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三一八慘案」中，執政的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請願的學生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凶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反觀1989年的六四事件，受害者至今卻仍難以昭雪...
段祺瑞政府衛隊與群眾對峙的情形（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1926年，中國現代史上發生了「三一八慘案」。當時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執政。在官邸前鎮壓請願的學生，死四十七人，傷二百多人，死難者中有一名女學生叫劉和珍，魯迅為此寫下沉痛的悼文，中國學生都是讀過的。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份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用同仇敵愾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啟超(剛剛動過手術、正在住院)、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著名知識份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先生更是激憤不已，為此而終止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諸多媒體加入了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週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地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三一八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後的十二天內，就連續發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一百零三篇。
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時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死難者舉行萬人公祭大會。時任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才、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竟潸然淚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啟動了形同虛設的國會和司法，曾被譏為「花瓶」的國會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併發表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還多少有些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最後，執政府的國務院全體辭職，執政段祺瑞頒布「撫恤令」。
儘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在屠殺發生後不到一個月，段祺瑞政府就在全國上下一片抗議聲中於1926年4月倒臺。而國民黨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軍事上獲得蘇聯的大量支持之外，國民黨相對於軍閥政權在政治道義的優勢，也是其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經因「三一八慘案」而喪失殆盡。
儘管當年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專制和亂象頗受詬病。然而，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凶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本文摘自《被歷史忽略的歷史》，楊文、裴小敏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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