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共發動反右運動。（網絡圖片）
2000年10月，一批原解放軍空軍右派軍官到遼寧省綏中縣前所果樹農場故地重遊，悼念在反右劫難中死去的戰友，反思那場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政治運動。會後大家分別撰寫回憶文章，並結集成《求索1957》。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全軍有多少空軍軍官被錯劃打擊？因檔案至今未解密，總數仍是謎。僅《求索1957》記述，被送到遼寧省綏中縣前所果樹農場「勞動鍛練」的東北空軍一部分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勞動教養和留在工廠勞動的約十來人。還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農場勞動的中右分子，其數量更是驚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莫須有之罪
在反右運動中，這些空軍右派軍官遭遇的「引君入甕，羅織罪名」的方式，大致有11種類型。
1、以言定罪
整風開始時，領導號召「幫助黨整風」，提出「給黨提意見是對黨的愛護，提的意見越多，說明你對黨越是忠誠」，鼓勵人們鳴放，並且一再宣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言者無罪」。絕大多數人因此入網。
鄭全東，北京人，1930年生，18歲加入地下黨，1950年參軍，東北空軍政治部宣傳部助理，妻子在遼寧省總工會工作，鳴放時，妻子單位已抓出一些發言的同志打成右派，因此警告過他。但他堅信黨的號召，也自信對黨忠誠，提了一些意見，就墜入網中。
第八航校反右辦主任周德潤（校政治部主任）鳴放時找訓練部材料製圖系教員余凱成、周建文、姚茂松等4人座談，上尉教員余凱成提出「現在政治運動寧左勿右，左也左得可愛」；周建文說「幹部政策重德輕才」；姚也說「思想改造應潛移默化，要和風細雨」。結果這三人被定為右派，佔全系教員人數10%。
2、以文定罪
楊潤桐，第三航校高級教練機飛行教員，江蘇鹽城人，1931年生，1946年（15歲）參加新四軍，當過騎兵偵查員。1950年調入空軍，培養成為飛行教員。鳴放中，他響應號召，寫大字報反映家鄉農村一些村幹部工作簡單粗暴，合作化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農民吃不飽等問題，被定為右派。
3、受命代筆獲罪
王玉林，北京人，鳴放時是第三航校飛行員、中隊整風組長。他所在飛行團直到1958年3月才開展突擊整風。這時全國反右已近尾聲。他心中已瞭解反右情況，未婚妻也曾告誡他不要亂說。因為大部分戰友都在1957年回鄉探過親，座談會上，大家將在農村的所見所聞「鳴放」了出來。空軍派來領導整風的一位梁副部長，召集各組組長開會之後鼓勵他說：「小王，你們相信黨，沒有顧慮，所以鳴放得好。」又號召大家向王玉林小組學習，並要求他們寫出大字報，以便讓其他組觀摩學習。小組同志們推選他根據會議記錄，綜合歸納去寫。於是他就寫了「飛行員待遇問題」、「農民生活苦，糧食不夠吃」、「地方幹部欺下瞞上互相包庇，私設公堂，吊打百姓，逼繳公糧」等十幾個方面的大字報。他堅信自己所作所為沒錯，對黨一片忠心，堅決不服強加罪名，被定為極右份子。
第三航校飛行教員白孟秋，在幫黨整風期間，因他是飛行學員組長，領導要他把大夥發言情況寫篇報導反映上來，藉此改進工作。大家推薦讓他代筆起草，經全體飛行人員舉手通過，以五組名義轉上，誰料這篇文稿竟被誣為毒草，就此被定為右派。
4、隨流簽名獲罪
許為南，空軍第16師第46團電氣特設師，1957年秋回浙江衢州老家探親，得知一些老師、長輩在整風反右運動中落馬，他感到茫然、心怵，所以在1958年春空16師開展反右派文件學習時他謹言慎行。為了打破沉默，發動鳴放，領導一再動員，並明確宣布：「根據軍委批示精神，師以下戰鬥部隊只學習文件，提高認識，不抓右派……」又組織排以上幹部去第48團參觀學習，他因值班沒去。大家參觀回來後，第46團維護組的幹部寫了一張小字報，大家都簽名，責成他把小字報抄寫成大字報。全文33個字：「團黨委整風中顧慮重重，不敢引火燒身，希望師黨委派工作組幫助四十六團整風。」因幫助抄這份大字報而被加上「不要黨的領導」的罪名，定為右派。
5、匯報情況獲罪
盧菊生，湖南桃江人，鳴放時，是空三軍旅大高炮指揮部秘書。1957年夏末秋初，他回老家探親，父老鄉親聞訊前來看望，言談中向他反映：「近兩三年，隨著初級社轉為高級社，產量一年比一年減少，農民辛苦勞動一年賺不回口糧錢，甚至還要倒貼，可農民哪來錢呀，就是寫封信也得眼睜睜地等老母雞下完一只蛋，才能賣出八分錢來買郵票。農村的幹部今天縣裡開會，明天社裡開會，回來就發號施令，下達指示。根本不聽取群眾意見，經濟不民主，帳目不公開，對上級奉承吹捧，對下面苛求卡壓。誰要是提點意見就打擊誰，甚至給扣上『壞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農民只有忍氣吞聲，消極怠工，出工不出力，以致地裡雜草叢生，人民面黃肌瘦。」盧菊生出於對黨一片忠心，回部隊後寫信向湖南省委反映。一個月後，湖南省委將信轉給部隊，他就被定為右派份子。
6、以隱私為據定罪
曲有盛，遼寧蓋縣人，東北空軍組織部幹事，因在日記中寫了蘇聯紅軍1945年在東北強姦婦女、搶劫財物，質疑「這叫什麼國際主義？」就把他定為右派。何燕，湖南衡山人，第八航校訓練部飛機維修教員，有寫日記習慣。鳴放時，按要求上交日記送審。日記中的小詩《空中的花》成了批判的靶子：「一朵小花，在綠草叢中/不安分地/搖晃著，掙扎著/一陣風，把它帶上了藍天/隨風飄蕩，呵！多好/我比誰都高，比誰都快樂/一場雨把它淋落地下/呵！呵！哎唷！/一輛車駛過，把它壓成土末。」批判者說它是對積極份子的諷刺和謾罵。而攻擊先進人物就等於攻擊領導，攻擊領導就等於攻擊黨支部、就是攻擊共產黨。如此層層引申，硬說這首小詩是大毒草，是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重要罪證。
7、被栽贓陷害
肖方，江蘇人，1940年參加新四軍，多次立功，任空軍大連文化幹校訓練處長。鳴放中，他向領導提了兩條改進教育方法的建議。主要領導借題歪曲，說他「看不起領導，對領導不滿，反對領導，就是反黨……」。於是就定他為右派份子、階級敵人。
王景華，河北博野人，1939年入黨，獲過「一級戰鬥英雄」稱號，鳴放時是第三航校團政治處主任。1956年返鄉探親，鳴放時反映一些統購統銷情況被定為右派。
羅友喬，1948年在上海交大讀書時加入地下黨外圍組織新青聯。1951年參軍，第八航校訓練部教員，曾作為解放軍代表參加過天安門觀禮。鳴放中沒有言論。只因曾同意部分軍官向空軍政治部反映對政治學習的意見，引起第八航校政治部個別領導人不滿，借反右之機栽贓陷害，強加右派罪名。
8、無端懷疑定罪
汪業祥，安徽蕪湖人，空軍第十六廠電氣技術員。1958年春，十六廠已宣布「本廠無右派」。可是突然有人檢舉，說他1951年在杭州預備總隊學習時曾在睡夢中呼喊「國民黨萬歲」。無論他怎樣辯白，最終還是定他為右派。
卓守鶴，浙江杭州人，東北空軍機務學校教員，他9歲喪父，14歲開始打工，自學無線電技術。抗美援朝期間調到中朝人民空軍聯合工程部，完成任務又回到東北空軍工程部。那時飛機上的羅盤故障多，為解決這個問題他做了一個無線電羅盤試驗臺。有位政工幹部提出：「一個僅有小學文化水平的人，竟能掌握無線電技術，造出收發機儀器，這技術是哪來的？」「他天天深夜一個人在實驗室裡到底幹什麼？」懷疑他和國民黨敵臺有聯繫，受到審查。1957年整風時，他為肅反遭審提意見被定為右派。
9、頂替名額
鄧衍傑，武漢人，第三航校飛行教員。在一次晚上宿舍拉亮電燈時，他說了句俏皮話「給我們帶來了光明」，就被推理為「暗示我們的社會黑暗」。但這只是定他為右派的一個藉口。真正的原因是，反右時，他所在的大隊劃了兩名右派，其中一名的右派問題航校黨委不能定，三次上報空軍黨委都沒有批准。這樣一來，空缺的一個右派名額就由父親是右派的鄧衍傑頂替了。
10、按預定指標湊數
反右時，從上往下，按照各單位人數下達右派指標，若達不到指標就會被批評為「右傾」。有些同志本沒有言論或大字報，但領導為了湊數就把一些人湊為右派。第八航校教員趙竹僑，鳴放時被借調北京空司工作，未參加鳴放，主觀認定他家屬資產階級而定為右派。
11、無妄之災
袁德修，河北蔚縣人，鳴放時是空三軍第206團俱樂部主任，至今他還不知道自己為何被打成右派。還有一名右派，名字忘記了。給他摘帽時，翻閱檔案，找不到有關材料。去信原部隊詢問，回答說他不是右派，誤送到這裡來了。就這樣他被白白地折磨了這麼多年。
責任編輯:李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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