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段时间抓内人党的消息是大家最感兴趣听的，因为这里有很多暴力镜头，这对无所事事而引起无限空虚的革命群众来说，无疑是一个有效的刺激。开始时抓的都是造反派头头，以蒙组为主，所有蒙组头头就很难逃脱，对他们的“群众专政”不仅是鞭打，有的把被审讯的人倒挂起来，叫“倒挂全猪”；有的把头按在炉子前熏，叫“熏乳猪”，还有一种叫“猫洗脸”的，即把头压在炉子上方，但炉子是盖上的，如果你不招供，立即抽开炉盖，让你脸部突然受热，这样你的脸会立刻大汗淋淋。其他还有上夹棍的，不少人因此腿压断，造成终生残废。上刑的主要目的是让你承认自己是“内人党”成员，此外，还要交代组织和其他成员，立功者受奖，宽大处理。听说不少是昨天你给别人上刑，今天你就被他人上刑，因为昨天被你上刑的人交待说你是他的同党，是假装积极，所以到后来人人自危。抓一个关一个，最后有的单位已无人可看管这些“内人党”。后来不得不把原来定为牛鬼蛇神的放出来看管这些人，因为他们长期被“群众专政”关押着，不可能参与“内人党”。真是“天道常变”，这些原来被他们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反过来看管他们了。
听说先后涉及这案的达二十万人，不少人在审讯中死亡，有十多万人致残（数字可能夸大）。
如果说“内人党”的影响还是一地区、局部的话，那一九六九年的抓“五一六”却是全国规模的。“五一六”组织最早是文革初期出现在北京某一大学的一个小的群众组织，矛盾是指向周恩来，后来很快被制止，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销声匿迹了。
不知哪一位在群众审查中，说他参加了“五一六”地下组织，并已发展到全国。这样，抓“五一六”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开始时矛头主要是造反派头头，后来几派群众组织的一般成员都涉及进去了，数量大得惊人。我是在一个千人的单位工作，而“五一六”成员达三位数，即至少五、六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参加“五一六”组织的。
中共名将许世友在1970年在南京说：“今年全省要抓两个深挖，一个是深挖煤，一个是深挖“五一六”，挖地三尺也要把“五一六”挖出来，看看是我们利害，还是“五一六”利害”。
据我所知，当时对一百万人口的南京来说，有二十万“五一六”，四十万人的无锡市有7万“五一六”，也就是占连老奶奶、吃奶婴儿都算在内的居民人数的六、七分之一。
这些数据是怎么出来的呢？一句话“迫、供、信”。都是那些造反派头头在受不了威胁和刑罚下胡乱供出来的，不少本来是负责抓“五一六”的，后来自己也被当作“五一六”成员而被看管起来了。
这些招供的人想，尽量把数量扩大说，不仅可免遭精神皮肉之苦，陪梆的人多了，将来对自己的处分就不可能太重；另一方面，负责抓人的人也想自己单位数量越多，成绩就越大，向上报时也反映自己能干，立场坚定，为将来升官发财铺平了道路。
各单位负责人为了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将交代“好”的，揭发了很多其他“五一六”的“五一六”审查分子，开群众大会表彰他们，并从宽出理。这样，这些人上台痛哭流涕，表示自己误入歧途，做了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的事情，现在在党的教育下，知道错了，再一次感谢毛主席，感谢党，又一次挽救了我。你想他们说得这么动人，哪一个会不相信这是真的呢？哪一个不陪着流出激动同情的泪呢？可是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在演戏。
随着天文数字的出现，大概连“中央首长”也怀疑起来了吧？在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这一切就慢慢烟消云散了。
从这里可看出中共是“怀疑狂”。现在在台上的一是怕下面起来反对他、二是对与他开会时坐在一起“战友”也不放心，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而事实上他们确实是不可相信的一群。
这使我不禁想起西班牙塞凡提斯的名著“唐吉柯得”的故事，书中主人公唐吉柯得骑着战马与风车搏斗的故事。中共经常也在与自己想象中的敌人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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