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諸君：今天所講的問題，是怎麼樣可以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中國從前是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是頭一個強國，所處的地位比現在的列強像英國、美國、法國、日本還要高得多，因為那時候的中國，是世界中的獨強。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極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鬥，無論我們民族是處於什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所以能知和合群，便是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
中國從前能夠達到很強盛的地位，不是一個原因做成的。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從前中國民族因為道德比外國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國到外來的蒙古人，後來蒙古人還是被中國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國到外來的滿州人，後來滿州人也是被中國同化。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復。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此刻中國正是新舊潮流相衝突的時侯，一般國民都無所適從。前幾天我到鄉下進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後進的一間廳堂去休息，看見右邊有一個孝字，左邊便一無所有，我想從前一定有個忠字。像這些景象，我看見了的不止一次，有許多祠堂或家廟，都是一樣的，不過我前幾天所看見的孝字，是特別的大，左邊所拆去的痕跡還是很新鮮。推究那個拆去的行為，不知道是鄉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們所駐的兵士做的，但是我從前看到許多祠堂廟宇沒有駐過兵，都把忠字拆去了。由此便可見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了，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於國呢？我們到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於民是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死。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便不講忠字，以為甚麼事都可以做出來，那便是大錯。現在人人都說，到了民國，甚麼道德都破壞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
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究的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德，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甚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究竟是怎麼樣實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後，一般人便以為中國人所講的仁愛不及外國人，因為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開辦醫院，來教育中國人，救濟中國人，都是為實行仁愛的。照這樣實行一方面講起來，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
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此外國人好得多，在甚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甚麼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
比方外國人和中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記入賬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國人和外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便要立很詳細的合同。如果在沒有律師和沒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國人也有學中國人一樣，只記入賬簿便算了事的，不過這種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合同。逢到沒有立合同的時候，彼此定了貨到交貨的時候，加果貨物的價格太賤，還要去買那一批貨，自然要虧本。譬如訂貨的時候，那批貨價訂明是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只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貨，便要失五千元，推到當初訂貨的時侯，沒有合同，中國人本來把所訂的貨，可以辭卸不要，但是中國人為履行信用起見，寧可自己損失五千元，不情願辭去那批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讚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很多。
但是外國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訂貨，縱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訂貨的時候，那批貨訂明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價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來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貨，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國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東亞住過很久的外國人，和中國人與日本人都做過了生意的，都讚美中國人，不讚美日本人。
至於講到義字，中國人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實在是一個獨立國家，就是在二十年以前，高麗還是獨立。到了近來一二十年，高麗才失去自由。從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談諭世界問題，當時適歐戰正劇，日本方參加協商國去打德國，那位日本朋友說，他本不贊成日本去打德國，主張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參加德國來打協約國。但是因為日本和英國是同盟的，訂過了國際條約的，日本因為要講信義，履行國際條約，故不得不犧牲國家的權利，去參加協商國，和英國共同去打德國。我就問那位日本人說：「日本和中國不是立過了馬關條約嗎？該條約中最要之條件不是要求高麗獨立嗎？為甚麼日本對於英國能夠犧牲國家權利去履行條約，對於中國就不講信義，不履行馬關條約呢？對於高麗獨立是日本所發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脅迫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義之有呢？」簡直的說，日本對於英國，主張履行條約，對於中國，便不主張履行條約，因為英國是很強的，中國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歐戰，是怕強權，不是講信義罷。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
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民族，只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來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才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爾賽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人共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我們舊有的道德應該恢復以外，還有固有的智能，也應該恢復起來。中國有什麼固有的智識呢？就是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候有很好的政治哲學。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甚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它放在智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智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我們除了智識之外，還有固有的能力。從前中國人的能力，還要比外國人大得多，外國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從前發明的。因為後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
但是恢復了我們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進中國於世界一等的地位。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外國的長處是科學。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著他。日本學歐美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列強之一。如果中國能夠學到日本，只要用一國便變成十個強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便可以恢復到頭一個地位。
但是中國到了頭一個地位，是怎麼樣做法呢？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因為中國有了這個好政策，所以強了幾十年，安南、緬甸、高麗、暹羅那些小國，還能夠保持獨立。現在歐風東漸，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甸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擔負這個責任，那麼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甚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的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作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
来源:《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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