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七)

作者:吕维 发表:2010-06-08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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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第七章 荒村沉思录

第七章 荒村沉思录

三十七

过年后,正是一年里最消闲的日子,照旧五点左右起床。母亲问我,为啥起的这样早,天还未亮哩,我说习惯了,在学校和工厂都是这样。独自走到村边,在通往县 城的土路上来回漫步。这时已经完全冷静下来,开始思考一些最近以来困扰我的问题。

首先想到的是和王世祯老师的关系。王世祯,先前当过兵,那时凡从部队下来 的人,都被认为是最可靠的骨干,因此做了我们的班主任,专管政治思想工作。他同时兼管着两个班,我和崔培毕所在的班级都属他领导。和我们初中时的红旗班主 任大体相仿佛。这种人,文化水平不高,说话粗野,行政命令的作风很浓厚,往往不为学生们欢迎。王世祯,虽不像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元子忠那样粗野,平日里总是 给人一种笑里藏刀的感觉,许多同学尽量躲着他。

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和自由活动时间,代课老师,如果有哪一位来到教室,同学们总是紧紧围在四周,问这问那, 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带着尊敬。这些教师,大都毕业于名牌院校,知识丰富。相比之下,王世祯来到教室,除了极少数争取入团的积极分子和他打招呼,多数人该干 什么还干什么,不大理睬他。这种时候,他的政治优越感一定会受到挫伤。特别是我们这个班,班长和团支书都是在职职工,他们来校培训前已经是厂里的骨干,有 的早已是党员干部,这些或许会造成他某种自卑感。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只能靠少数几个积极分子。加之那时打小报告,暗里汇报他人,早已成为人们靠近领导的十 分流行的作法,无形中给一些惯于拉一伙,打一伙的政治思想工作者提供了便利的机会。像我这类家庭出身不好,又整天埋头于书本之人,自然成了他们汇报的对 象。

而我,从未主动到王老师的办公室找过他。一则,因为没有那些富余的时间;二则,也实在没有什么可谈的。他是那么喜欢别人围着,向他汇报班里的情况。我 呢,从不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加上埋头于读书,对他人的言行一贯不去留意,无疑使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曾听一位同学说过,王世祯认为我是一个极其高 傲的人,而且怀有很大的野心,把谁都不放在眼里。所以积极给班里办墙报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突出自己。听了他给我的评价,起先也曾恼火过,想把办墙报的工作 推了不干,怎奈班里对我很信任,又不好意思,只能由他说去。在我心里,觉得和他的关系,说到底只是疏远而已,谈不上瞧起瞧不起。及至后来,他屡次向我发起 攻击,我也只是心平气和地作了说明,口气中丝毫没有鄙视他的意味。对于他的不学无术,我能够理解,人家是专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又不是给我们代课。

只是后来觉得,当时不应该当着众多同学的面给他做解释,任他批评,过后再做说明更为合适。我毕竟年轻气盛,涉世未深,遇事不够冷静。当时也的确为他的偏听偏信,未 作任何调查了解就信口开河地批评而不平,因此当即作了说明。过后想来,这或许会使他感到难堪,愈发迁怒于我,对我造成更大的不利。其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 不慎,给自己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但仅仅因为这些,就可以使用恶毒的手段,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掉吗?我感到大惑不解。

临近毕业前的那个学期,当王世祯主动找我,承认对我的误解,表示要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时,我何尝未怀疑过他的动机,只是他以组织上的名义,要求我写一份思 想汇报,我无法推托,写了历年来通过学习如何提高思想认识的材料交了上去。

再以后,他又以组织上的名义要我彻底交心,交出日记时,我也产生过更大的疑虑, 他是不是想陷害我?当崔培毕被开除后,他在我面前曾几次显出得意的样子,那种皮笑肉不笑的嘲讽表情,早就感觉到此人心术不正。

日记是个人生活和心路的记 载,按理说,作为组织不能要求谁交出自己的私物,但他再三催促,加上当时一位姓刘的同学曾悄悄告诉过我,王世祯已经偷看了我部分日记。

我在学校时既没有一 个箱子,也无提包,书籍、衣物都在床上推着,日记本就放在枕头旁。自从刘同学告诉这个消息后,便把所有日记本藏在褥子下面。如今,他接二连三要我向组织交 心,再要推托,显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反而不好。总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光明正大的,纵然有过一段未成熟的恋情,也没有任何越轨行为,让他看看又何 妨,同时也可解除他对我的怀疑,于是交了上去。自认为没有什么错误的东西,你能把我怎样!谁想他竟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无限引申,秘密做成材料,在我工作 后告到公安局,给我造成如此恶劣的后果。

每个早晨,独自徘徊在村外的道路上,不断向自己发出提问:“王世祯和我有仇吗”?答案肯定是没有。

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怎么会用如此 毒辣的手段去陷害对方,难道他连做人的起码良心都没有!他不怕损阴德吗?仅仅因为彼此间有些睚眦,或者连睚眦也够不上,只是疏远,便陷人于不义,犯得着 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即使最坏的人,当你丝毫未损害他的利益,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加害于你。思考着这一切,慢慢终于理出一条新的思路。当元子忠、王世祯之 流如此行事之时,他们或许早已丧失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他们只不过是一条警犬而已。只要嗅到一股不喜欢的气味,便要无限放大,认为这是敌情,不必向主人 请示就可咬你,哪怕咬的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也在所不辞。

自上初中以来,看到不少的所谓“小集团”,充其量也就是几个人在一起议论过某个老师或领导,便断送 了青春。联想到“反右”时的情景,渐渐看清了政治思想工作者的本质,他们的职责便是想方设法整人,尤其对于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曾经犯过 错误的人以及读书人。凡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怎么做怎么象。因为他是一个政党的代表,有党做后盾,任何肆无忌惮的迫害,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说成是为了巩固政 权,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因而永远是正确的。

终于理清,这是一个时代的特点,是所有政治思想工作者的共性。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政策性的导向。如果不是这样,作为执法机关的公安局,为什么不经调查,完 全按照控告方的观点加罪于被害者,又丝毫不听当事人的辩解?可见他们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对于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即使你没有任何犯法的事实,也 可以按有罪论处,因为你不是这个社会依赖的对象。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对于地富子弟,只能给你碗饭吃,让你夹着尾巴做人,战战兢兢过日子,如果谁要认不清 自己的身份,偏要有什么理想,不满足做一个螺丝钉,那么只有让你连螺丝钉也做不成,社会主义国家自始至终把你当做不可靠分子,所以该到打击时,宁可错判, 决不手软。

正因为如此,思想上的困惑越来越多,我有原罪吗?莫非生下来就是不为社会容纳的一分子?当初分爷爷的财产给穷人,是为了均贫富,我也从内心里赞成这种做 法,坚决认为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可为什么对我还要如此不放心?究竟是我犯了什么忌讳,还是你们自己心虚?小时候看小说,有的人无端杀了人,甚至像曹操杀吕 伯奢,本来是多疑误会,却还要一不做二不休,连人家的子弟也斩尽杀绝,怕的是日后遭到报复,至于人家是否报复,或者能否报复,还是未知数呢。何况,我的爷 爷还健在地活在世上,怎么可以毫无根据地认定我要和这个社会为敌?这样的做法,实在无异于为渊驱鱼,故意树敌,好给阶级斗争的理论找个依据。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思索,总算认清了自己的身份,这些都是生来注定的。一切只能怨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有服务社会的理想呢?如果及早撒泡尿照照自己,也不会 那么废寝忘食地去读书。这时候,又想起了牛老师对我讲过的话,也想起了刘绍棠、刘冰雁、王蒙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后来无端成了“右派”……
我算什么呢?什么都不是的无名之辈,还有什么好怨天尤人的!一个古老的声音在耳畔响起,这一切都是上苍的意志,请接受命运的安排吧。

三十八

正月十五刚过,队长安排我出粪,也就是掏茅厕。从此,每年开春后,便和粪打起交道,并且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许,是臭气相投的缘故吧。我们这里的人家,家家 户户院子的角落里,有一个用石头或砖砌成的圆形大茅厕,也叫茅圊。夏天放满雨水,等水沤好后,陆续把脏土、炭灰和畜类粪便倒入里面。
茅厕的上面,有的人家 用木头做成方形档子,有的人家干脆只用一根较粗的树干靠边横着,留出尺把宽的空隙作为人们大小便的地方。平日里,扫完院子的脏土、烂草、做完饭的泔水等废 物,全部倒入其中,真可谓藏垢纳污的总汇。

农历正月,阳历已进入二月,但雁门关外还没有丝毫春意。茅厕的上面依旧冻得硬邦邦,镐头下去,只有一个浅浅的印 痕。这时,须得从大队场面上抱些柴禾点燃,大火过后,再覆盖一层厚厚的糜谷之类的滓子慢慢煨着,第二天消开了口子便可掏挖。这种活儿,一般由两人合干,一 个在下面往上撩,一个在茅厕边通过墙上留有的孔洞往街外仍。和我搭档的是一个五十岁开外的老汉,名叫黄裕明,富农分子,一天没有几句话,只管干活。

无论做 什么,老是那么不紧不慢的样子,显然是个慢性子的人。由于很少休息,人们都说他是“动牛常不闲”。掏第一个茅厕时,首先安排我在上面,他在下面。下面比上 面费力,而且脏。我当即表态:“大爷,您五十多岁了,我才二十几岁,咋能让您在下面”?他用怀疑的眼光看了我片刻后说:“那娃,你在下面能行”?“能”! 回答的语气中充满了自信,他不再坚持。就这样,一个月里,掏了一个又一个,直到全小队的茅厕被掏光为止。

其后几年,凡脏活、累活、难活都由我俩领衔,一老 一少,竟成了忘年交似的搭档。二月中旬,掏到一个非常难操作的罈状茅厕,上口直径一米半左右,中间和下面的直径两米还多,里面粪便又带有过多的水分,呈浆 状,下面撩时,臭糊糊顺着锹把往下流,溅了一身不说,弄得满头大汗,衣服全部湿透,汗往下淌时,连同头上的粪点,有时竟流到嘴角。黄裕明几次要和我对调, 都被我婉拒,这是我回村以来干的最脏的一次活儿,然而没有退缩。我知道,今后在队里,凡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儿都将归我,我已成了印度的贱民,如果不能拿得起 放得下,必将受到喝斥、嘲笑,甚至羞辱。

这当儿,表姑夫张瑞从矮墙外走过,看在眼里。随即进到里面,对我说:“那娃,看你热成这样,还不如把头发都剃了呢,以后是社员了,要那么多长头发干啥 呀”!我停了下来,笑了笑说:“是啊,过两天就剃,干农活儿还是光头好”。表姑夫又说:“出了那么多汗,保准不用热水洗,”接着又用商量的口吻说,“要 不,这会儿就剃了吧,我给你剃”。我马上应允。肯定是看我不像农民的样子,用这种方式委婉地来提醒。不一会儿就拿来了剃刀,我也上到茅厕上面。趁着大汗, 三下五除二剃了个净光,顿时感到十分惬意,从此成了光头。黄裕明却很不以为然,不住摇着头说:“唉,不该剃光呀,你咋能和我们一样,往后还要找对象哩”! “大爷,您说我还能娶媳妇吗”?我打趣地问道。“咋不能,莫非你要当和尚”!黄裕明随口答道。“大爷,您不想想,有哪个姑娘会找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做 丈夫,除非眼睛瞎了一胳膊深”。我一边说,一边摸着刚剃过的头,滑溜溜的,接着又对他说:“人家是削发出家当和尚,我是回家削发受管制”。见我说得这样轻 巧,表姑夫和黄大爷都笑了。最后,表姑夫收起剃刀,说了一句“庄户人就得有庄户人的样子嘛”,然后走了。我和黄裕明老汉接着再干。正由于我的肯干,黄裕明 对我很信任,以后无论两人搭档干什么,他都十分放心。

春分过后,播种陆续开始。我们这里最早种的是春麦,每个小队,按大队规定种不多一点,每人每年只能分得几斤,我和黄裕明开始抓粪。耕地的人前面耕一犁,抓 粪的人紧跟后面,挎着粪笸箩往墒沟里扬粪,要扬的均匀,后面的人跟着溜籽种。不用说,抓粪的人最苦重,每过一个粪堆,需要往粪笸箩里添粪。粪笸箩呈长圆 形,横在胸前,用绳子套在双肩上,两手不断从里面将粪土顺垄沟扬出。种小麦仅仅是扬,只要均匀就行。种山药和玉米,则要把握好株距,一把一把地抓出去,下 籽种的人须得将籽种放在粪上。只是种山药和玉米由于行距大,抓粪的人更累些,每次,粪笸箩要撮得满满的。

抓粪的工作一直进行到小满前后、芒种来临之际,播种基本结束了。

三十九

乡村里的生活渐渐习惯了,毕竟从小在这里长大。除了每天按时出工外,早晚时间大部分用来经营自留地和小块地。五点左右起床后,脸也顾不得洗,扛起铁锹到村 东南的沟里去翻地,傍晚回来再匆匆担一两次粪。
自我回来,母亲再也不用干这些活儿了,她较前轻松了许多,这正是我最大的安慰。小块地是大饥荒那两年,为缓 解饿死人的现象,上级允许自由开垦的荒坡和沟沟洼洼等小片土地,大的有二三分,小的只有炕那么大,都是牛犑无法达到的地方。那时父亲正在生病,又不能经常 请假,母亲和大妹竟也一锹一锹地开出五片,总计七分左右,雨水勤趁的年月,最多可收二百多斤粮食。我必须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多运点粪,尽量种好。整个春 天在忙碌的劳动中过去了,很快成了一个地道的农夫,连父亲生前留下的几件破衣服也披挂在身,甚至把他的烟袋也由我继承过来。

随着天气的渐渐转暖,家里一铺炕实在挤得难受,搬到一位本家叔叔新券起的窑里去住,人家准备干透了第二年搬进去,头年嫌潮湿暂不住。好在炕已干透,一个人 住着,也不用烧火。每天尽管很累很累,煤油灯下仍然坚持看书两小时左右。

自己也清楚地知道,看书已经没有什么用处,此生此世眼看着彻底完蛋了,但还是想 看,说不清是一种习惯使然,还是借书籍来消愁解闷。总之,每天能读一两小时的书,心里觉得踏实,也不寂寞。期间还写过一组小诗,描写妇女们在下雨天,围着 针线笸箩,边纳鞋底边闲聊的场景,生活情趣多一些,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写好后寄给崔培毕。不久接到他的一封信,极力称赞这一组诗,并鼓励我寄给《火花》杂 志社。我觉得只是一组陶渊明式的田园诗,政治意义不强,哪能发表呢?紧接着他又来一信,催我寄去,并说这或许是我的一条出路。我的心被他鼓动得活泛起来,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寄了出去,也没有当回事。

半个月后,一次正和民兵连长曹建忠一起干活,他突然问我:“你是不是给《火花》杂志社寄过稿子”?我用惊奇的目 光看了他一阵,随口问道:“你咋知道”?他接着说:“前天我去大队部,亲眼看见《火花》杂志社给党支部的一封信,说你寄去几首诗,准备发表,人家寄来一张 八开大的表,调查你的政治面貌,怎么样,还不承认”?我说是有这么回事,只是想试试。随即岔开话题,和他谈起别的闲事,他也不再问下去。
回家的路上,懊悔 极了,本打算韬光养晦,在村里度日,让人看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庄户人,这样一来,保不准以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与此同时,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就连 发表几首小诗,还要如此郑重其事地进行调查,我还能做什么呢?崔培毕在信中还建议,要我找一些初中时的老同学帮忙,哪怕能谋到一个代课老师的位子,虽然也 是挣工分,毕竟有时间可以继续学习,看来也只能是妄想。育人,从来就是一件大事,关系到后代的成长,谁会交给“反革命”分子去干!

此生此世,唯一的出路怕是只有靠苦力了。
 

四十

夏天的日子,大部分营生是锄地。小时候,父亲在外做买卖,农忙时,山药、糜黍、豆子等好锄的作物由我完成。都是顺垄背锄,只要把地皮锄得松软,将杂草锄死 就行。但从未锄过谷子,这一带人,把锄头遍谷子称为锄小苗,不仅仅是锄地和锄草,更主要的是用锄尖去间苗。据说,没有从小练就的苦功,干这活儿往往费力不 讨好。自留地里的谷子,是母亲跪到地里,一株一株用手间好,三四寸一株,然后由我顺垄背锄一下即成。大地里都是边锄边间苗。而且锄小苗要求用短锄把,腰弯 到不能再弯的程度,方能清清楚楚看到那细线一般的簇簇谷苗,然后用锄尖轻轻拨开,留下其中一棵,将其余锄掉。为此,腰疼得难忍。

每次,当别人锄到地头都在 休息时,我还在半地里。等我到了地头,人家又开始动身,只好做短暂停留,跟在大家后面继续去锄,简直没有一刻喘息的机会。有一天收工后,同小队的丁三叫住 我,要我和他相跟着走。丁三和我同龄,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看看人们前边走了,他说:“咋那样死相,有你那种锄田的吗?又不是自留地,这是公家的地,锄小 苗要看哪个好留留哪个,不好留的一锄砍死拉倒,管它离多远哩”!“那苗子不少得多啦”?我反问道。“管他多少哩,”丁三满不在乎地说,“对得起那两碗糊糊 就行了,多收了又不给多分,还不是都让公家拿走!你也不看看,谁不是我说的这个锄法”!第二天对别人的锄法进行了仔细观察,果如丁三所言,我的速度也跟了 上去。只是觉得株距那么大,许多不好锄的苗子一齐砍去,委实有些可惜,心里总有一种过意不去的感觉,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不仅锄谷子,锄其它庄稼时,人们的锄板轻轻往土里一划,只锄薄薄的表层和杂草,地并没有因锄过变得松软多少,一切都是应付。尤其队长不在的场合,不仅质量 差,数量顿时减少,到了地头,坐下后很久不起来。老人们谈论着过去当长工时,每天吃莜面餄饹,如今却只能喝糊糊,大有一种今不胜昔的感慨;年轻人则总爱谈 及娶媳妇之类的话题,有人甚至板着指头数说,村里已有五十二个光棍汉,我也成了其中之一,在附近的村庄中,可能已经够得着冠军。这一切,毫无疑问地影响着 人们的情绪。原来,集体的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如此淡薄,与我从前在书本上看到的相差甚大。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次追肥。那一天,赶小平车的张二病了,让我临时代替,车上放着大队分配下来的一大铁桶氨水。按照队长吩咐,先赶着车到达指定地点等着,他 说随后就会有妇女们来追肥。早早到了地里,把毛驴拴在附近的一棵小树上,独自坐在地边抽烟。大约一小时后,队长方才来到,满脸怒气,可能遇到什么不顺心的 事了,我也不便去问。他坐下来,要过我的烟袋,一古脑儿地抽起来。大概过了半小时,也不见妇女们出来,我问道:“咱这化肥咋追呀”?“追个屁”!队长还在 生气,原来他向妇女们派工时,比往日晚了一些,大多数人已出到地里去割草,没有人拿盆或小桶来,氨水实在无法洒到地里。再加上这块地种的是糜黍,又不像玉 米那样,可以一株一株地去追,只好耐心等着队长的吩咐。又过了半小时左右,他霍地站起身来,顺手把大铁桶下面出口处的皮管拔开,里面的氨水“唿噜”“唿 噜”往外流,一直流完,又把皮管掖住,吩咐我:“赶着车回去吧,今天后晌啥也不干了”!我从树干上解开缰绳,一屁股坐在车辕上,赶着毛驴往回走,只听队长 一人在那里骂道;“真他妈的操蛋”!

这件事过去了很久,我常常在想,队长尚且如此,难怪社员抱着凑合的态度,如此经营,能有何种效果?当然啰,此事只我一人知道,从未对任何人讲过,包括母亲。知道自己的身份,凡事把自个儿管好就够啦,其他人,哪怕是再明显的错误,也轮不到我去说三道四。

初中时放假回来,只给队里割草,不和别人接触。如今不论播种、锄地,还是其他事情,大伙儿在一起干活的时候居多,仔细观察他们的行动,很少有人为集体操 心,大家都像工具一样,队长让干啥就干啥,让咋干就咋干,消极应付,敷衍了事。“对得起那两碗糊糊就行了”,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与此相反,每天的一早一 晚,人们在自留地里,在小块地里,简直像女人们绣花那样精心照料自家的庄稼,发现哪儿有一棵草,赶忙走过去用手拔掉,路边偶尔有一株苗子被人或牲畜踩倒, 慢慢扶起,再给根部培上土。

实在没有活儿干的时候,也爱围着自家的田地四面转悠,真像父母对待孩子那样,处处关照,百般呵护。怪不得靠近村子四面的田地, 片片都是墨绿色,苗子稠而粗壮。远处的大田里,则是一片淡淡的黄绿色,苗稀而瘦小,与耕种它们,长期缺乏营养的农人们倒很匹配。相比之下,自留地里的庄 稼,宛若大腹便便的富翁,正在嘲笑远处那些不争气的禾苗,简直就是一群流民或乞丐。许多农民,包括村干部对此种现象早已见怪不怪。而我,却常常为此陷入沉 思。这一切,虽然与我关系不大,只是想探索一个问题,一个有关社会方面的非常沉重的大问题。农业合作化究竟给国家、给社会、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它的存 在是否真正地合理?

四十一

回到村里,渐渐学会了串门。大家在一起干活,有时路过同伴们的门口,他们招呼进去,怎能拒绝?况且,自己也充分意识到,再不能像做学生时那样孤僻,应该和大家打成一片,丢掉学生时代的种种毛病,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夫。

有一次,天阴的黑沉沉,西面的云雨已遮住山头,地里的人们马上往回跑,我和曹建忠相跟着,正好跑到他家附近,大滴大滴的雨落了下来,只好到他家避雨。曹建 忠比我小一岁,上小学时两人很要好,常到他家玩耍。自从我到外面上学后,就很少来过。他家住着三间土窑,中间堂屋里安有一盘石磨,后面墙根处有两个大瓮, 其它家具什么都没有。里屋里也只有几个瓮,分别放水、咸菜和一些粮食。炕上角落里堆放着三张破被,蓆子隔不远有着大小不等的破烂处,竟露出炕皮,一切给人 家徒四壁的感觉。我坐在后炕的炕沿边,有话没话地说:“大娘,还没烧火”?“不忙,黑夜饭吃得迟些倒睡得安稳”。曹建忠的母亲有气无力地答道。这是一个四 十三四岁的寡妇,和我母亲年龄差不多,但看外表,简直像是六十开外的老妪。她的丈夫在七八年前给队里拉炭,下坡时惊了牛,凭一身力气企图把快速下行的车抵 住,使速度有所减缓,以免翻车,结果搓倒在车轱辘下面,当场被碾死,留下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回村后,听说女儿已经嫁到山里,如今母子四人一起过日子。

等我点起一锅烟,又问道:“大娘,日子还可以对付吧”?“对付啥呀,我的娃,”她深深叹了口气,接着说:“老二老三也都半大娃子了,人常说,半大小子,吃 穷老子,分的口粮年年不够吃,钱一个也没有,你看曹建忠也不小了,连个说媒的人都没有!现如今和过去相比差远啦,那时候他爹给你爷爷做营生,每年挣些现钱 不说,自家地里产的粮食够吃,日子比如今宽裕多了”。因为他提起丈夫过去给我爷爷当过长工,不便再说什么,等外面的雨下得稍为小些时,便匆匆离去。

这样的串门和闲聊有过多次。我们小队的人家,每家有一个茅厕,整个春天,和黄裕明老汉挨户进行掏粪,大多数人的家里都去过,情况大致相彷佛。从听到的和看 到的,深深感到,大家对今后的日子都没有什么期盼,灰心与无奈的情绪随处弥漫着,特别是中老年人,个个酷似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报刊上常说他们是社会主义 的新农民,为建设人民公社如何如何地积极劳动着,我曾努力寻找这样的人,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

为什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此低落?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的待遇太差。人们常说,穷则思变,越穷越革命。这话,并不完全对。有时候,穷困使人失掉了信心,干脆 破罐子破摔,也是常有的事情。面对这样的情景,我的心里,逐渐产生了怀疑:人民公社是不是真的优越?中国农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制度?革命的口号喊得响彻云 天,难道就是为了贫穷?瞧瞧周围的人家,大都住着祖上留下的破土窑,过去整齐的院墙,坍塌的这里一个口子,那里一个豁子,年复一年无人修葺。大门大都破 损,形同虚设,的确到了夜不闭户的时代。

每户人家,月月分来的那一点粮食,全放在住人的家里头,还用得着防贼吗!谁也没有一点积蓄,大家一样的吃不饱。就 连每人每年发的七尺布票,竟然无法全部花掉,衣服补了又补。这一切,在前几年的困难时期尚可理解,那是苏联修正主义者们向我们逼债。现在呢,债也还了,为 什么依然这样穷?在学校时,曾经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望,如今却像海市蜃楼一样从眼前渐次消失,真不知道写在纸上的和实际情景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别?报刊上 常说,如今是工农当家作主,大家的日子过得很好,可我看到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情景,远不如合作化前。宣传和现实严重脱节,不说真话,互相欺瞒,长此下去,问 题将如何解决?社会将怎样走向进步?人民生活何时能得以提高?……

在困惑中思考着,巨大的反差,使我茫然不知所从。

四十二

回村后的第一个冬天非常平静。这里所说的平静,主要指未遇到任何麻烦,除了出门请假,回来销假外,其他方面与别的社员并无多大差别,只是少挣点工分而已。

秋收过后,搞了一个多月农田基本建设,大家在地里不停地叠圪塄,也叫打地框,为未来的灌溉作准备。等到冰冻三尺,一切农活都停下来时,只好呆在家里看书, 也间或到顼怀老汉家里坐坐。顼怀老汉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孤老头子,一辈子没有结过婚,住在我二爷的院子里。

农闲时,附近的老汉们几乎都在他家里,炕上地下坐 满了人,我的几位尚在人世的爷爷们和几位伯父们,是他家的常客。顼怀老汉当过多年的兵,人们都说他是一个标准的“兵痞”,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各式各样的 人,因此,吹起牛来分外吸引人。有一次讲到他曾经侍候过一位军长,这军长得了瘩背,不久化了脓,他给往外挤脓,一晚上竟倒了十二帽子,据说用的是那种青缎 瓜壳帽。为什么不用器皿,非用帽子倒脓,他没有解释,人们也不去多问。我听后忍不住笑了起来,随口说道:“十二帽子,怕连五脏也给倒得差不多了”。他很生 气,当即把我训斥一顿:“你这娃,见过个啥呀,我亲自倒的不比你清楚”!我没有再说什么。一则,他是有名的犟嘴老人,人们背后称他为太原的老干酱;二则, 他是长辈,我叫他四表爷。偶尔来这里一次,多是想了解他们在谈些什么。

有一次,我把话题故意引到粮食产量方面,问他们单干时,全村大体上能产多少粮食。这 些老者们倒挺认真,大家板着指头数着,吕家打多少,黄家、李家、白家、张家、刘家各收多少,加上一些独门小户人家,大约在八九十万斤左右。也有人干脆,说 全村近七千亩土地,好地三成,每亩收二百多斤;中等地四成,每亩收一百三四十斤;赖地三成,每亩也能打六七十斤;平均亩产一百三十斤上下,估计好年景能打 九十万斤。年景差一些也收六七十万斤,特别严重的荒年除外。听了他们的估算,略一寻思,相信大体上八九不离十。正打算问他们现在为什么总在三十万斤左右, 转念一想,话传出去,要是有人找碴儿,说我在搞煽动,将何以辩解?因此,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谁想他们竟肆无忌惮地议论起来,一古脑儿怪怨合作化,我便悄 悄退了出来。

摸清这个数字后,进一步陷入沉思中。过去单干,连化肥都未听说过,怎么打得粮食比现在多出一倍,甚至两倍,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对照前面说过的自留地与大地 的截然不同景象,说到底还是人们的积极性不高,凑合思想在作怪。人和其他动物一样,生来是自私的,每个人的所作所为,总是朝着为自己谋利益的方向努力。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自私行为,固然为大多数人所不齿,但合情合理的为衣食住行而奋斗,连我们的古圣贤哲怕也未必反对。“民以食为天”的古训,早 已深入人心。为了维持温饱,甚至为了享福的自私,只要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历来都为人们所接受,也许这就是私有制几千年来得以存在的理由,它符合人性。
而公 社化后的农村,公有制骤然间代替了私有制,人们一下子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传统的固有的私有观念,还牢牢留在每个人的头脑里,要他不顾个人得失,甚至饥肠辘 辘时也要为国家去努力,能做得到吗?违背基本的人性原则,企图一夜进到共产主义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注定不会有理想的结果。粮食产量锐减了一半还多。同样的 土地,同样的人,怎么会出现判若云泥的差别呢?这情况老百姓自然懂得,只是说了不顶事;各级干部也都知晓,谁也不敢说,说了怕丢乌纱帽,怕戴“反党分子” 的帽子,以至于造成如今的局面。

在学校时,爱读俄罗斯大师们的名著,沙俄时代的农奴,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懒散、自私、缺乏上进心,都是些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顿不顿就跑到镇上的酒店 里,喝得酩酊大醉,嘴里不断说着胡话。公社化后的中国农民,不也一样是懒洋洋地出工,无精打采地干活,长吁短叹地度日么!所不同的是,他们很少有人像俄国 农奴那样跑到镇上去酗酒,因为他们根本掏不出酒钱,也拿不出粮票,他们已经穷到了骨髓!在学校时,同时读过一些描写合作化的作品,像《创业史》,曾被人称 为当代的史诗,说的是农民如何积极走合作化道路云云,那时也真相信。及至回到家乡,所看到的现实竟是如此大相径庭。合作化、公社化分明是上级强加在农民头 上的枷锁,并非广大农民的自愿选择。所以,他们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只能消极抵制,勉强应付,毫无主人翁的态度。这正是产量上不去的 真正原因。

还是在上学时,热衷于读书,一有空闲就埋头于各种各样的书籍中,却疏于思考。回到家里,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无端却又增添了勤于思考的嗜好,这或许与年龄 有关,也与所处的环境有关。在生活的海洋里,已经沉到了最底层,在各色各样的人群中,身份比印度的贱民还低,还有什么顾虑呢。反而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 清醒,都要无所顾忌,早已摒弃了种种关于个人前途的幻想,有余暇也有兴趣来沉思默想一些民生问题,以便更深地了解眼前这个社会的本质,进而解析自己受迫害 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缘由。

寒冬的一天晚上,弟弟妹妹们早已熟睡,母亲独自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他们做鞋,缝补衣服,我一个人在小院里长久地徘徊着。乡村的冬夜异常寂静,简直是万籁俱 寂,而我的脑子里却翻腾着惊涛骇浪,在苦苦思索着,根本没有一丝睡意。突然,有三个大字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先是一阵兴奋,接着又是恐惧,怎么会有如此可怕 的想法呢?难道一年的农村生活,使我真的变成了“反革命”?略一定神,它更加清晰地再次出现在脑海里,这便是“农奴制”三个大字。是的,“农奴制”成了许 久以来深思熟虑的结晶,成了尔后岁月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幢幢鬼影!

农民,自古以来和土地紧紧相连,他们的自由、幸福,一切的命运,无不体现在土地上。当他们拥有自己的耕地时,便拥有了相应的一切,而当失去土地时,自由随 之而去,其他一切最终必将消失殆尽。过去拥有自己的土地,哪怕给人家当长工,打短工,他们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吃的不好,不去干;给得工钱低,可以不做;东 家过于抠门儿,还可另择良主,根本不存在谁强迫谁的问题。公社化后的社员,土地全部归公,加上户口制度和粮食供应政策的限制,每个农民,被划地为牢地固定 在一个极小的活动范围内,连外出打工和流落他乡的机会也极少,只能给公家永远当长工。而大东家又偏偏吝啬的要命,连肚子也不给填饱。每年,只能眼巴巴地看 着人家,将一车一车的粮食拉走,自己却无可奈何,这难道不是一种奴隶般的境遇吗?曾听乡亲们这样描述自己的现状:“如今的社员,咋吃也不饱,咋忙也不跑, 咋骂也不恼”,又说,“如今的社员,穿得没鞋,吃得没盐,花得没钱”。

真想不到,搞了许多年社会主义,人们的处境竟是这样!上初中时,历史课老师给我们讲 述古代的奴隶社会,奴隶没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每年的收获,绝大多数被奴隶主掠夺而去,只留给他们少量的勉强可以维系生命的物资。公社化 后的广大社员,不又重新沦为这种奴隶吗?要不,他们咋会常常怀念昔日当长工时的美好情景呢。所不同的是,那时有许许多多的东家,如今却只有一个,叫做国 家。在国家的冠冕堂皇的神圣名义下,将历史上的奴隶制,经过一番精心包装,于是成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制,最高统治者正是坐在金字塔尖上的独一无二的奴隶 主!更准确地说,这种体制应该称作国家农奴制,人民公社只不过是它的华丽的外套而已。

四十三

临近年关的时候,崔海瑞(回村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再次催我到他家相会,向治保主任请了假,前往山阴县。他住的村庄叫高山疃,在县城东北方向,离城 大约十五六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进得村来,首先看见一所院落,门上有“进士第”三个大字,黄色,外面镶有黑色的框子,早听海瑞说过,早年间,他们村 出过一位姓崔的进士,看来这就是进士当年的故居了。问清他家所在的方位,便急匆匆地奔了过去。最后在一位中年妇女的指点下,走进崔家院里。院子倒也不小, 除了两间正房,看不到其他建筑。进了屋子,里外除了几口瓮,别无任何摆设。看来,雁北地区的农村,多数人家相差不了多少。

其时傍晚尚未到来,海瑞不在家, 崔大爷一听说儿子的老同学来了,急忙跳下地出外找人,我和伯母闲聊着。崔大娘是一位面色苍白的老人,长期患病在身,精神有些不振。就在她向我讲述家里的境 况时,崔海瑞回来了,见我来到,十分高兴,我们一起脱了鞋坐在炕上,大娘忙去收拾柴炭,准备烧火。崔海瑞先是打量着,然后说我比先前黑了许多,我随即答 道:“那是自然的嘛,整天风吹日晒,原本就不白,这会儿更黑啦”!“还是每天在地里受苦,也没想办法找个教书的地方”?他还在关心这件事,我笑着说:“除 非世上识字的人死光,要不谁会找一个‘反革命’去教书”?说过这话,又问他:“你教书的情况怎么样”?他说:“一般呗,只是代课老师,按本村社员挣得平均 工分给我,另加六块钱补助,也是临时的,先干着,以后慢慢再说”。接着我们各自把回村后的情况详细介绍给对方,末了,他问我:“这一年还不受制吧”?我 说:“还好,虽说是管制,基本和其他社员一样,只是每月例行开一次会,由治保主任主持,被管制人员各自汇报一下自己的情况,也没啥说的,走走过场罢了”。 “这还行,这还行,只要不受制就好”!他不住重复着,对我的处境表示放心。

晚饭后,他提议出去走走。他家住在村子的东北边,出得村来,在一条小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前不久下过的一场雪,还没有完全融化,两人并肩走在雪路上,不断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很容易使人想起几年前在学校时,沿着那条污水河的河堤踏雪漫步的情景。那时,对未来有着多少憧憬啊!年轻的心,把以后的岁月 想象得十分美好,准备着将来如何如何。而今天,仅仅相隔两三年,彼此困滞在穷乡僻壤,经受贫穷的煎熬。许多同学都已走上工作岗位,只有我俩,当时被大多数 同学认为最有才气的两个人,却是穷愁潦倒,一副狼狈相!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谁也不想多说什么。

彼此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这里虽然不是学校,但这并 肩同行,引起的种种回忆却是不言而喻的。返回来的时候,他终于开口问我:“你今后到底打算怎么办,难道甘心当一辈子农民”?我长长叹了口气,对他说:“你 想我还能干什么,地主出身,本人又是‘现行反革命’,此生此世注定是这样了。有时,只觉得自己的生命彷佛走到了尽头,所以能苟活下来,也完全是为了我的母 亲。她是个非常不幸的女人,自从我父亲去世后,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四个年幼的孩子,穷困自不必说,受人欺凌更是家常便饭。我们村大队长的哥哥妻死后,几次托 人说媒表示要娶她,大队长甚至还用威胁的口吻逼她就范,如果不嫁他哥哥,将来受制可不要后悔。母亲就是不答应。她觉得,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不能给我丢这个 人,再则也怕弟弟妹妹们跟上受制。
等我回来后,虽然头上戴了一顶沉重的帽子,她似乎并不在意,一方面根本晓不得这帽子的厉害,反正成分不好,一万和二万一 样啦,另一方面,她的确有了依靠,把我视为家里的顶梁柱。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初步打算,和母亲共同把弟弟、妹妹们拉扯成人。妹妹好说, 找个人家比较容易,至于弟弟,将来的条件如果有所改善,力争给他们娶过媳妇,各自过日子,我则准备一人承担对母亲的赡养,一直把她养老送终。这样,既对得 起死去的父亲,又可以保证母亲晚年不受制。

至于其他,关于个人前途什么的,早就把它置于九霄云外,一切听天由命吧”。听了我的述说,沉默一阵后,他又问 道:“难道以后不准备成家”?“想也不想”,我接着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成家的必要吗?本人已经是地主加‘反革命’的双料货了,结婚必然生子,将来有 了孩子,保不定还会成为三料货或四料货。为了不给社会再添麻烦,宁可断子绝孙。如果说,将来真有那么一天,进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给国家减少了专政的麻 烦,说不定还算个有贡献的人哩”。听到最后这句话,他不禁笑了。

我们的谈话暂时终止,因为已经走回村边。他迟疑一下,征求意见似地对我说:“要不,咱们再 走走,如何”?我说:“好的”。于是返身又向适才经过的路段慢慢走去。这回,他主动谈起自己的情况,他说:“自回村以来,的确未像你一样受苦,担任代课教 师,倒也比较轻松,只是我的心情好像比你还要沉重,无日不在思念着小肴。两年了,不知她在干什么。还是刚回来那阵,她来过两封信,表示要跟我一起过日子。 我坚决拒绝了,人家大城市长大,母亲又是干部,从小到大,过着怎样的日子,哪能受得了咱这穷困!过去已经非常对不起她,再让人家跟咱一起受穷,良心无论如 何过不去,所以拒绝她来。但拒绝归拒绝,却永远不能将她忘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思念也在与日俱增,每天晚上很久不能入睡,想着她对我的种种情意。的 确是太喜欢她了。

假使将来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恐怕也不会有多少幸福,因为我不可能把小肴忘掉,她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两年来,有着满肚子 的话想说,可又对谁说呢,除了你,谁还能理解我,又有谁知道我的苦楚!唉,全是我害了她,怪只怪自己当初不慎,她一个女孩子从此背上恶名,今后的路真不知 咋走?有时,也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几次拿起笔要给她写信,结果还是下决心不写,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再去打扰她。但愿她能重新振作,今后有份工作, 再找一个爱她的人,日子过得幸福”。他突然停下来,看了我一眼,随即问道:“你看这样做对吗”?“对是对,但你可要在感情上受煎熬了”我边点头边答道,接 着又补充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家来咱这里,咱们这地方确实太苦,这样做很对。”“是啊,我正是这样考虑的”,崔海瑞接着又说了下去,“回来两年多,父母 开始催我结婚成家,我呢,心里更加不安,你说我该咋办?说句心里话,这辈子不大可能再对另一个女人产生过去那种刻骨铭心的爱,即使有一天结了婚,我敢断 定,也只是徒有其名。

今年以来,已经有人提亲,都被我推辞,但这不是长久办法,看着年老的父亲和多病的母亲,能推辞到何时呢”?说到此,他不再继续往下 讲,我也默默无言。安慰他吧,我们之间似乎用不着说那些虚话。夜已深了,两人转过身,又一次向着村子的方向返回。深暗的夜空里,有一颗流星从东北向西南飞 逝而去,不久又一颗沿着同样的方向划过长空,慢慢消失在夜幕下。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此时此刻,我俩不就是那两颗流星吗?

第二天上午,两人一起前去探望几位老友,他们都是在包头时的同学。下午到他所任教的小学校里转了一圈,也只是走走,更多的是我们之间那说不完的话语。两年 的离别,虽然一直频繁通信,互相的情况比较了解,但还是说个不停。顺便把他们班和他要好的几个同学的分配地址告诉了他,他也不大在意。与我一样,自回村以 后,和所有同学断绝了通信。忽然间,他竟提到我的案子,有些不解地说:“在校时,你经常积极阅读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又非常注重自我改造,从未流露过对 社会的不满,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想不通”。我说:“这世上,想不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别的咱先不提,就说咱俩合写的那首长诗,你一定还 记得吧,是由你提议写的,以越王勾践复国的故事为题,旨在进行练习写作,检验我们写诗的水平。
处理我时,硬说那是写给蒋介石的,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 身上。你是当事人,你说咱们当时有过哪怕是万分之一的这种想法吗?真不知道,咋就和蒋介石扯上关系”?“简直是胡扯”!崔海瑞当即表示十分气愤,“怎么能 这样胡乱引申”?我又接着指出:“其他所谓的罪状大抵如此。

等我回村后,听一些人传言,村里早想把我弄回,曾以党支部的名义三次给学校写信,说家里没有劳 动力,地主阶级家庭的人,还要贫下中农养活等等。你还不了解我们村,我是头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外地上学的人,队里支部书记乃至大队长们的子弟,连小学毕 业的都没有,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能念到中专,他们不嫉妒么!农村里,常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期盼别人倒霉,比希望自己发迹的心情还要急迫,一旦有人落了 难,他们会幸灾乐祸地说:‘我早就知道他不会有好结果的’,不知道你们这里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崔海瑞马上点点头说:“一样的,农民中此种心态极为普 遍”!我接着说下去:“有人说我是被里应外合弄回村的,也许,里应外合用在这里不够恰当,但村里人们却这样说。真不明白,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任何损害 他人的事情,别人为什么要加害于我呢?固然,我出身不好,但那的确不由人选择。政府也多次讲过,唯成分论,又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说到这里,长长 出了口气,把话题打住。最后,崔海瑞用一种带有总结性的语气说:“总根子还在家庭出身上,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傍晚时回到他家的院子里。晚饭后,和头天一样,依旧漫步在村外的满是积雪的小路上。

为了缓解我们那浓重的怀旧气氛,崔海瑞建议谈些今后的打算或努力方向,首先对我讲了近半年来的景况。他曾自编了一些应时的节目,带头在村里搞起俱乐部,活 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受到县里表彰,还登了省报,准备以后进一步扩展俱乐部的活动内容。我很赞成他的做法,觉得他出身好,犯的错误又是生活小事。
可以预 见,不久就会被人发现,受到重用。他提议我也应向这方面努力,使自己重新爬起来。听了他的话,只有苦笑,我们虽然同样落难,各自的性质完全不同。他像一块 木头被丢在水里,一时短暂沉没下去,很快就会浮出水面。我却是一块石头,只能沉到水底,深陷淤泥中。

接着向他讲了如下一件事:“还是在夏天的时候,有一次 下雨,在家看书,村里的团支书李录来找我。李姓和我们吕姓,何时有过亲缘关系,我已不晓,只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我叫他六表兄。他比我大四岁,小时候一起上 学,两人十分要好,那是个很聪明能干的人,只可惜上完小学,再未继续深造。他找我,是要我帮他写一份民兵练武的总结材料和一’篇通讯报道,公社武装部指名 要我村参加全县的民兵比武总结表彰大会。说真的,实在不想干这种差事,跟上这支笔,已经把一生的前途毁了,还写什么呢?万一再被人断章取义地去分析,麻烦 不就更大了么!不过,因为儿时两人关系甚好,实在不好意思推托,便答应他。写好后交给他,他看了很满意。几天后,锄地归来,在大队部门口正好相遇,他特意 叫住我说:‘真有你的,到底是秀才,好笔杆子呀,咱们的汇报材料受到县委书记的指名表扬,那篇通讯报道在县广播电台连播了三天,咱村被评为民兵工作的先进 队,还得了一面锦旗哩’。说完后,一转高兴的神态,深深叹口气并摇摇头:‘唉,只可惜你戴了顶帽子,要不然会帮咱村做好多事呢’。李录和我关系较为不错, 还这样说,你想其他人会怎样看待我呢”。听了我的叙述,海瑞不再做声,他能理解,情况既然如此,再说什么鼓励的话也是枉然。

这一晚,只来回走了一趟。由于头天晚上两人都未休息好,彼此都有困倦的感觉,因此早早睡了。

第三天上午,告别了崔大爷和崔大娘,踏上归途。崔海瑞把我送出村外仍不罢休,一直陪我走了三四里。在我再三劝阻下方才停住,互相握着手,泪眼相向。许久许久,还在相互叮咛着。

一路上,脑子里时不时地涌上白居易那著名的诗句:同是天涯沦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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