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造就无天

黑龙江某市近千名中小学生，接受当地防疫部门的脑炎防疫注射后，先后出现发烧、呕吐等症状，部份学生的心脏亦受到感染，情况严重。按理说有关人员已经触犯了法律，本应尽快地将责任者绳之以法，但是由于政府措施不力，大批愤怒的家长冲到市政府大楼外示威，甚者用堵塞火车路轨表示抗议，要求严惩相关官员。
　　
山西一个叫农民，在掌握了以村支书为首的多人贪污五百多万公款的证据后，征得村中一百二十一名党员、干部、群众的签名。然后，理直气壮地向政府治贪部门层层举报。从镇里告到省里，长达八个月的向上举报过程中，被批转回来的举报材料久久压在镇纪委和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却总不见调查。这位农民对政府执法绝望后，自备了一杆枪，从一家杀到另一家，总共有十四人倒在血泊中。一个守法模范，就这样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

从以上两个事件中，我们不妨多一些假设。假设我们的政府机关都能自觉行使自己的职责？假如我们国家公务员中有一个依法办事的？假如我们的社会监督机制能够及时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一些恶性事件也就可能消失在萌芽状态。我们还能设想更多的假设，但是这些假设的假设，都离不开一点，就是政府管理的“无法”。

正是因为政府管理“无法”，才把老百姓内心的怨气的能量蓄积了起来，一旦内心的势能蓄积到了一定的势能，往往就会泛滥，造成无法无天现象，就连平时胆小入鼠的人也会出现吃了豹子胆的现象。

洛阳一村霸李洪贵打死6人，诱奸、强奸幼女、少女和成年妇女98名，打残人12名。在村里，由十几岁到四十几岁的，凡是有点姿色的，几乎都被他奸污过。貌美媳妇郭秀秀，当然也在劫难逃，李向她提出要求：“我什么时候来，你什么时候得好好伺候我。”郭多次到乡里和县里告，非但告不赢，告状的结果，却招来是有关部门对自己的依法加害。懦弱的丈夫，只好含泪别妻，李趁虚而入，变本加厉，霸占了长达两年之久。丈夫跪着哭求李罢手，李却当众把她丈夫打得口鼻流血，并当丈夫的面把她的衣服扒光，发泄兽欲。丈夫曾带着妻子外逃，李和乡官们又并将郭的夫妻二人绳捆索绑带回来，关押在乡里。

为弱者讨回公道的大门紧闭着，为恶霸作恶的大门敞开着，站起来吧，颠倒就是公道。正是抱着如此信念，憨厚老实而又懦弱的丈夫，在忍无可忍地情况下向奸污过妻子而睡熟在妻子身边的李举起复仇的菜刀。

胡星斗说：“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专制统治者们不择手段地追逐‘富贵’、夺取权力，还有酷吏、奸臣、宦官、外戚，以及各级暴官、恶官、昏官、贪官也上行下效，玩法律于股掌之上，置人民于血泊之中！他们大肆攫取利益，制造动乱，几千年君臣相杀，父子相残，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权力斗争将人异化为猪狗不如的野兽，社会陷入了无边无尽的灾难之中。

“特别是秦始皇创立了郡县制的官僚体制，上级命令下级，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层层施控，层层汇报，从丞相大臣直到贫民百姓，无一不在皇帝的股掌之中，而人民则望权兴叹，毫无制约之力。于是，权力万能，官贵民贱，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权力尽归大大小小的各级独裁者所掌握。官员们对上是奴才、鹰犬，阿谀奉承，丧尽人格，对下、对他所管辖的地域的老百姓则是独裁者、是虎狼，为所欲为，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杀戮无辜……这样，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逐渐把个中国弄成了一座大监狱、一个炼狱的国度。终于有一天，胆大的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削木为兵，与统治者展开了血腥的权力角逐，开始缔造着新的一轮王朝循环。”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让强者置与法律的监督之下，保护弱者的人格和利益，让弱者怨气有排泄的出口，防止《五人墓碑记》式的制度吃人悲剧重演。当制度只保护强者而不能保护弱者的时候，弱者就可能被逼为暴民。……

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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