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區治理危機的起源——經濟篇(組圖)

作者:何清漣 發表:2014-10-14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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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4年10月14日訊】西藏、新疆與香港三地的政治與文化差異,在北京眼中並不重要,奉行唯物論的中共認為,只要經濟上趨同且一體化,政治與文化差異遲早都會被改造過來。針對這幾個「區情」很不相同的地區,北京採取的一體化政策也有區別。


香港

香港的四小龍地位:得失皆因大陸

香港地理位置為其帶來的優勢,主要是為中國大陸充當「國際掮客」。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後做出「暫不收回香港」的決策,就是看到了這一點。當時中共面臨西方全面封鎖,出於「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考慮,保留香港作為中國的對外「國際通道」。自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末,香港幾乎是中國唯一從國外引進資金技術的渠道,更是開展進出口貿易的基地。1979年以後中國對外改革開放,香港商人不僅成為投資中國大陸的主體,還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引路人與橋樑。

香港的衰落始自90年代中後期。其時,70年代後期作為香港經濟支柱的電子、製衣、玩具等產業全部遷往中國珠三洲地區,本港產業空心化。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香港逐漸喪失了中國轉口貿易的地位,離岸金融業務漸漸劣質化,淪為中國權貴官僚的資本外逃中轉站與「大陸洗錢的後花園」。近幾年,中國的洗錢金額也超過每年1萬億元,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經香港中轉。大陸人在香港鑽研出來各種洗錢方法,從投資移民、炒股、投資房地產,到投資藝術品、古董,無所不包。(見本人VOA博文《人民日報「十大外資來源地」背後的秘密》)

現在常見大陸人說,中國經濟現在不需要依賴香港了。這話只說對了一部分。正解是:中國政治經濟精英絕對需要香港。一,香港做為他們能操盤的洗錢之地不可或缺。二,港商是他們最容易披上的投資者外衣。除了將錢洗白作為外商到中國投資之外,到美國華爾街圈錢,港商身份較中國身份方便得多,尤其是「中國概念股」在美國股市陷入「財務欺詐」的醜聞之後,掛上港資招牌更便於通過美國證監會審批。當然,上述種種「方便」,只有在香港特區政府受北京高度控制的情況下才能輕易獲取。因此,北京無論於公於私,都不會讓香港特區政府成為真正的民選政府。

無論是香港昔日的繁榮還是今天的衰落,都與大陸息息相關。香港財政獨立,無需向中央納稅,北京倒也算是體諒香港的經濟困難,但幫助方法除了鼓勵大陸遊客赴港旅遊之外,並無他法。而大陸人借赴港之機在香港產子,搶購奶粉,以及一些不雅行為,讓港人認 為是搶佔資源,煩不勝煩,編了一支《蝗蟲歌》傳唱。所有這些日積月累,構成香港對北京產生離心力的一些緣由。


新疆

西藏新疆:花錢買穩定無助於經濟結構優化

西藏、新疆兩地被歸於「老少邊窮」地區。世紀之交之前,北京認為這兩地與中央政府的矛盾不足為慮,只要縮小地方差距,就能達成穩定,因此不斷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但隨著兩地與中央政府的矛盾日漸顯化,至本世紀初慢慢演化為「花錢買穩定」。如我在《蘇格蘭公投的中國啟示》中所說,自2008年至今,中央轉移支付在西藏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青海則在70%-80%之間,新疆較富裕,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亦高達60%左右。

但所謂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形成的只是對邊疆與貧困省區的輸血機制,而非造血機制,儘管中央財政支付的力度越來越強,但中國的地域差距越來越大,按照各地區不變價格計算人均GDP差異係數,1990年是55.4%,其後緩慢上升,2003年達到最高點75.1%,之後隨著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加強,差異係數有所下降,2012年下降至46.0%。除此之外,中央政府鼓勵內地人去兩地旅遊,發展當地的旅遊業。問題是,旅遊產業難以做為經濟支柱,當地人就業始終是個問題。



西藏

三地就業難,不同中的相同

這三地都有大型國企進駐,中國央企幾乎都在香港設了分公司,但人員基本自帶。那些洗錢業務,大都由在港的中資公司(多由大陸自帶僱員)操盤,除了讓香港經濟稟賦高度投機化之外,並未給香港人帶來多少好處,年輕一代就業、生活日益艱困。

藏疆的央企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外,餘下主要是資源性產業,數量不多,就算遵照政府規定按比例招收少數民族員工,能夠吸納的人員有限。2012年12月,人民網曾登載《西藏籍大學生「全就業」透視:公職崗位佔八成》,從當地大學生的就業流向,可以瞭解西藏地區除黨政事業機關之外,能提供就業機會的現代經濟部門極其有限。在《西藏就業」到底怎麼了——從"西藏特點」的就業問題說起》(見人人網《鐘扎西的日誌》)一文中,作者指出,西藏高校畢業生之所以熱衷公務員職業,是因為西藏產業結構落後,「實業少,噱頭多,規模小,波動大(彈性大),長期需求少的產業格局」。作為支柱產業的旅遊業,停留在較低層次上,著名商品蟲草雖然暫時給牧民帶來高收入,但難以為繼,且對生態破壞極大。

新疆少數民族的就業早就成為難題,伊力哈木曾在《當前新疆民族問題的現狀及建議》中作為重點闡述。比之西藏,維人面臨的情況更嚴重。因為新疆自50年代初就開始從內地移民,西藏由於地理氣候條件限制,直到近年才有大量漢人湧入拉薩林芝等地經商,這些人對藏人的就業並不構成影響。

真正的難題:繫鈴人無法解鈴

通過本文政治篇與經濟篇的分析,會發現三地情況不同,但北京的控制手法的要義卻相同,即通過各種不同的策略包括壓力,讓三地在政治上與中共趨同,經濟上全國一體化。

香港無論是經濟、政治發育程度與人口構成,均不同於內地,中共對其採取逐步收緊的政策,讓其與內地趨同。比如北京曾處心積慮地在香港施行洗腦教育,令港府成立一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並於2012年推出《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盛讚中國模式,批評西方民主,結果引發香港人民「反對洗腦」的全民大行動,被迫作罷。藏疆兩地取消本民族語言教學,被當地少數民族理解為「文化滅絕」。對此,維族知識份子伊力哈木在《當前新疆民族問題的現狀及建議》中、藏族女作家唯色在《為了「維穩」取消藏語教學》中均有論述。

讓全國經濟一體化,這是出於極權政治的本性。鄧時代開始市場經濟的改革,但其目的並非為了把經濟調控權讓給市場,而是為了讓權力更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以擺脫中共政治上的困境。現實表明,改革以來權力之手對經濟關鍵環節的干預,比計畫經濟時代毫不遜色。與計畫時代的指令經濟相比,這種隱性的市場干預對經濟秩序的破壞和商業倫理的消極影響更大。比如藏維兩大民族,不僅文明成熟,在人口與資源的控制上自古以來也有自己的平衡方式,只有在中共強力干預之下,才發展今天這種狀態,僅僅依靠本地的經濟產出,已無法支撐起當地的人口規模。尤其是西藏,沒有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地方政府的日常運作無法維持,公職人員當然也無法養活。

古話說「解鈴還需繫鈴人」。觀察三地的局勢,如今香港尚存有解鈴餘地,新疆問題則陷入無解之境:新疆現有維族人1007萬,漢人875萬,維漢共治,正是目前部分維人反對的格局;維族人要的那種「高度自治」,毫無疑問也會遭遇當地漢人強烈反對。但800餘萬移民及其後裔這隻「鈴鐺」,雖然是中共硬套上去的,但如今誰也沒有辦法讓漢人「回流」到人口與資源關係呈高度緊張狀態的內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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