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怎么想起要编一本《毛主席语录》呢？”
“我们之所以萌发编辑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这首先还要从《解放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说起。
“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以后，首先在全军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1960年3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
“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我当时在军报资料室负责马、恩、列、斯、毛语录卡片资料工作，为报纸选编毛主席语录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头上。在社里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中心、负责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
“说来也是很巧的。一次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同志，带领人马到几家报社参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主席语录》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对我们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来说，太用得着了！唐平铸指示我们派人去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抄回来。由我负责重新整理，按我们设的专题重新排列，并把我们以前积累的充实进去。最后又作了校订。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毛主席语录天天见报后，部队里反应热烈。当时军队文化程度不高，战士多数是从农村招来的，有初中文化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了，让他们直接学习毛主席的原着有困难。而我们当时摘编的毛主席语录均是毛主席著作中，最简洁、最通俗、最精辟地讲出道理的语言，战士们一看就懂，一讲就明白，这样，学习毛主席语录，战士们既学习了政治，又学习了文化。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林彪对他提出的语录登报的事也是很得意的。1961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说：‘解放军报上天天有毛主席的语录，编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导员难解决问题，不过不要多，而要好。’到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又讲：‘解放军报经常按照当时的需要，把毛主席的语言摘出一部分登出来，底下也表示欢迎。’
“军报资料室在为报纸选登毛主席语录的基础上，又时常结合当时全党全军中心任务，汇编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大篇幅地在报纸上集中发表。如1961年的《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论政策》和《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联系实际》等的专题语录汇编。后来又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领导作用和工作方法》等等。
“1962年2月3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曾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鼓励了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
“鉴于当时这种情况，我向报社领导提出了要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领导上十分赞成，但说要请示一下。”
1964年第一个黎明，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去参加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我们建议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
“一天，唐平铸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总政领导要我们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我接受了这项任务。时间如此紧迫，必须争分夺秒。我一放下电话，立即拟定了编选计划。送报社领导批准后，马上投入了工作。
“为了保证如期完成任务，领导上又调了一位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同志帮助我一块儿干。我那时虽也才30多岁，但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妈了，我的家不在报社,为了工作方便，我住到了报社，夜以继日地苦干了一个星期。我们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但仍觉得速度慢，最后我们索兴搬到了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我国经济开始复苏，餐桌上也能见到点油腥了。这年除夕也显得比前两年诱人，我的四个孩子，两个在学校住校，两个在幼儿园住托，平时很少能在一起。快过年了，都盼望着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过个好年。也就是在这年的除夕之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那天，我们在印刷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我手捧着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印张，心里感到无限的快慰，至今回想起来，都令人振奋。
风靡全国全球 发行50余亿册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16开本，其中共设23个专题，选编语录200条。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
“《语录》按期发到了与会代表手里。经过讨论，代表们除了提出增补意见外,还建议迅速印发部队。
“我们根据代表们的意见，花了5天的时间，对《语录》进行了增补。题名改为《毛主席语录》，仍为16开本。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1月10日，《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队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
“就这样，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
《毛主席语录》由总政治部正式通过定稿
“1964年7月，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四篇文章公开发表。为使《语录》中有这部分内容，并改进过去编排和所选内容的不足，我们提出了再版意见。正值这时，康生和毛主席秘书田家英也分别打来电话，提出《语录》中有三条语录虽是毛的指示，但摘选的文章不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希望再版时删去。
“我们的意见得到批准。再版《语录》编选，主要是内容的增减，原有的30个专题，没作大的改动，只是新增了三个专题。
“当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表，我们认为《毛选》第四卷主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我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的革命气势，《语录》没有反映出来。而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斗争中需要，在和平环境里以及一切工作中也都适用。所以决定增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
“当时我们党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是学不好的，因此，又增设了一个‘学习’专题。
“我们又采纳邓颖超同志提出设‘妇女’专题的意见，增设了‘妇女’专题。
“这样，再版的《语录》由30个专题增加到33个专题，所收语录也由355条增到433条。
“1965年5月，决定《语录》再版本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那天，总政领导和各部部长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结束后，临时决定在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集体讨论审定再版本《语录》。
“报社领导通知我马上到会。当我赶到会场时,总政各部领导都已落座等待了。没等我喘过气来,已在会场的唐平铸就说：‘你快点介绍一下选编《语录》的原则、指导思想，以及‘前言’的修改，内容的调整、增减和存在的问题。’听了他的话,开始我真有点蒙头了，我原是准备来听会的，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又意识到，这次会将决定再版本《语录》的命运，我想：这么多领导意见不会少。再说，《语录》内容多少本来意见不一致，真担心通不过。已经到这分上了，我顾不了那么多,只想把理由说得充分一些。我迅速地调整了自己，把这些天来脑子里装的问题一股脑儿地抖了出来，把拿不准的问题提交会上讨论。
“最后会议对《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的设立一致通过，内容仅删去了六条语录，定为427条，共8800字。
“这本再版本《语录》能这样如此顺利地通过，我是没想到的。当时我愉快、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语录本“前言”与林彪的题词及“再版前言”
“早在1964年5月，总政领导决定，将这本修改后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军报为此还发了消息。
“为了部队指战员携带方便，还决定将《语录》改52开本，这也是最早的小开本《语录》。
“在这本语录出版前，因为林彪当时主持军委工作，我们建议请他为《语录》题词。并且提出最好写雷锋自勉用的几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军报领导接受了建议，让我们将这四句话抄转给林彪。林很快写好，转了下来。当我拿到题词后，发现林彪只写了前三句，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写。我当即找到军报办公室秘书，请他给林办打电话询问。电话是叶群接的，叶回答说：‘林总写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不必再问他了，就用三句话好了。’
“我拿着题词感到为难，总觉得不够完满，请示唐平铸，唐沉默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制版算了！’我这才发送工厂制版。
“林彪题词除了少写了一句话外，‘听’字还多了一点儿，写了‘口斥’。《语录》发到部队以后，群众多次来信提意见，在1965年《语录》再版时才作了技术处理。
“1964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按出版惯例有个前言。由我起草后，经过唐平铸副总编审定，在64年版的《语录》上，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了。
“1964年下半年，《语录》决定再版后，为了进一步改进《语录》选编内容，切合部队的需要，报社领导指示我们下部队征求意见。
“我到了北京卫戍区某师八连。当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副指导员孔祥秀说，《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前言’应该有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如感到不好把握，可以把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论述加进ァ?p> “回来后，我综合了部队干部、战士的意见，并专门将孔祥秀同志对前言的意见写了一条。报社领导同意，把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的这段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加在了‘前言’的开头：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后来被罗瑞卿同志删去－－作者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都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里。……
“这个‘前言’经过总政和罗瑞卿的修改定稿，便成了1965年8月1日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的‘前言’。署名仍是‘总政治部’。
“《毛主席语录》再版本在全国发行后，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又陆续收到许多不同意见，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根据1966年8月1日－－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提法重新改写。
“我们据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报告,并建议语录内容不动，‘前言’修改好后，先登报，然后印成活页发给读者。
“总政领导很快就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并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我们根据总政和军报领导的指示，将当时文件和报刊上反复宣扬的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言论及提法，写进前言。交稿审定时，由罗瑞卿召集报社领导集体修改定稿以后，却在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有人主张仍署‘总政治部’，有人主张为了便于《语录》出口，署‘人民出版社’为好。这两种意见都报到了上面。后来又由军委及总政领导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再版前言’，于1966年12月16日刊登在全国各个报纸上。
“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见报后,我与原署名‘总政治部’和‘人民出版社’的小样在文字上核对了一遍，内容一点未变。
“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可惜他‘偷’得不全。又有人说，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张春桥写的。这也是不实之词，那时张春桥对这事还插不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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