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发生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中共对媒体的严密控制，这是中共应付危机的经常手法和基本招数，也已经成为下意识的手段。不但在媒体、互联网严禁报导有关事件，广东的《南方都市报》在北京“两会”期间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调查广东非典型性肺炎，更成为南方报业集团被整肃的理由之一。其实这个呼吁不是有先知先觉的真知灼见吗？但是却成了犯错犯罪行为，中共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由此可见。
然而军队的枪支、武警公安的棍棒，乃至最现代互联网上的防火墙都挡不住肉眼看不到的病毒。中共将为此付出代价，遗憾的是，中国的老百姓，乃至人类，都要成为中共的陪葬品。也许，这正是他们长期纵容中共为非作歹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只希望这个代价不要付出的太大，期望现代科学能把这个代价限制在最小范围。
现在中共的媒体大量报导有关非典的情况，但愿由此可以打开中共资讯封锁的缺口，有心人应该有意识的做些事情。因此即使有“过火”报导也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能像报导伊拉克战事那样给中共的“舆论导向”牵着鼻子走。只有启动了新闻改革，增加透明度，才能够谈得上政治改革。而这个新闻改革，正是中共最保守的江泽民之流所严守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江泽民连续多年被国际保护记者协会评为“传媒公敌”。
当然，对中共的改革不单是针对新闻封锁、黑箱作业的问题，而是要改革它的唯利是图的贪婪本质。1957年，当时的教育部长、民主人士张奚若对中共有十六个字非常中肯和一针见血的批评，因为刺到痛处而使毛泽东耿耿于怀，多次在中央会议上予以批判消毒。张奚若对中共的批评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这十六个字不但用在毛泽东身上，不也是江泽民活脱脱的写照吗？如果中共十六大的新班子能用这十六个字的教训来改造自己，那就有可能使中国打出一个新的局面出来。否则他们可能成为中共半个多世纪罪恶统治的殉葬品。
1957年反右，带来1958年大饥荒的人祸，死了几千万人。1961年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做检讨，给中共带来改革的契机。但是不久毛泽东反扑，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陷进更罪恶的深渊。文革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上亿人口受到直接冲击，经济面临崩溃边缘，邓小平走改革开放道路，又给中共带来改革的第二次契机。然而特权利益作祟，邓小平后来停止了政治改革，而江泽民更把政治改革拉后退，于是出现这次非典病毒的灾难。这次当然也给改革带来契机，但是如果中共只顾及特权集团的利益，则这次改革也可能胎死腹中。因为这次还谈不上改革，撤掉一些官僚的职务并非第一次，石油部长宋振明、副总理康世恩曾为钻井台倒塌、商业部长王磊曾为多吃多占、交通部长丁关根曾为火车事故被撤掉职务，那都是中共在改革势头向上升的时期做出的决定；但是改革一停止，就没有这类戏唱了，例如丁关根反而受到江泽民的重用主管宣传的阎王殿十几年。现在撤掉张、孟的党内职务，连理由都没有说，还要黑箱作业，因此同改革还沾不上边。但是事不过三，这次的契机如果失去，中国老百姓是否还会给中共其他机会呢？
1985年，戈巴契夫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第二年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厂辐射泄漏事件，酿成巨大灾难。戈巴契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我们的工作是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以为我们可以只采取治标办法，可以耍花招掩人耳目，那是不能容许的。对这次事故，需要做充份的和客观的报导。缩手缩脚态度是一种不可取的政策。”中共一直歪曲戈巴契夫的改革成就，正是这个灾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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