时，偏偏看到海外一篇文章说何德普既是民主党成员，当年没有被判，近年还能以北京民主党负责人的身分发表文章，可能是中共的内线。在何被关押了近一年，在牢中还被体罚，并面临判刑的时候，说这样的话到底是无知还是无聊或是残忍，我想，就是平常会搞些离间术的公安人员此时都不会这样说（也没必要这样说）。先前，曾经听到美国一个大电台请的一位嘉宾教授谈中国的民主活动时说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沉默感到愤怒，我真哭笑不得。本人认为，就象国内民主人士没有权利要?蠛Ｍ獾疃ゴ?BR>关，没有权利要求方励之教授放弃自己的天文学研究而全身心投入民运，没有权利要求王丹先生不要一边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一边坚持将硕士、博士读完一样，海外的人们也不应该要求国内的一个个都要被判刑坐牢、一个个都要一边衣食无着、甚立国至贫病交加，一边冒着红色恐怖时刻不停地坚持斗争，否则就是“内线”，就是“叛徒、特务”，“沉默、龟缩”。
由于现代通讯、侦察手段的先进，电话窃听、传真窃收、网络破译、封锁、窃看、封锁等技术日新月异，国内外活动人士之间有许多猜疑、误会、甚至怨恨常常源于此，本人自己也曾怀疑过别人。多年来，我也多次替别人作过解释工作。就在那一天，那位张领导也问我，你认识何德普吗？你了解他吗？我说我不认识他，但我向他妻子了解了审判情况。他说，你就相信他妻子的话。我说，我也看了有关材料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在中国，为政治犯辩护是很危险的事，可是两个律师都作了无罪辩护，单单这点就很说明问题了，何况还有……。
“自由亚洲”香港记者第二天花了好几个小时向我以及公安局了解，最后也问我99年以后，为什么你很少说话了。我作了粗粗的回忆：98年7月份我因营救政治犯等被投入拘留所，虽然只有两周，但头几天，很危险，心脏痛得利害。出来后我还干。八、九月份全国各地都在申请成立民主党，记得山东谢万军申请时民政厅态度还不错，留下了申请报告，并提出一些要求，王有才也释放了，我向省委书记陈明义写了一信，认为：捎谀炅洹⒆ㄒ怠?BR>体等原因，想急流勇退，淡出政治，希望省委责成中医学院，复议对我的除名处理，恢复我的工作。（本人1980年被评定为助理研究员、主治医师，是由研究院、卫生厅上报，省人事厅审批的。88年我开始搞民间对日索赔活动，92年日本天皇要访华，暑假我到北京搞对日索赔活动，向单位请假，推迟二十几天回来，93年1月突然被单位除名）我很热爱自己的中医事……”。在这样的形势下，市公安局一处居然还由中医学院派出所出面又要将我送拘留所一周，我据理力争二小时无用，决定去，他们陪我回宿舍取东西时，我量了血压，低压140多，高压180多。我告诉他们，这是马上要死人的血压，校医所就在你们派出所楼下，五分钟时间就够，可以请医生来量一下。一定要关我，可以把我送到劳改医院或武警医院去。结果，不叫医生来，而且还是送去拘留所，到了晚上九点多血压还下不来，头痛得要命，我真怕脑溢血，不得不让同室大叫值班看守，我只请他去买些止痛药，因为我自己已带了降压药和血压计，但，头痛得受不了。9月28日出牢房，10 月2日王有才从杭州打来电话，我说，现在形势不错，你们看清楚了，怎么做对国家有利，你们就好好去做，我以后也可能参加你们的党，也可能参加共产党或其他的党，或者我一辈子都做个无党派人士，让我提提意见就行了。这一段时间，他们还是不断向我施压，其他省及本省的人也了解情况，没叫我参加什么活动。
2000年7月份我因车祸住院两年半。现在我伤痛还常常发作，心肌供血不好，容易疲劳。
本想向朋友报个今日平安，并说说那一天的情况，却写了这么多，干脆冠个标题，，算是一篇文章吧！
怎么又想起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处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如果没有进去，会天天报个平安，如果进去了，就暂时再见了，并请朋友们珍重！
林信舒 10月27
电话：0591-－357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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