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我们试图探索中国的发展前景时，9亿农民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命题。回顾2003年，我们发现了三个关键词“粮食”、“土地”和“上访”。这些词在这一年内大量出现在政府官员、媒体和普通老百姓的话语中，每一个词语背后，都有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沉默的挣扎。
所幸，时近年末，这些词语也出现在了政府的最新法律、政策中。这令我们感到：由整整9亿人来承受中国改革巨大代价的时代有望终结
制造无地农民实为制造流民
上访潮凸显基层政府危机
“不与农争利”乃是根本思路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咏和报道 又是一年快要过去了，刘大娘还是没有拿到自己应得的那份钱。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刘大娘说，这些钱看来是没有指望了。
刘大娘的故事
刘大娘所在的承德某县，几年来一直在“政府引导农民发展规模经济、订单农业”的思路下，由县里统一组织安排农业生产。每年全县的农民都统一种植政府选择的作物，统一去政府指定的种子公司买种子，收成由政府统一收购。唯一令农民不解的是，每年的钱有一大部分下发到村里以后就不知去向。“前几年的钱到现在都没发呢！”刘大娘说。村民只看到村支书家这几年盖起了大队唯一一幢二层小楼。刘大娘有个亲戚在乡政府工作，他告诉刘大娘，乡政府看起来级别不高，却是一个能捞钱的地方，在那里干几年就肥了。
农民彻底对“订单农业”失去信心是在2002年，那一年县里让统一种玉米种子。“种子本身就很贵，而且下的功夫也比别的庄稼多，抽穗的时候每天都要到地里去。但那个时候县里说已经和山东的一家公司签合同了，卖出去没问题，所以我们都种了。”但出乎刘大娘们意料的是，到了年底县里突然说不收购了，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订单农业”没有“订单”了，农民们不知道应该告谁。
刘大娘至今还记得去年的时候，种子卖1块2毛钱一斤，但大家不知道种子可以卖给谁，只好按照4毛多钱的玉米价贱卖掉。她用手比划给记者看“种子没有玉米那么饱满，一点不压秤，称的时候又亏了一次。”一年的汗水白流了，大家还要到信用社去贷款交各种各样叫不出名目来的农业税费。
又是一年快要过去了，刘大娘虽然对本应属于自己的钱拿不到手耿耿于怀，但她仍然有值得高兴的事，因为玉米已经从去年的4毛多涨到5毛多了，对于像她家这样只有卖粮收入的农户来说，这就意味着一年可以多挣几百块钱。要知道，现在村里普通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撑死了也不到六百块钱，虽然在县里面的报表上这个数字是1750元。
城里人所不明白的事
刘大娘的故事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显得平凡而乏味，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失望早已不是新闻了。记者采访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你们城里人是不明白的，以为城里粮价涨了，农民日子就好过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从今年9月起，全国粮价突然大涨，极短时间内，食用油、面粉和大米的价格不约而同地上涨了10%至20%，肉禽蛋奶等消费品价格也随之上涨。对于多年为“卖粮难”发愁的农民来说，似乎看到了增收的希望。10月，黑龙江农垦局长吕维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甚至乐观地预测：在这次涨价风潮中，农户收入至少增加了20%。
10月底，国务院召开了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指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粮食生产紧密结合起来，优化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提高粮食的质量和效益，发展粮食转化和深度加工，让广大农民从发展粮食产业中增加收入。
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农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从粮食产业中增加收入了。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列出的数据，自1997年起，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不断下降，1996年为9%，1997年锐减为4.6%，1998年4.3%，1999年3.8%，2000年2.1%，2001年4.2%，今年估计应该在4%左右，而同期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均超过8%。也就是说，如果相对于城市，中国农村经济这几年一直是负增长。
更严重的负增长出现在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自1997年起，4年中农民的农业收入累计减少了101元，考虑到全国有59%的农民属于纯农户，这部分家庭来自非农业的收入不到10%，因此纯农户的收入实际上出现的是负增长。
如果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上面那些枯燥的数据，那就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全国大概有4亿～5亿的农民越来越穷。他们穷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种粮食。
从今年的粮价上涨来看，开始是粮食收购商小幅提高收购价格，但这个价格到了加工厂、批发商和零售商那里，就一环一环地被放大。最后中国的粮价终于在10月中旬一举冲高，其中不乏粮商炒作的痕迹。粮价上涨的最大获利者是粮食流通系统里的中间渠道，而不是人们直觉上的粮食生产者－－农民。甚至根据李昌平提供的数据：农产品价格上涨20%的同时，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迅速上涨了30%。价格上涨，并不意味着农民就可以得利。
粮食，还是粮食
刘大娘说，这几年大家都发现种粮不赚钱了，所以村里的男人们都出去打工，只留女人和老人在家种地。实际上，这一现象在中国农村普遍出现已经很多年了。很多地方的耕地干脆抛荒，农民宁可看着肥沃的土地长草也不愿意每年都“多收了三五斗”。
12月25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闭幕，这应该是2003年最后一个有关“三农”的重要会议了。次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的社论中分析“农民增收难，主要难在粮食主产区……影响种粮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严重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影响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这次会议研究制定的政策措施，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要调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把保障粮食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
这似乎说明，中央已经决定要让种粮食的农民们有钱赚，以此来刺激中国的粮食生产，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说，明年工作的两个重点之一就是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但是政府具体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陈锡文早就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下，很难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维持农民收入，只要粮价不跌就已经很不错了。
今年粮价上涨总算让农民产生了1997年以来首次对“过个好年”的希望。但实际上，中国粮食供大于求的情况并没有因为粮食减产而改变，国库存粮仍然很多，加上国内进口粮食连年增多，仅在12月的短短两周之内，中国就向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累计购买了150万吨小麦和250万吨大豆，甚至引起了路透社的追忆“上次中国在短短几周之内就够进庞大数量粮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年前。”
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在内的多位著名专家都表示：明年粮价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对于那些常年耕作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农民来说，明年能赚多少钱，根本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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