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誘姦的中國文人

(摘要)文人常被執政者「誘姦」，這是梁任公的發現。「誘姦時代」未遠去，則是我讀李輝《風雨中的雕像》（山東畫報出版社一九九七版）的一點後知後覺。因此，想和李輝商榷一個問題：能否對被「誘姦」過的當代文化名人，多作一些批判？
　　
　　梁任公的「誘姦」觀，集中體現在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他認為，「滿洲人的征服事業，初時像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難。……滿洲人雖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卻須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國。他們在這四十年裡頭，對於統治中國人方針，積了好些經驗。他們覺得武力制服那些降將悍卒沒有多大困難，最難纏的是班『唸書人』，尤其是少數有學問的學者。因為他們是民眾的指導人，統治前途暗礁，卻在他們身上。」（Ｐ１８）出於這種「遠見」，滿清皇上們便對文人學士們採取兩種策略，一為「誘姦」，軟摧殘；一為大興文字獄，硬打擊。何為「誘姦」呢，就是先以烏紗高位等引誘文人出賣良知，放棄獨立思想，為執政者歌功頌德，吹牛拍馬，當「南書房行走」；而後，一旦「那群被『誘姦』過的下等「唸書人」，不大用得著了，於是板起面孔，抓著機會便給他們點苦頭吃。其對於個人的操縱，如陳名夏、陳之遴、錢謙益、龔鼎孳那班貳臣，遭蹋得淋漓盡致。」（Ｐ１９）在這之中，「兩朝領袖」錢牧齋最是典型。他在降清後，銳意為清朝立功，騙在杭州的潞王歸順大清。清朝對他大加讚賞。但騙局成功後，錢牧齋自以為功可入閣，可是等到順治三月也只給了他個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棗一個五品左右的小官。不久又藉故把他下了大獄，一坐六年。最後，即便他死去，也還不忘專設「貳臣傳」，在清史中永遠地羞辱他。其「誘姦」之狠毒，真是應有盡有。按說，大清既如此伸張正義道德，講究「從一而終」，那當初又何必要招降納叛呢？既招降，誘姦了錢氏，那便也就姑念其投誠受姦之苦，善待而終吧，可又偏要大批其「貳臣」，如此「始亂終棄」，何其酷也。
　　
　　清執政者對「貳臣」們如此深惡痛絕，理應對那些堅持「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仁人志士褒獎關懷，可是恰恰又採取大興文字獄，如康熙二年湖州莊氏案，一時名士如潘力田、吳赤瀉等七十多人遭難，不久又有顧亭林於濟南下獄，黃梨洲被懸購緝捕……這種瘋狂的硬打擊，便把更多的文人逼往「誘姦」之道。清廷深知，硬打擊易給當局抹黑，而轉用「誘姦」摧殘，則既能盡快摧毀「社會良心」知識份子，又能給自己貼金棗朝廷最終並不喜歡這些墮落走狗似的文人呀，從而造成「社會良心」臨終失去民心民意，徹底消亡。
　　
　　曾以為梁啟超所論的那個「誘姦時代」，已隨著辛亥革命而遠去。但是讀罷《風雨中的雕像》，細想其中關於老舍、吳晗、田漢、鄧拓等文化名人的命運的描述，不禁驚恐，這些當代文化名人們，似乎依然未逃脫「誘姦」的悲慘命運。
　　
　　不能不佩服李輝的精細考證，他把一代文化大師被「誘姦」的真實細節一一鉤沉陳列。「老舍在從美國歸來不久，就率先成功創作反映北京新變化歌頌新時代的話劇《龍鬚溝》，因而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他響應羅瑞卿的號召，根據真人真事創作配合肅反的諷刺喜劇《西望長安》；他在大躍進的鼓舞下，創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員》……」（Ｐ８８）不僅如此，「從不願修改已經發表作品的老舍，最終親自修改起了《駱駝祥子》。」他修改了什麼呢？把最體現自己獨立思想、最體現原著悲劇精神的精彩文字刪掉了。有一段被刪除的精闢議論是這樣的：「人把自己從野獸中提拔出，可是現在人還把自己的同類驅逐到野獸裡去。祥子還在那文化之城，可是變成了走獸。一點也不是他自己的過錯。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殺了人，他也不負什麼責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麼迷迷糊糊地往下墜。墜入那無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賭，他懶，他狡猾，因為他沒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他只剩下那個高大的肉架子，等著潰爛，預備著到死崗子去。」 （Ｐ９０）
　　
　　老舍為什麼要作這樣越改越差的「修正主義」修改？只為迎合那時當政者關於工人階級只有美好的理論。一步一趨迎合執政者的喜好，老舍其實也就是一步一步掉入了「誘姦」的陷阱。雖然在「誘姦」的過程中，他曾得到「新時代創作標兵」「人民作家」、「人民代表」等等時髦錦衣和「高級化妝品」，但不久，他就「門前冷落車馬稀」，失寵成罪人，唯有自沉太平湖……他犧牲了自己的情操，犧牲了自己的思想，得到的卻只是人民的「貳臣」、「人民的敵人」、「牛鬼蛇神」。好似一個美女，離開了自己的「前夫」（人民），投靠了一個強人，可是強人在蹂躪之後，居然又逼他自殺了。女為悅己者容，中國的文化人多半像女人，總是愛用才華變色相，招徠強人，結果又多半為強人先侮後棄。這就是老舍命運的實質。
　　
　　如果說老舍等名人被「誘姦」，尚因作家們太天真，不懂歷史，可是一代明史專家吳晗，何以也一樣被「誘姦」了呢？吳晗可是專門研究過「誘姦前輩」錢牧齋的呀！其《社會賢達錢牧齋》寫得多精彩呀。那時還是一九四八年。然而鬼使神差，如此清醒的吳晗先生，依然跟著一大群「新文人」們一步一步走向「誘姦」之途。
　　
　　吳晗的「誘姦」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李輝考證得清楚，那是從修改的《朱元璋傳》開始。《朱元璋傳》一共改了四次，從一九四八年送呈毛澤東提意見後，就開始了「不要把朱元璋寫得太壞」，「不要把紅軍組織者彭瑩玉寫得功成身退」，「要按照階級鬥爭的觀點」來寫，等等，這一次二次修改，最終是把原著的精彩獨到改成了「皇上」心中的朱元璋了。李輝從四十年代最初的《朱元璋傳》中看到了後來的《朱元璋傳》所沒有的獨到卓識：
　　
　　「在《朱元璋傳》中吳晗花費最多筆墨的是對文字獄的敘述。他對做了皇帝后的朱元璋的刻劃，全是圍繞這一點展開。他曾用文學的筆墨，生動地描寫了朱元璋對文人的殺戮：『網羅佈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腿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網外圍外的在戰慄，在恐懼，在逃避，在偽裝。」（Ｐ３５）這描述真是先見之明，多麼像二十年後文革時，吳晗等一批文化人的受難畫像啊！
　　
　　「不過，寫得最精彩的還是對朱元障之所以大興文字獄的性格分析。傳記的最後一節是《晚年的悲哀》，他這樣描述出朱元璋『高處不勝寒』的精神狀態：『母族絕後，妻族也死絕了。到文正被殺後，諸子幼弱，基業還未穩定，孤零零一個人，高高在上，找遍周圍，沒有一個人可以寄託心腹的，得撐持著，時刻警戒著，提心吊膽，不讓別人暗算。正如駛著獨木船，水把獨木船沖得團團轉，幾十年到不了岸，看著水是敵人，礁石是敵人，連天空飛的烏鴉也是敵人，誰都要害他，都在譏笑他，諷剌他。從得了大權，做了皇帝之後，害了高度的緊張病，猜疑病、恐懼病。」這一節，又是多麼先知先覺啊，提前寫出了二十年後文革中「偉大導師」的「高處不勝寒」。
　　
　　這樣難得的真知灼見，終於被「誘姦」而歿。朱元璋的形象一步步變好，文字獄的殘酷一次次減弱。只是因為，過去的朱元璋，可以說是影射蔣介石，而當蔣介石逃到臺灣後，朱元璋就有影射新主之嫌了。本來有這個影射，有這個歷史制約，很可能使「人民救星」有所借鑒自製，然而終於「誘姦」而去。一部佳作，最後閹割成平庸無奇。
　　
　　僅此而已，也罷了。不幸的是「誘姦」在步步深入。胡適本是吳晗的恩師，是胡適指點欲攻漢史的吳晗：「秦漢時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學所能整理晚代歷史，材料較多，初看去似甚難，其實較易整理」吳晗覆信表示了莫大的感激：「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幾項，讀後恍如在無邊的曠野中，夜黑人孤，驟然得著一顆天際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Ｐ３８）如此近乎讚歌的感恩信發出幾十年後，吳晗在被「誘姦」之中，居然說出了錢牧齋似的語言：「一九六二年，吳晗兩次接受《北京日報》記者的採訪，回顧自己的學術歷程時，強調的是自學他這樣說：『胡適之做過我的老師，沒給過我什麼。我之有些知識，主要是靠自學。」（Ｐ３９）這時的吳晗，分明和投靠清廷的錢牧齋一個腔調了，把先前恩師說得一無是處，一如錢氏把明朝罵得不能上口。正是在如此「誘姦」之昏態下，吳晗才寫下了《海瑞罷官》。他聽說毛澤東要提倡學海瑞，便趕緊投其所好寫海瑞，哪知正如清代一些文臣給皇帝祝壽，效忠詞竟被誤認為有諷刺而掉腦袋，《海瑞罷官》終於因為受執政者的特殊需要而作了替罪羊，吳晗最終也走到始亂終棄的「誘姦」未途，自己和妻女都先後含冤而死了。這個在不少公開場合大談「紅太陽」如何對他的《朱元璋傳》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見的學者兼副市長，終於嘗到了他遵旨刪去朱元璋文字獄酷事的惡果。如果我們不含惡意，民間一句「自作自受」的俗話，也未必不能送於吳晗。
　　
　　文人們為何如此難逃「誘姦」的惡運？李輝筆下的馮雪峰一語中的。「那是五十年代初，兒子入黨前填寫表格，馮雪峰特地談了自己的性格脾氣。他建議兒子在『家庭出身』一欄裡，不要填『革命幹部』，而是填『職員』。他說自己儘管參加過長征，做過多年地下工作，但作為知識份子作家，其特性都是屬於自由職業者的範圍。」（Ｐ１４２）的確，眾多文人遭「誘姦」，皆因把自己當作了「革命幹部」，而忘記，文人本應是個自由思想者。「西方近代知識份子在社會身份和思想上都以『自由流動』顯其特色，我們在戰國所謂『游士』的身上也找得出這種痕跡。但中國的士多以『道』自任，這就近乎西方古代和中古的宗教型知識份子了。」（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Ｐ１１４）很可能，正是「以道自任」的中華文化傳統，使新一代知識份子樂於以「革命幹部」自居。倘若新一代知識份子全面繼承傳統，有「處士橫議」，為「王者師」的氣概，堅持「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人主想誘姦全體文人的企圖就不一定能得逞。
　　
　　自然，僅僅從一方面來說「誘姦」，似乎責任主要在於文人們自己把《國際歌》沒唱好，沒有真正按照「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的真理行事，總是想依附什麼人，總是想「士為知己者死」。而從另一方面想，「誘姦」的另一原因顯然在於「人主」。從中國歷史上看，歷代皆有「誘姦」文士的人主，但總括起來，似乎於今為烈。在帝制之時，無論多麼偉大的皇帝，開明如唐宗、宋祖，酷烈如洪武、雍正，他們歸根到底不過在追求「禮樂由天子出」，而治國的主義、思想、路線，則還是來自諸子百家臣下。孔孟之道，程朱之學，都是歷代皇上奉為治國之主義的思想，但歷代皇上並未想到這思想這主義，非得我天子自出才光榮，才有權威。所以歷代皇上縱有詩文萬卷，也從未公費印發全國，要求當作「紅寶書」來天天學，月月讀，年年看。所以這時雖然有「誘姦」現象，但不被「誘姦」者還是不少，如明代，王陽明雖是一個省級官員，但其思想「心學」卻比皇上的思想更風行全國，而皇上也終未不以為然。對於王陽明來說，他雖是為皇上當臣僕，終究堅持了賣藝不賣身棗他的心是自由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而在清代，即便那樣殘酷的文字獄，黃宗羲、顧炎武等，也終究可以堅持自己的思想，不合作、不被「誘姦」。由此可見，在帝王制的封建時代，由於皇上並不追求皇上必須是思想家、哲學家，他誘姦文人的範圍與慾望就要小許多。可是後來，由於俄國的影響，形成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革命領袖必須是思想家，治國之思想，必須是自己的，否則不成其為領袖。這個行規一出，可就麻煩了，於是一人之下，再不得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了，任何人都得以一人之思想而思想，以一姓之喜好為喜好。在這個背景下，其「誘姦」之對象，可以說，普天之士，概莫能外了。李輝筆下的胡風、馮雪峰，其受整受磨，皆因為他們部分堅持自己的思想。胡風堅持自己的文藝觀，馮雪峰則堅持魯迅思想，而人主雖然也喜歡魯迅，不過是魯迅在人主受王明迫害時，抨擊過王明之類。人主並非是要借魯迅思想而教育天下，魯迅思想也必須納於人主思想之中之下才行。有人不照此辦理，即便是魯迅在世，自然也一樣要難逃悲劇。如若 「誘姦」不成，那便硬打擊，扔你進文字獄！即便如陳寅恪那樣的特許了可以有所獨立的思想英雄，最終也仍舊被窒息而死。
　　
　　就像中藥一樣，好幾味藥材一起熬藥，治病的效果才最佳。讀書也如是，同時讀幾本書，如我此時，既讀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又讀李輝的《風雨中的雕像》，再讀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陸健東《陳寅格的最後二十年》，諸書融匯，才可能真正想通一點問題。從《士與中國文化》，可看清中國幾千年的士之地位、命運，從《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可明曉中國上個「誘姦時代」的特色，從《陳寅格的最後二十年》，可欣慰中國終有一個真正未被「誘姦」至死不低頭的學者魂，而細讀李浴斗纈昏械牡襝瘛罰(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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