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八)

作者:吕维 发表:2010-06-09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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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四十四

农历三月的一天,队长派我到城东一个苗圃去拉树秧,阳历好像进入四月了吧。自从回村以后,对于日期早已不大在意,每天忙忙碌碌地出去干活,懵懵懂懂地苟活 在世上,除了关心自留地和小块地的经营,人世间的其他事情早已不闻不问。同行的一辆马车,由贾诚的父亲赶着,平日里虽不是一个小队,但他是富农分子,每逢 开“四类分子”会时在一起。另一个人则是大队的副支书兼保管员,专门负责购买树秧。穿过县城,向东北方向走了大约七八里路,到了苗圃。

原来,树秧已经挖 好,保管员前去办理购买手续后,我和贾聚财开始装车。原以为要一棵一棵地挖,还带了两张铁锹,这一来可省事不少。不多工夫,车已装好,然后用大绳绑紧。贾 聚财坐在车旁抽烟,我则走到收款处,看保管员正和苗圃的收款员聊得起劲,不好意思催促,顺手从桌上拿过一张报纸,独自坐在房间外面的石头上看起来。不知过 了多久,贾聚财过来叫我们,准备起程回去,收款员见我正看得入神,顺口说道:“想看就拿去吧”。我向他点点头表示感谢,便把报纸折好装进衣袋,和保管员一 起爬上车。

回到家里,把这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上面整版刊登着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其人,以前也曾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只觉得他是个文 人,怎么会写出如此杀气腾腾的评论文章,到底背后隐藏着什么用意,不得而知。想了很久,始终揣摸不透其中原委,只是下意识地感到有点不对劲。几年前,批判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和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时,报纸上常用这样上纲上线的口气。于是,当即决定,今后利用收工回来后的时间或晚饭后的工夫,常去学校 看看报纸,观察事态的发展。冬天消闲时,也曾到学校看过几次,那里的两位老师并未表现出讨厌或嫌弃,每次看罢,放回原处,简单打个招呼就走。

不久,又读到一篇题为“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的长篇批判文章,真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自从回到农村,许多时候早已万念俱焚,不断告诫 自己,当好会说话的工具,是今后为人处世的准则。怎奈读书人的本性,或者干脆叫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吧,遇有大事,总喜欢关注一下,甚至还想刨根 究底,弄个水落石出。也想顺便看看,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我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怎么,我们这个国家,动辄就会冒出这样的人?于是,三天两日或一 个星期到学校浏览一下报纸,自然又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也有分寸地把握着去学校的节奏,以免去的频繁让人家讨厌。

又过了一段时间,从报上得知,前面两篇文章,针对的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都是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官员,下意识地感到,可能是对着彭真和整个北京市 委,那时,彭真是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果然不出所料,“彭陆罗杨反党集团“被正式揪了出来。这时候,社会上到处传言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炮打司 令部”的文章,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贴满,连我们这个村庄也开始张贴大字报。对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物进行批判,所写的内容当然是照抄报纸。这才恍然大悟,又一场 运动开始了!饥荒刚刚过去四年,“四清运动”也才结束,“文化大革命”又将启动,不难断定,这次所指的不仅仅是文化界,还包括政界。总之,心里有一种隐 忧,不管运动的主要矛头,指向那部分人,最后在底层受罪的将是“四类分子”。所谓城门失火,殃及鱼池,临到末尾,总要拿这些永久牌阶级敌人出气,狠狠发作 一番。正如那年处理我时,非要挂在彭德怀的名下,说我和“反党分子”上呼下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四十五

夏末秋初的一天傍晚,文元大伯特意来到我家,告知爷爷奶奶回来了,还有三叔一家,带着行李。文元大伯进城时,在街上看见爷爷的,爷爷托他捎话,要我借一辆 小平车去接,并说准备暂时住在一位姓卢的亲戚家里,因为奶奶有病走不动。“你能找到姓卢的人家吗”?文元大伯不放心地问道。我说:“知道,在南门里头不远 处”。然后他就走了。这件事发生的太突然了,也来的太快了,不是东门才刚刚失火么,怎么这么快就殃及到了鱼池,我家又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晚上和母亲商 定了初步安置方案,由她去和元海大叔商量住处。第二天一早,我去队长家说明情况,请求赶一两小平车进城接爷爷他们一行,队长痛快答应,同时又到治保主任家 里请了假。

进到城里,把毛驴紧紧拴在卢家门前一棵树上,急忙走了进去。卢家的主人是一个跟奶奶年龄差不多的老妇人,我称她姨奶。还是父亲在阳方口镇上做买卖的那些 年,有时办上货,临时在她家里放一下,帮父亲取货时认识了这位姨奶,其后十几年从未来过。进到屋里,看见奶奶正坐在炕头上,首先走到她面前,她拉过我的 手,探前身子抱住头就是哭,我也不由得落下泪来。奶奶边哭边说,都是一些可怜我的话。后来,在姨奶和三妈的不断劝说下,老人家总算止住哭声。这才发现奶奶 面色憔悴,一脸病容,看上去十分虚弱。爷爷和三叔还是先前那样,并无多大变化。三妈和我第一次见面,炕上两个孩子,大的不到两岁,小的才几个月,是她的女 儿。通过短暂的对话,方才知道近来城市里乱得很,凡是成分不好,住在城里的人,一律撵回原籍农村。爷爷和奶奶不用说是被撵的对象,三叔一家四口,由于和爷 爷属一个户口也被牵连,一起遣送回来。了解到这些基本情况,不再说啥,忙把行李搬到外面,将奶奶和三妈安置在车上,每人怀里抱一个孩子,行李放在四周,用 绳绑牢,然后赶着车向城外走去,爷爷和三叔跟在后面。

回到村里,母亲和大妹早把元海叔的西窑打扫干净,马上把行李搬了进去。这是两间年代相当久远的土窑,里屋顶部裂开一道缝,顺着裂缝紧贴窑顶横一块木板,下 面用一根柱子顶着,柱子就在地的中央,走动时很不方便。头年正窑刚券起,因为尚未干透,我曾暂时借住过。如今元海叔一家搬入正窑,奶奶和三叔一家先安置于 此。爷爷和我本家三爷一起睡,吃饭暂时在一起,由母亲安排料理。

第二天又去找队长,借了两辆小平车,和三叔上车站,取回他们托运的两个旧木箱和锅碗盆瓢等日常用具。其时,正是农村里挂起锄未开镰的时节,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因此,小平车也极易借到。

爷爷奶奶回来,倒也无所谓,他们毕竟老了,无非晚年受些罪。而三叔的返乡,引起我很大的忧虑,丢掉工作,今后没有前途不说,仅从适应农村环境这一点讲,他 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从七八岁到集宁后,一直住在城里,城里的环境和农村大不一样,农村有着比城市更不讲理的地方,而他又偏偏喜欢和人讲道理,性格中有一种 桀骜不驯的成分,日后磕磕碰碰的事情不会少。对于我们这种出身的人来说,显然很不适宜。一般来讲,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想在农村平安生存,必须具备的首要 本领,就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村干部比起机关、厂矿的头头,更多一些独断专行,唯我独尊的作风,容不得有人对其顶撞。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通常会遭到不择 手段的报复。在农村里,不是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么,“得罪了支书不能住,得罪了队长缺粮户,得罪了会计黑笔杵,得罪了保管不开库”。个个都像庙里的神神, 法力无边,随时随地有着捉拿人的本领和手段。三叔的脾气,我最知晓,属于那种容不得一点蛮横行为的人,今后怕会吃亏。已经初步向他表述了这种担忧,他也表 示要尽量约束自己。其次,对他的家庭也存在某种隐忧。听说三妈是独生女儿,从小在集宁城里长大,往后的日子还很长,能吃得下这里的苦吗?这一点并未向他透 露,只是和母亲说起过。总之,“文化大革命”这把火,刚刚烧起,便把我们家首先烧着,实在让人沮丧,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命运总是如此不济?

四十六

秋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蔓延到各个角落。省里、地区、县里,分别揪出一批先前的官员,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村里也成立了“文革小组”,头 年才搬回来的朱五,担任了组长,我的邻居赵国梁为副组长。原来的支书和大队长暂时靠边站。村“文革小组”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没收所有的小块地,并迅速 派出民兵,将各家小块地的庄稼收割回大队。据说,当初允许种小块地是刘少奇的主张,没收小块地自然成为批判刘少奇的实际行动。这年的庄稼长得不错,眼看到 手的粮食被没收,社员们疼在心里,谁也不敢说什么,因为这是“文革小组”的决定。

“文革小组”组长朱五,本名朱天元,许多年不在村里居住。从小到大,我未见过此人,只听说他是朱天喜的弟弟,“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领着全家搬回村里。 有人说,此人先前曾在山里一个公社做过事,退休后回我们村定居。平日里游来转去,不参加任何劳动,大概有退休金养着。此人身高一米八,满脸大胡子,鲜有笑 容,简直像一个地煞星,说话声音粗壮,社员们都很怕他。在他就任“文革小组”组长后,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好像当了多大的官儿。就是这么一个乡村王,三叔 竟和他吵了一次。

事情是这样的,秋收快结束时,一天下午分山药蛋,三叔有事去的迟,只剩一些带泥土的底子,山药蛋大都被人们挑过,余下极小的,里面有不少被铁锹铲坏的,他 和另外两个社员正准备离去时,打算次日从地里收回来后再分。这时,朱五恰好在场,马上把三叔叫住:“你咋不分”?“明天再说吧,剩下的有不少是铲坏的”。 三叔说着就要走,这时,朱五一把将他拽住:“倒由你呀,也不想想自己是啥人,回来才几天,还想分好的,给你分赖的就不错了”!“咋啦,我不是社员”?三叔 马上反问。“你他妈的算什么社员,地主羔子,还想和别人比,就这不好的,不想要也得要,种山药时你还不知在那里呢”。三叔的性格,哪能受得了这种气,马上 也火了,如此欺负人的话,在他看来,委实太过分了。于是不客气地把朱五顶了回去:“你嘴巴干净点好不好,不要开口就骂人,就这点水平,还当组长哩,靠边去 吧,看你有本事,明天就不要给我分”!说罢,扬长而去。据当时在场的人说,朱五气的脸色铁青,等我三叔走后,不住嘀咕着:“还反了哩,我就不信整治不了你 们这些人”!

此事过后,全家人都批评了三叔,可他说什么也接受不了,几次对我说,他一定得想办法离开村里,原来农村有些事情根本不讲理。

深秋的一天,晚饭后约我出去走走。我想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商量。两人并肩来到村外,在一个土坎上坐下,他开门见山对我说:“准备和你三妈离婚,让她先带上两 个孩子回集宁,以后我再瞅机会回去,有他们母子三人的口粮,将来回去哪怕是做临时工,再买点高价粮也能凑合,总比在老家受气强”。沉思片刻后问他:“我三 妈的意思呢”?“她也同意”。“万一将来不和你复婚怎么办”?我忧心忡忡地问道,“你有把握吗”?“这,我也很难说”,三叔说,“一般情况,她会等我,如 果真要变心也只好由她,与其让人家跟咱受罪,还不如让她去,现在所处的境况,只能如此。她要真走,咱们应该成全人家”。“准备什么时候去办”?我想,没有 必要再讨论离不离的问题,便这样问他。“你看呢”?三叔反问我。“我看这办法行,要不马上着手办理吧,咱们的宗旨是,能走一个算一个,一定不成功,两个孩 子也能离开这里”。他同意我的看法,两人商定,第二天就去开介绍信,同时相约,谁也不能向我爷爷、奶奶、母亲提起,一定要假戏真做,免得走漏风声,带来麻 烦。第二天,三妈在前,三叔在后去找朱五,按商定的办法,由三妈提出离婚,理由是要和地主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三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朱五一听,二话 没说,便让会计开了介绍信,当天就到公社办了离婚手续。

第三天下午,和三叔各自背了点行李,每人抱一个孩子,三妈提着衣服包,一起进城上站。临走时,奶奶不住地哭泣,爷爷和几个老汉们正在街外晒太阳,看见我们出来,他站起身,双手插在裤腰带里,不住哆嗦,脸色十分难看,只低声说了句:“你们走呀”!我们点点头,便匆匆离去。

一个月后,村里忙着斗争原来的干部,所有农活都停了下来。并特别规定,凡是成分不好的人,不准去队里看批斗会,我们都在家里闲着。三叔趁这无人管的时候,去了集宁。

年底的一天,我正在担水,他突然回来,一进门掏出几张纸递过来,急忙打开一看,第一张上赫然盖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的椭圆 形大章,认定三叔被迁回农村是错误的,要求当地给予落实纠正。再看第二张,是集宁市委同意迁回的简短文件,最后一张是集宁市公安局开出的返迁证。我兴奋地 抓住他的手,问道“你上访啦”?“嗯”!他点了点头,接着说:“回去问了许多人,都说只撵四类分子本人,不撵子女,运动一开始,因为居委会过去和我有点意 见,趁机一起撵回,不是你二叔也没事么!这回到北京上访,还算比较顺利”。

这一晚全家沉浸在喜悦中,爷爷、奶奶至此才知道原来是我俩谋划好的,虽然怪怨不早告诉他们,然而,始终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

开迁移证的事,原估计不会有多大麻烦。上次三妈走后,从集宁开回返迁证,非常顺利地办理了手续。这回可不同了,“文革小组”死死卡着,就是不给出具介绍。 朱五十分恼火,大骂三叔搞阴谋诡计,欺骗了他,三叔也不理会。又到县里跑了一趟,那时县里掌实权的是核心小组,也出具了公函,指示马上给予办理。交回村 里,看也不看一眼,只好再到公社去找,公社随即发来便函,要村里尽快出具介绍信。“文革小组”也有人劝朱五不要硬顶,但他执意不肯,并扬言“别的地方我管 不了,咱村的事就得由我”!三叔连续跑了几天毫无结果,十分气恼,感慨地对我说:“怎么村里的事这样难办”?“你才发现么,农村的事可不比城里,每个村里 都有这样的土皇帝,尤其对地富出身的人,想咋干就咋干,把你欺负得不成人样,在这些人看来也不违反政策。他们盼望别人倒霉比盼望自己超升还要急迫哩。我看 啊,为今之计,只有再到公社去找,最后能劝说来个头头,用上级压他。否则的话,这个猪头是不会松口的,他还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三叔也没有其他办 法,我劝他不要着急,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再跑,无非多走些路罢了。

次日中午从公社回来,告诉我,书记王成宝答应很快就会下来。傍晚时分,二弟从外面回 来,亲眼看见公社王书记骑着车子来到大队。后来听别人说,当天晚上,王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会议,会上反复念了一条语录:“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介 绍信总算开出。其后几天,三叔又分别到公社和县里,办好户口迁移与粮食转移手续。临走的时候,本该高兴,却怀着沉重的心情对我说:“我走后,他们肯定会找 你的碴儿,往后的日子可要多多注意”!“这你不用担心,我早已是躺在泥里不怕水的人啦,随他们的便,你放心好了。以后那里的环境如果稍有宽松,最好能把两 位老人接走。这次运动来势凶猛,留在村里,怕有更大的苦吃。老人年纪大了,能避的话,最好避一避”。三叔不住点头,对我的顾虑表示赞同,最后他说:“那就 只有苦你了,你二叔也很担心,要我转告你,凡事千万要小心谨慎些”。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刷刷地掉了下来。怕他们为我过多地操心,强忍着离别的痛苦,以坚定 的口气说:“你放心好了,相信我会坚强地活下去,就目前情形,村里忙着斗干部,还轮不着我们。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我不是还有两条腿么”!一直把三叔送出 村外,两人挥泪告别。谁想这一别,以后十五年间,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四十七

“文革小组”成立后,村里又设置了一个叫做红卫兵联络部的机构,由刚刚从外面回来的白仪担任部长。白仪比我大三岁,是大社员白汉成的儿子。所谓大社员,是 当地农民对那些谁也惹不起,甚至连村干部也管不了的特殊社员之称谓。这种人一般不参加地里的劳动,整天游手好闲,该到分粮的时候,什么也拉不下。因为出身 贫农,平日里“东荫凉倒在西荫凉,隔两天吃些救济粮”,是社员中极少的一种人。发放救济粮要是不给他,他会天天找干部,骂街,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当众揭发 干部晚上偷分粮食的丑事,因为这些人往往特别留意干部们的行踪,对于他们偷分粮食的事,容易观察得到,并时有所见。因而,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得任由他,遇 到有利的事情,预先估上一份,免得给自身带来麻烦。白汉成正是这样一个大社员。

土改那年,作为积极分子,极力撺掇工作组将吕成功砸死后,村里许多忠厚人 家,再也不愿和他打交道,背地里说他“赖肺子”。“赖肺子”是这一带人的土话,意思是心术不正,喜欢害人。土改后,也曾勤勤恳恳干了几年,那时孩子们尚 小,他必须养家糊口。等到合作化,便开始吊儿郎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公社成立后,大儿、二儿相继长大,于是叼起一根二尺长的烟袋,整日在村里东游西 逛,好像旧日的大掌柜。白仪是他的大儿,那些年,队里不允许社员外出打工挣钱,谁要出去,回来后重重罚上一笔,使你得不偿失。白仪却例外,每年春天去宁武 馒头山一带脱砖坯,秋后回来,队里从未罚过一分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父多年来占下的“坡道”。

白仪上任红卫兵联络部部长后,不久提出一项建议,“四类分子”种的自留地,凡是好地,必须对调成差的,好地由贫下中农去种。“文革小组”马上通过,结果将我家的自留地换给白仪耕种,另外在村西边重分了一块。其他“四类分子”的地,因为无人报名去换,只好作罢。

当初分自留地时,只考虑经营的方便。为了不耽误队里的耕作,大都在离住屋近便处,人们可以利用早晚的业余时间去经营。我家的自留地和周围别人相比,其实相 差无几。回村的第一年种了近一亩小豆,种子用去二升,秋天只收了三升,正当豆子开花时,遇到了天旱,几乎颗粒无收。次年,积攒了大量的上等粪,庄稼长得格 外引人注目,特别是村子东边那九分谷子,苗子比鞭杆还粗,穗子一尺多长,谷苗的密度又高,博得许多老农的赞许。还有几分,种了山药蛋,却由于播种后久旱, 出苗不及三分之二。有一天下午,空中布满乌云,早早收工回来,母亲说:“恐怕要下雨,要不,你到山药地里补种些红豆”。我和大妹马上出到地里,我剜一垵, 她点五六颗豆子,直到晚饭时,雨下得大了,方才补种完毕,当天晚上,整整下了一夜雨。

不久,豆苗齐刷刷地长出地面。正好后半年雨水频繁,又收了豆子。豆蔓 被山药蔓自动架起,一排一排的豆角像耙齿一般,布满地里。也许是上天的格外恩赐吧,爷爷、奶奶和三叔一家回来,每天由二弟和三弟为他们送去满满一箩头山 药、豆角,另加几个玉米棒子,方才度过最困难的日子。秋后收割,粗略估计,除去两家秋天食用,将近一千斤粮食,还有四五百斤山药蛋,创下了种自留地以来的 最高纪录,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她说:“明年咱们总算够吃啦”。我也谋划着下一年该怎样经营,以期取得更大的收获。加上队里分的口粮,基本可以保证全家不 饿肚子。正在这时,接到队长的口头通知,我家自留地被白仪换去。全家人的头上无异浇下一瓢冷水,又一次陷入失望的境地。队里有规定,自留地每人只许送一小 平车粪,其余都得交给队里。

新分的地,远在村西,我家住在村东,送粪必须使用平车,将会受到严密的监视,况且那块地十分贫瘠。失望归失望,但有什么办法 呢?我们这等人家,除了任人宰割,谁还敢说什么!怪只怪这一年的庄稼长得太好了。常言道,枪打出头鸟,一个“四类分子”的庄稼,咋能比贫下中农的长得好 呢!

最为可气的是,嚷嚷了半天,其他“四类分子”的地都未变动,只我们一家的被白仪换去,简直等于强行夺取,和骑在脖子上拉屎没有什么分别!

四十八

一九六七年到来的时候,心喜又平安地度过了一年。尽管城里,乃至省里,听说很乱,到处武斗不断,乡村里基本还算平静。我等“四类分子”尚未被人顾及。由于 三叔的离去,曾被朱五叫去臭骂过一顿,我却一点也不介意,他在暴跳,我在暗笑,彷佛演了一场戏。他也拿我没有办法,只是从此成了重点批斗对象。不久,全公 社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批斗会,包括原县委书记袁吉平等官员,也被押解到场。我村被指定参加陪斗的是我和吕元喜。吕元喜是我的本家伯父,土改时,他家已经衰 败,其父被定为破落地主,那时他还在外当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老父年纪过了八十,走动不便,参加“四类分子”的会议由他一人承担。据说,还是在 他祖父年轻时,因为一只羊,和朱家发生过纠葛,朱家记了仇,因此在朱五得势后,吕元喜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早在上年秋天,一个刮大风的日子,插队青年到邻村 加工玉米归来时,弄丢一条口袋,因从村东吕元喜门前经过,“文革小组”便断定是被吕元喜捡了回去,责令交出。吕元喜不承认,结果被五花大绑打了一顿,红卫 兵还将他家中刨得一塌糊涂,连同窗台、锅头全部翻掉,始终没有找出那条口袋,虽然不再继续追究,却给他记了一笔罪过,从此,和我成了“四类分子”中的重点 人物。

那天,我们到了公社所在地寇庄村,负责登记名字的竟是老同学闫玉兴。上高小时曾在此处同学两个月,初中时,他在四班,我在七班。每逢星期六下午回家,总是 结伴同行,因为他所在的村庄位于我村西南方向,回家需经过我家门前。登记到我时,他问道:“你咋也来啦”?“服从命令呗,你难道没听说过,我如今是‘现行 反革命’分子吗”?他苦笑一下,然后安慰道:“也别担心,只是陪斗,站几个小时罢了,不会动武”。总算还有一点老同学的意思,听说他属于借调干部。这时, 我忽然想起吕布临死前对刘备说的话:“君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人世界的许多事情的确难以逆料。批斗会开始,先让我们各自报了姓名身份,然后长时间地弯 腰请罪,大会进行发言。从中央的刘、邓、陶,到省委的卫、王、王,再到县里的袁、乔、赵,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话语相差无几,个个义愤填膺,并且不断地喊 着口号。我等无名小卒,仅仅陪着弯腰而已,谁也没有指名道姓地骂我们,只将这些昔日的领导者,一个个说成是我们的黑主子。批斗会一直进行到下午一点以后。

有了这次经验,以后的批斗大会,心里自然有了底儿。暮春的一天,天刚蒙蒙亮,还没有起床,副队长敲着我家的窗户叫道:“快起来,大队要你和吕元喜马上到张 蔡庄去”。我随口问道:“又是开批斗会吗”?他迟疑一下,然后说:“可能吧,全公社的三级干部会议在那里召开,今天是最后一天”。穿好衣服,到了大队部, 不多工夫,吕元喜二大伯也来了,两人一起到了张蔡庄。这个村在我村正西,相距五里,到达的时候,太阳刚从东边升起。找到村干部的驻地,他们也是才起来。见 我进来,李录首先开玩笑地说:“今天算你们好运气,赶了个好门子,早上我们炖了一只羊,焖了一大锅小米,等会儿吃了饭再说”。接着他又安慰道:“公社三级 干部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举行批判大会,让你们来陪斗一下,也就是弯腰站站,估计不会打的,别担心”。

诚如李录所言,我们报了姓名身份后,弯着腰整整站了一个上午,方才散会。这才仔细打量了一下台上,一边用干草扎成一个男人,头朝下写着“刘少奇”三个大 字,字上打着红叉叉,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挂黑主子,下对活靶子”。另一边,不用说是挂着王光美,同样打着红叉叉。我等贱奴,一分钱不值的家伙,竟和党 和国家的领导人连在一起,这抬举也未免有些过分了吧。

走出会场,在门外首先看见二弟、三弟和二大伯的两个女儿,我问:“你们来干啥”?“妈不放心,让我们来看看”。“没事的,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放心好了”。我对他们说着,六个人相跟着往回走。
这期间的批斗大会大抵如此,还未到动武的时候。后来,在回忆这段陪斗的日子时,曾写过一首小诗,正好道出了那时的情景和心态。诗曰:

频作台前请罪客,
家门自报久弯腰。
轮番阵骂耳生茧,
早把羞惭长注销。

四十九

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不断传来消息,中央的某某人被打倒。原先国务院的副总理多达十几人,这时已所剩无几,各部的部长纷纷被揪了出来。如果说,以往的运 动,主要针对的是国民党的残余人员和一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次,屠刀砍向的竟是自己人。

所谓自己人,自然是指那些资格较老的共产党人,曾为这个党 取得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历史上曾有过诛杀功臣的先例,从一些小说、戏剧乃至官方史料中可以看到,汉代的刘邦,明朝的朱元璋,都是杀戮功臣的代表。这些 人为何要杀戮功臣呢?为什么长时期的共患难,曾经使他们亲如兄弟,一旦取得政权,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反目成仇,大开杀戒?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根深蒂固的封 建皇权思想作怪。大凡怀有很深的帝王情结的人,总要把天下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所谓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可以拥有 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权力,容不得任何人挑战。退一步言,即使别人不去挑战,恭顺而卑谦地唱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颂歌,这皇帝如何能安得下心来,卧 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说不定哪一天,突然间演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哪还了得!因此,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后,经过数年稳定,想方设法除掉功臣, 成为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只不过有些帝王做得温和一点,虚封功臣一个什么什么的侯爵,将实权褫夺而去,并不取其性命。

“文化大革命”发动伊始,上自国家主席,下到县里的头头,大都受到冲击,很明显,正是领导班子即将大换血的先兆,最高统治者怕是厌倦了这批老军人,希望有 一批非军人出身的年轻一代或是自己的亲属出来当政。新出来的人,将比老军人更具有奴性,更听话,更能成为驯服的工具,皇权统治才能更加巩固。这或许就是发 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动因吧。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不正是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吗?堂堂一国主席,说打倒就打倒,我等蝼蚁般的草民,还谈什么法律 保障?虽然,宪法上明文规定了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等权利,但实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当一个人被强行定上“莫须有”的罪名时,连辩解的机 会都没有,一切都体现了强迫的威力,还侈谈什么公民的权利!想一想吧,国家主席被打倒,既没有有关机构的弹劾,也没有司法部门的审判,更没有本人的辩解和 说明,全凭了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这与共和制社会的做法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恰恰是封建社会专制皇帝的一贯行为。从而也证实了以往的所谓选举都是骗人的把 戏。高官尚且如此,动辄就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我等草民还有什么好说的!在这以前,总觉得自己被冤枉,主要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现在看来, 不完全是这样。一些高级领导人,只要最高首脑不喜欢,照样可以随便制造个罪名,将你打入“反动阵营”。从前,这些大小不等的官员在位时,用这种手法对待庶 民百姓,现在他们的头头又用同样的手法对待他们,可见其政策是一贯的,完全继承了几千年来老祖宗的做法,与现代社会公认的准则毫无共同之处。“文化大革 命”的始作俑者,眼看通过正常的合法的渠道,政治局会议啦,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啦,要罢免这么多不喜欢的人,难度极大,于是故伎重演,祭起当年在湖南 搞“农民运动”的法宝,煽动千百万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组成红卫兵,冲击国家机关,任意揪斗各级干部,以便火中取栗,坐收渔利。当然,这一切都是以革命群 众的名义进行的。在群众的名义下,自然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行为。

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加上坐火车不掏钱,到了那里 专门有人招待食宿,这么大一个国家,所付出的财力将是怎样惊人的数字啊!刚刚从极其困难的三年走过来,如此不惜财力物力去搞造反值得吗?不是常说,人民的 政权,一切行动都是为人民服务么,全国大串联究竟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好处?大字报满街贴,“红海洋”运动,把普通的灰色砖墙,用红油漆油过,全国又有多少 纸张和油漆用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哪不都是人民的血汗吗?临到头,却又仅仅是为了打倒一批旧官僚,换上一批新贵。

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也太不值得!但上面 却一意孤行,毫不吝惜国家的财物,只求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还哪里像一个共和国的领导者,分明是极端自私的活脱脱的封建帝王!

基于以上认识,再来看眼前发生的其他事情,自然就更好理解了。“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的称谓,无一不是为了树立这个封建帝王的“光辉 形象”;“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的声嘶力竭的呼喊,与封建社会对皇上的虔诚膜拜有何区别?圣像家家挂,像章人人戴,语录时时背,颂歌处处唱,人 们对于地上“红太阳”的崇拜早已超过对天上神明的敬奉。尽管局外人看了,觉得肉麻到不能再肉麻的程度,吹捧者却安之若素,奉为做人的金科玉律。个人迷信搞 得沸反盈天,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本人难道一点也不知道?连报纸上都那样吹捧,他会看不见?答案是肯定的,他不会不知道。如果知道,作为一个共 和国的领导人,怎么能不禁止?知而不禁,甚至有意允许、纵容,便是自我陶醉于做皇帝的美梦中了。愚民政策的本质,就是要亿万人民对领导人顶礼膜拜和绝对服 从,这样,每一项指示,即使荒谬到绝伦的程度,也不会有人怀疑,大家都像奴才一样,忠心耿耿地去奉行。

在沈阳上学的那几年,也曾像许多当代年轻人一样,十分崇拜毛泽东,读他的著作,背他的诗词,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及至回到农村,亲眼看见乡亲们苦苦 挣扎在饥饿线上,成了不折不扣的奴隶,自然会想到他们都是毛泽东治下的百姓,于是渐渐对这个政权产生了怀疑,它真是为了人民吗?进而也怀疑,当初死了几百 万人进行的所谓革命有必要吗?难道我们的人民,所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更加贫穷的社会!等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切为了领袖,一切行动必须听从一个人的指 示。有些说法,尽管荒谬到极点,人们偏要那么讲,诸如什么“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不吃饭不睡觉可以,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 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总而言之,全国八亿人口都得围绕着一个皇帝佬儿转,如果有人胆敢对其不敬,或稍有微词,未待龙颜大怒,早有爪牙将你打入十八层地 狱,使你永世不得翻身。试想想,这是怎样的一种世道啊!假使秦始皇再世,一定会自叹弗如,活像小巫见大巫一样。过去常骂国民党一党专制。轮到自己,一党专 制尚不过瘾,最后干脆一人专制,只有毛泽东的话算数。其他人,想打倒谁,随便制造个罪名,就可以打倒;想整那部分人,便给这部分人戴上“反党”或“反革 命”的帽子,让你服服帖帖,甚至还要言不由衷地感谢领袖的宽大。

掌权者,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最高指示”满天飞,比封建皇帝的 圣旨,普及的范围更大。全国人民只能按皇爷的命令行事,将原先所有的机构统统架空。天下成了一个人的私产,专横暴戾,颐指气使,这样的领导者不正是独夫民 贼吗?

上面写到的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基本思想,或者叫做对形势的认识。其间,曾多次弯腰站在批斗大会的台前,作为“活靶子”,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也成为看热闹 人们特别注目的最年轻的“四类分子”。而我,从来不听他们的发言,那些陈词滥调,引不起任何兴趣。弯腰请罪,脑子里却不断思考着“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笑 话。也许是当局者昏,旁观者清的缘故吧,看着这出闹剧,总觉得可笑极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自。“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兴许是神经过敏了吧,我从来不 认为刘少奇等人会有篡位的野心,他们一直是毛的忠实追随者,只不过在一些政策方面小有分歧而已,又何必如此大张挞伐,兴师动众,搞得劳民伤财,天下大乱! 其所以这样做,主要想把过去众人共掌的大权统统收归自己,然后选用自家的贴心人做未来的继承者,建成“革命的”家天下——变相的毛家王朝。

五十

夏天,奶奶独自去了集宁,住在二叔家里,对外说是为了看病。村里也没有过问,反正她也不能劳动,只是停止分粮而已。奶奶走后,爷爷搬到李致忠表叔院里去 住。李致忠的妻子是我一位本家姑姑的女儿,比我大五六岁。那时,李致忠刚刚当上小队长,晚上经常开会,深夜方才回家,孩子们尚小,一个女人家,表姐有点害 怕。一次,她对我说:“要不,让我四姥爷来我们西窑住吧”。我马上应允,便让爷爷搬了过去。一则,元海叔的西窑顶部裂缝,有危险,担心出意外;二则,人家 只有两间闲屋,柴草什么的需要有个堆放处。而表姐的院子,除了三间正窑、三间西窑外,还有两间南窑,宽绰得很。爷爷和我们一起吃饭,晚上只去睡觉。非农忙 时节,我同他一起去睡。

农历八月,雁门关外的晚上凉意渐浓,爷爷睡得炕需要烧火,于是晚饭自己捎带着做,中午依旧和我们一起吃。

中秋节到了,姥娘给了二斤羊肉,难得有一顿饺子吃,母亲没有出工,在家张罗。正好,这天下午所有妇女都未出工,晚秋莜麦等着收割。队长一看,来的人这么 少,顿时火气大作,凶神恶煞地责问我,母亲为何不出来,我没啃声,知道他要拿我儆众,当下被骂了个狗血喷头,明知这是杀鸡给猴看,任他骂去,只是觉得过节 挨一顿臭骂,实在倒运。正在这时,我那火爆脾气不省事的妹妹跳了出来,直指队长的鼻尖:“你还讲不讲理,你老婆不是也没出来吗?光我妈没出来?过节呀,吃 顿饺子总得有人做,我们成分不好,连吃一顿饺子都不允许吗”?队长本是我的一位远房姑姑的丈夫,被妻侄女这一顶呛,自觉没趣,悻悻地走了,我把妹妹数说一 顿,她甚至连我也抢白:“谁像你,被人骂死也不开口”!只能不理她。

傍晚回来,妹妹得意地向母亲讲了地里发生的事情,未曾想竟遭到母亲的训斥,赌气走出外边。快捞饺子时还未回来,爷爷催我去找,在窑后面的地边把她叫回。吃 饭时,我说:“你一个人在外边干啥?妈批评你是对的,咱们谁也得罪不起呀”。谁知,她早把此事置于一旁,却说:“我看见白仪在地边转悠,和他说了一会儿 话”。母亲接着告诉我,白仪这几天一直在地边转来转去,因为糜黍熟了,担心附近人家的鸡作害,天天看着。自从换走我家的自留地,把一茅厕的粪全撒到地里, 糜黍长得足有高粱那么高,是我从未见过的。快成熟时,白仪天天看护着,有几次我也看见过他,他好像故意避着,从来不和我说话。我们边吃边议论着。饭后,爷 爷早早走了,不久全家人都睡了。

第二天黎明前,估计也就四点左右吧,街外传来一阵吵杂声,妹妹对什么事都好奇,穿好衣服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就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使劲推着我:“哥哥,快 起来,白仪在咱家后面那棵树上吊死啦”!“你胡说些啥呀”!我大声喝叱着坐了起来。母亲也已穿好衣服,走了出去,妹妹继续大声嚷嚷着:“人已经埋了,外面 的人是埋了白仪,刚刚从地里回来”。我还是不大相信,随口道:“你说的也太玄乎了,就是吊死,也不可能连夜埋了,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好好好,你不要 相信,一会儿妈回来就知道了”。说罢又走了出去。大约十几分钟后,母亲回来,证实了妹妹说的全是事实。我们都感到大惑不解,好端端一个人,怎么会上吊?人 家又当着红卫兵联络部的部长,今年自留地庄稼长得那么好,虽不敢说春风得意,比一般人也要强出许多。

原来,中秋夜里,大约半夜时分,两个看田的队员从我家后面走过,那时正是皓月当空,一眼望见树上吊着一个人,马上意识到是我寻了短见,走近跟前,用手电一 照却是白仪,两人商议,赶快回大队报告,谁也不敢先去放人。他们知道白汉成的为人,放下来如果活着咋也好说,如果死了,被白汉成讹诈,到时说不清责任,麻 烦可就大了。

大队值班人员接到报告后,一起去找白汉成,白汉成听了顿时大怒,厉声吼道:“想死让他死去,我不管”!来找的人无法说服白汉成,便到村西一带 去找白仪的弟弟,那一晚,白玉也在看田,众人找着后,一起赶到树下,白玉伸手摸了摸他哥哥的脚,已经冰凉,便对众人说“已经死了,天亮后再说吧”。白仪仍 旧吊在树上。消息传到白汉成一位本家叔叔白静的耳里,老人十分气恼,马上找着白玉,对他说:“快找几个人把你哥放下,也不怕村里人笑话”!人从树上放下, 接下来如何处理,白汉成死活不让往院里拉,以命令的口吻要白玉找几个人连夜埋了,白玉拗不过父亲,只得匆匆把他哥埋掉。我们听到街外的吵杂声,正是参加埋 葬白仪的几个人,气愤地对人们述说着夜里发生的一切。

中秋节一过,白仪的死,成为村里人们议论的头号话题。原来,白仪自从当了红卫兵联络部的部长,这一年并未外出打工,晚上常在为他们专门设置的办公室里,同 一些红卫兵们闲聊,渐渐地和一个姑娘产生了感情,两人相约结婚。白仪曾几番打发人前去女方家里说媒,无奈女方的父亲坚决不答应,不想和白汉成结成亲家。紧 接着又托人给女儿在城里找了一个对象,八月十五前刚刚出嫁。白仪在绝望后选择了自缢。临死前,拿一块半头砖把附近的版墙刮出三块平整处,趁着月光写下了他 的绝望,人们正是从这些断句残篇中了解到他的死因。去现场看过的人说,树下扔着许多烟头,往来踩下数不清的脚印,可见死前也曾有过剧烈的思想斗争。

白仪死后的几天里,每逢出到地里,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骂白汉成的不像人。早听白仪的母亲说,儿子挣回的钱,越攒越少,丈夫逼着向她要,都被他拿去在代销 处换了吃喝,要是不给,连儿子也被臭骂一顿。白仪在家里的处境实在难挨,极想自个儿有个家。然而绝大多数人们对他的死并不同情,总是说他葬了良心,遭到报 应。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因为换去我家的自留地。一般的老百姓,阶级斗争观念极为淡薄,往往按照传统的观念,鄙视那种欺负孤儿寡妇的人,认为这种人缺德。 白仪刚死那两天,人们议论时,故意对着我,表示对我的同情,我对此事从未开过口。虽然也曾怨恨过他,气愤他的仗势欺人,可是一旦人死了,所有的怨恨随之烟 消云散,反倒有些同情,可怜他的不幸,尤其体谅他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以至于最后走上绝路。平心而论,白仪的为人还算不错,并不像其父亲那么无情无义,更 多地秉承了他母亲的厚道善良。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耍,他比我大几岁,又很有力气,却从未欺负过我和其他比较小的孩子,遇有别的大孩子欺负小孩子时,他常常 主动站出来主持公道。刚回村那阵,每逢见面,总要一起闲聊一会,也没有觉察出对我有歧视的态度。

及至后来,当了红红卫兵联络部的部长,提出要换我家的自留 地,或许受了别人的怂恿也未可知,也或许是由于穷困的原因,一时冲动做出的选择,这些当然都无从知晓。只是从那以后,见了我远远避开,尽量不想面对面接 触,可见他也有某种程度的愧疚之情。现在人死了,种种怨恨也都随风而去,只觉得穷困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村里那么多年轻小伙子,个个眉 不禿,眼不瞎,只因一个穷字,无论怎样蹦跶,就是娶不过媳妇。而姑娘们择偶的标准是“一军二干三工人,死也不嫁老农民”。眼看着村里的姑娘们一个一个地走 了,小伙子们干瞪眼没办法,都是穷造的孽啊!白仪的死,不也与贫穷有着直接的关系吗?真不知道那些提倡穷光荣,陷广大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执政者,究竟长 着一付怎样的黑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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