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槐花胡同，那年槐花正香。（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第六章 人间蒸发
1991年冬，一场大雪过后的北京，静得叫人心里发慌。槐花胡同的雪堆在屋檐下、老墙根处，积成了小小的白色城墙。雪后的阳光照在雪地上，亮得刺眼，却没有一丝暖意。派出所门口，顾强中队长裹着大衣，望着雪地上一排深深浅浅的脚印，黯然神伤。这些脚印让他想起两年前那个消失的年轻警察。两年零四个月了，小军再也没踏进过这个派出所的门。顾强记得，那年6月末，他一早上班，就看见办公桌上摆着小军的警察证和制服，人却不在，没等他反应过来，公安厅的人就来了，说小军已经自首，承认窝藏“反革命暴乱分子”。办公桌里的全部资料被带走了。按理说，这桩事不会善罢甘休，可由于小军父亲生前在高层的关系网，使他的案子最终成了谜。小军被关在哪儿，判了多久，甚至是死是活，连顾强也不得而知。
那时候，派出所里每天都来几个陌生面孔，穿着便装，摆着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这些人在宣武区和槐花胡同晃悠了足足一个月。三叔家、王大妈家、大金牙的铺子，风琴缝纫的地方，每个犄角旮旯都被暗中盯梢，连小孩玩的话都给记下来，像是要从中找出蛛丝马迹。可奇怪的是，没人透露半点口风。槐花胡同仿佛一夜之间得了失忆症，所有人都说不知道、没听说、没见过，就连那个端午节，那些传递生命的香囊，好像都从来没存在过一样。表面上，胡同里的日子依旧平静得像旧时光，可大家心知肚明，这份平静背后埋着沉重的代价。沈老师被拘留审问，直到中风发作才被放回家；王大妈的外甥被医院莫名其妙地开除，大金牙的小货车被吊销了执照，赔了个底朝天；风琴也被街道切断了缝纫活，三叔家电话被监听，信件被检查，便衣上门骚扰，压力之中三婶犯了心脏病，手术失败去世了，三叔的身体也被压垮，卧床半年不起。这一切，顾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无能为力。顾强叹了口气，抖落肩头的雪，迈步进了派出所。他的办公桌抽屉左侧，紧贴底板的地方，藏着一张泛黄的合影——那是派出所换新制服那天拍的，小军站在最后一排，笑得憨厚爽朗。每当看到这张照片，顾强都忍不住自问：“你小子，到底在哪儿呢？”
槐花胡同里，风琴的针线活，越发精细了。三叔时常看见她在油灯下缝制香囊，一针一线，专注得像是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她不再在香囊上绣那些花里胡哨的图案，只绣一只孤独的飞鸟，仿佛那鸟儿能越过高墙，带去她的思念。香囊一个接一个，堆满了一个小木箱，却再也没有送出去过。每到端午，风琴依然会做新的香囊，然后轻轻放进箱子，合上盖子，如同完成一场无声的祈祷。三叔的头发已全白，脸上的皱纹深如刀刻，密如树皮，记录着岁月的流逝。他依然每天在院门口的石阶上坐着，抽着烟袋，看云卷云舒，看槐花开了又落。在街坊眼中，他还是那个槐花胡同的三叔，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小军离开的这两年，他老了至少10岁。大金牙的铺子换了招牌，从“聚源烟酒”变成了“聚源杂货”，多卖些日用百货和小孩子爱吃的糖果。那些走私来的烟酒，在赵青帆离开后的第三年，被大金牙尽数处理掉了，连同那些不可明言的地下联系一起，封存进了记忆深处。
“那年的事儿，不能再提了，”大金牙对老街坊这么说，“都是命，谁能想到这么巧……”后面的话，他再不肯多言一句。王大妈依然每天出门买菜，看见熟人还是那么热情地打招呼，只是眼神里多了几分警惕，说话时总是先左右看看，确定没有生人，才敢多说两句。沈老师自从中风后，右半边身子不太利索，不大出门了，大多时间在家里看书，只有在黄昏时分，他会让人扶着，坐在槐花树下，望着胡同口的方向，仿佛在等待什么人归来。槐花胡同，表面上一如既往地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它就像一曲被消音的老歌，曲调依旧，却听不见那最动人的和弦。
1998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拆迁潮席卷了北京的老城区。槐花胡同赫然在列，老住户被通知搬离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腾出空间给高楼大厦和宽阔的马路。拆迁前的最后一个端午节，风琴将十多年来缝制的所有香囊，一一系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微风吹过，数十个香囊轻轻摇曳，像一群等待迁徙的候鸟。胡同里的老街坊们聚集在三叔家的院子里，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仪式，点起了火盆，每人手拿一张写着愿望的纸条，和红绒花一起依次投入火中，然后共同举杯，为那个不在场的人祈福。“小军啊，”三叔举着一碗老白干，声音有些哽咽，“不管你在哪儿，今年端午，我们还想着你呢！”王大妈擦着眼泪说：“等你回来，大妈还给你熬卤煮吃！”大金牙沉默不语，只是往火盆里扔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兄弟，保重。”沈老师虽然说不出完整的话，也坚持用左手举起酒杯，眼中含泪。风琴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火盆中的火焰吞噬那些纸条，变成袅袅青烟，升向天空。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地方，她的手紧紧攥着一个特别的香囊——那是她为小军做的，绣着两只比翼鸟。拆迁后，槐花胡同的居民分散在北京的各个角落。三叔和风琴搬进了西城区的一处楼房，依然保持着制作香囊的习惯。风琴每天清晨都会站在阳台上，望向东方，那里曾经是槐花胡同的方向。
第七章 香港来客
转眼时光的脚步踏入21世纪。空气里飘荡着淡淡的槐花香，北京的早春，清新而温柔。这天，三叔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是个穿着整洁西装的中年男子，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说话带着典雅的江南腔调。他站在楼下，向小区居民打听三叔家的位置时，眼睛里闪烁着忐忑和期待。“我找老槐花胡同的三爷，我叫陈默。”他这么自我介绍。这个名字，在风琴心中激起轻微的波澜。她正在新家阳台上晾晒新洗的床单，听到楼下传来这久违的名字，手指不自觉地一颤，洗衣夹掉在了地上。她抬头望去，那个阔别多年的面孔，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记忆中那个充满朝气的年轻知青，如今已是鬓角斑白的中年人，只是那双充满文艺气息的眼睛，依然温和而深邃。“陈老师……”风琴轻声唤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陈默抬头，看见站在阳台上的风琴，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和感伤：“风琴，是你啊，你……还好吗？”三叔从屋里出来，看见陈默，脸上闪过一丝讶异，随即恢复了老北京人特有的淡定：“陈老师，多年不见了，快请进。”风琴默默转身回屋，给客人沏茶，留下两位男士在客厅交谈。三叔家的新房子不大，一个客厅，两间卧室，一个小厨房，面积还不到原来槐花胡同院子的一半，但收拾得干净利落，墙上挂着几幅老照片，有槐花胡同的老槐树，有三婶年轻时的笑脸，还有胡同口的一角。“陈老师，这次回北京，有何贵干啊？”三叔开门见山地问。陈默放下茶碗，表情严肃起来：“三爷，我想打听一下，以前槐花胡同的刘小军……”“停。”三叔突然抬手打断，目光警觉地环顾四周，“咱们里屋说。”在三叔的卧室里，陈默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英文报纸，指着上面的一篇报导：“这是去年底英国的一篇报导，提到了中国的一些政治犯情况。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陈默指着一段英文文字，翻译道：“据可靠消息，一名曾经的北京警察，因窝藏‘六四’学生而被秘密判处重刑，目前被关押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处特殊劳改场所。这名警察据说曾是一个老胡同的片警，冒险救了一名受伤的学生。”三叔的手微微颤抖，眼睛却死死盯着那段文字，仿佛要将它烙在脑海中。陈默接着说：“当年我在香港，听说过赵青帆的事。他是‘黄雀行动’中获救的学运领袖之一，听说是被一名警察搭救后，又得到香囊传信的帮助，最终安全离境的。我当时就想到过，会不会和咱们胡同有关？直到看到这则报导，我实在按捺不住，特意从香港过来打听情况。”“三爷，我想知道……”陈默犹豫了一下，“这个警察，会不会是小军？”风琴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双手紧紧攥着一个灰色的香囊，上面绣着一只孤独的飞鸟。三叔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陈默，终于长叹一声，点了点头：“有可能是他。那孩子，送一个学生出去，自己回来就自首了。槐花胡同没受太大牵连，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只是没人知道他被关在哪儿，是死是活不让打听，估计没少受罪，唉……”
来源:看中国专栏
短网址: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本站授权许可。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诚征荣誉会员】溪流能够汇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爱。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