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五)

作者:吕维 发表:2010-06-05 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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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第五章 求学艰难路

二十

内蒙古电力学校,是一座刚建不久的中等专业学校,学制四年。那时,学校的像样建筑只有一栋三层楼房,上面一层住着女同学,其余两层用来上课,大部分教室只有一块黑板,连课桌和凳子都没有。地上铺满草垫子,学生们坐在上面听课,自己从外面随便找几块砖头或小木板把本子放在上面做笔记。离教学楼较远的东北方向有一栋很不起眼的二层楼房,是校领导的办公处所和老师们的教研室。食堂则是一座旧仓库腾出来的空大的房子,里面光线极差,离门远处简直看不清什物,人字架上挂满了灰尘,地上稀稀拉拉放着一些摇摆得十分厉害的破旧桌子,专供学生们用餐。没风的日子,大家通常在外面的空地上蹲着吃。总之,一切都很简陋。看得出来,学校一下子招了这么多学生,短时间要解决这些问题难度也大。先入校的同学,大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我来的较晚,学校给我们包了一家“三星旅馆”,作为暂时住处。当时的“三星旅馆”,只是它的招牌,与现在人们所说的三星酒店完全是两回事。背着行李走进去时,安排给我们住的房间竟是那么大。里面有两舖大炕,炕上的蓆子早已破烂不堪,许多地方露出炕皮。和我同来的是一位个子不高、眼窝深陷下去的青年,他来自广西,我俩各自选了靠边的地方,简单收拾一下,又跟班长一起回到学校。晚上归来后,发现两舖大炕上住了十六个人,经过初步交谈,了解到这里的同学大多来自雁北地区,其中一个姓徐的和我还是同县哩,估计他们和我一样,因招工不要山西人,才无奈选择了这所学校。和同伴们很快熟悉了,也很快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每天早早离开旅馆,赶到学校,一直到晚自习后才结伴返回,这里只作为我们睡觉的地方。

一九六零年的包头,因为情况特殊,户口管辖远不像其他地方那么严格,凡是学校招下的学生一律报临时户口,三个月后自行转正。而我们家乡的规定则是六个月后,人不回来自行取消户籍。这样,终于又一次离开我那贫穷的村庄,正式成了包头人。刚入学那阵,按供应吃粮,虽然不能吃饱,比在家乡时强多了。过了不久,有些同学又偷偷离开学校,去了其他地方,班里也不上报。我所在的小组,起先十个人,后来只留下七个,还有三个女同学,多余的三份饭菜,女同学不要,由我们四个男生分吃,这样首先填饱了肚子,其他组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能够吃饱肚子,心也稍稍安定下来,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我对于新开设的《机械制图》这门课特别有灵感,老师一讲就会,被选为这门课的课代表。加之,给我们上这门课的王老师表达能力不强,许多同学又听不懂他的雁北口音,我简直成了他的“助教”,每天课余时间都在忙着辅导其他同学,日子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们之中,大多数人来自农村,对于学校的简陋不以为然。在那饥饿的年月里,能有一个吃饭睡觉的处所已经很不容易,还敢有什么更高的奢望!其间,又多次出去打听,终没有要山西人的地方,找工作的希望破灭后,只好先寄宿在这里。父亲得知我的情况后,来信鼓励,要我不要为家里考虑,能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就很不错了,还想咋的?直到放假后,学校又组织我们到乌拉特前旗参加劳动,从此我也没机会再想找工作的事了。

听说可以进入河套,能有这样一个出行机会,同学们自然喜出望外。我们乘火车沿黄河西行,年轻人的心情简直像是外出旅行一样,黄河两岸的田园景色吸引着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令人愉悦的出行机会。入夜,到了乌拉特前旗,在工人俱乐部的水泥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开始了长途跋涉。这回全是步行,幸好带队的老师给我们雇了两辆马车拉行李,体弱的女同学还可以轮换着坐在行李上。那天,足足走了八、九十里路,直到夜晚才到达目的地,听说已经靠近五原县的边界。

早就听老年人说起过,河套很富裕,从书上也曾看到“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话语,来到这地方一看,果真不假,地里的庄稼长的又高又壮。脚下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水渠,水渠里整日整夜地流淌着浑黄的水,哪块地需要灌溉,只要挖个口子就行。而我家乡的水渠里,终年无水,只等下了大雨,山洪暴发时才能有水,怪不得此地的庄稼长得这么好。此时,正值小麦收割时节,带队老师把我们分成若干小组,跟随当地农民一起割麦、捆麦、运麦。平生第一次来到富庶的河套地区,心里常想,要是我那“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的家乡,也像这里,或许我不会外出,会一生一世守候着它直到老死。慢慢的,听当地人说,这里不少人的祖先来自山西。是的,历史上每逢荒年,我们家乡的人都有走口外的习惯,那悠长的有点凄凉腔调的《走西口》,正表现了一代一代的走口外者的悲哀。其实,人为了生存,有时候的离乡背井倒也并不完全是坏事。每天晚饭后,和房东一家闲聊,从中得知,这里的口粮,每年仍然保持着合作化初期的三百六十斤,每个劳动日五、六角钱,扣除粮款外,尚可分得一些现金,虽不如合作化前富裕,但还算可以。因为是内蒙古,属少数民族,比起其它省份,政策要宽松一些。

一个月不知不觉过去了,这次富有旅行意味的下乡劳动也终告结束。回来的路上,同学们各自谈着感受,我的情绪较前好转不少。自从初中毕业后,一年来思想上十分苦恼。从前想上大学的希望曾是那么强烈,如今都烟消云散了,经常想到的是家庭。找工作挣钱,为父母分忧,成了最大的目标。然而迟来一步,错过机会,为生存被迫住进学校,的确有一种遗憾的感觉。父母忧愁的面孔,时不时在眼前闪现,弟妹们嗷嗷待哺的乞求的眼神彷佛总是盯着我,心里长久地感到不安。此次下乡劳动,大约由于环境改变的缘故吧,心情渐渐好了起来,决心不再犹疑。

不久开学了,学校在一片空地上新搭起几座帐篷,我们搬回学校住。同时新买了一些课桌和凳子,教室里焕然一新,一切都走向正规。开课前,班主任老师曾动员我上五年一贯制大专班,他说多念一年,将来按大专毕业对待,我未加考虑就拒绝了:“老师,我家很穷,父亲又有病,恨不得三年或两年就毕业工作,等不了那么久”。

开学后,又开始了按部就班的上课。还没几天,一个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班长宋福相通知我,要我和他一起去校长办公室开会。到了办公室,已经有几个同学在座,大都不认识,只认得一位姓崔的,他是山阴县人。不一会,副校长进来向我们传达了校方的安排。原来,学校成立不久,师资甚为缺乏,校方特意从各个专业、各个班级挑选了十个同学,准备送往沈阳电力学院代培,毕业后回本校任教。副校长最后说:“你们都是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希望去到那里好好学习,不要辜负领导的期望。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晚上起程,由我带队”。第二天到四姨家里向她告别后,当晚九点登上包头开往北京的列车,依依不舍地向这座我已十分喜爱的城市告别,而且从此再未来过。

二十一

沈阳电力学院始建于一九五二年,也算一所比较可以的学校,起先是纯粹中专,后来成了大中专混合的院校。从外表上看,它有一座相当不错的教学楼,东西长大约五十米,两头又各自向北拐回半截,拐回的部分,各有便门一个,中间正面向南有一个大门,虽然也是三层,比我们在包头的学校显得气派的多。由教学楼向西北方向走去,院里东西向、南北向各有一栋学生宿舍楼,靠南边处还有一栋不大的小楼,也是三层,那是单身教师的住处。三栋楼合围起来,形成一个面积不小的院落。在北边楼的背后,有一溜平房,包括食堂、磨房、仓库等。过此再往北走,是学校的大操场。操场的北边有一条从西南流向东北的小河,河里终年流淌着铁西区排出的工业废水,乌黑乌黑的。河与操场间南北宽二十多米的地段,种有玉米、蔬菜等作物,玉米已经收割完毕,只能从残留的茬子上辨认出来。由此往西,是学校的实习工场,有钳工、锻工、焊工、电工、车工等小型车间,还有两台小型发电机组,木制的晾水塔从外形上看已经破旧不堪。这些都是专供学生们实习用的,平日里并不生产什么。浏览了学校的总体建筑,觉得比包头那座刚刚成立的新学校要强得多。我们一行来到时,人家已经上课一个星期了,我们马上被分配到各个班级。我当时被分配的专业是遥控遥测,和我同被分配到这个班的有周治家同学,辽宁新民县人;夏顺宝同学,江苏溧阳县人;另有一位女同学也姓周,内蒙古萨拉齐人。同来的其他同学都很羡慕我们的专业。遥控遥测,在当时的学校里属于最具尖端技术的专业了,只可惜第二年校方宣布,这个专业目前在各个电厂还不实用,于是又改成了热能动力装置,也就是火力发电厂最基本的锅炉、汽轮机、水泵等设备。

分配宿舍时,总务科的一位干事告诉我们,各个班级只能解决六个铺位,尚有四人无法安排,于是领我们到一个一层楼的最边处,开门后,介绍道:“这是一间临时库房,里面有十几张破床,谁要是愿意在这里住,待会儿让木匠给修理几张床先住下”。大家面面相觑,十几张破床堆着,几乎没有走道,那位干事有些不好意思,又解释说:“只是暂时的,以后一旦腾出地方,马上给予解决”。宋福相、崔培毕、田德懿和我志愿报名,同意暂住于此,其他六人都安排到当地学生宿舍里。我们四人所以主动报名,一则体谅到校方为难,一则因我们同是来自山西雁北地区,语言相通,在一起肯定能说得来。人们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往往喜欢和老乡呆在一块,这都是人之常情啊。这样,四个人虽然分别在三个班里上课,休息的时候却始终能在一起。宋福相来自阳高县的农村,比我大两岁,在包头时他是我们的班长,和我一直挺要好;崔培毕是山阴县人,和我邻县,在包头时虽不在一个班,但那里大部分山阴县同学都认识,加之曾在三星旅馆一起住过,自然也很熟;只有浑源县的田德懿在包头时并不相识,他是我们四个人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城里人。客居异地,不管原先关系如何,我们之间的友谊很快建立起来,亲如兄弟一般。逢到星期日,总是相跟着上街。那时我们对于沈阳了解甚少,初来乍到,年轻人最喜欢到处跑跑,大体看看这座城市的风貌,先后去了北陵公园、南湖公园、清代故宫、太清宫等名胜处,也逛了太原街、中街、北市场等繁华热闹的街市。了解了沈阳的大概,便再也很少出门,因为我们都很穷,出去要坐车、吃饭,没有钱是不行的。大约在一个月后,校方宣布,困难时期,为照顾学生的身体,早操、课间操一律不做,早晚自习和课外活动、自由活动可以自行安排,这样一来,每天有大量时间呆在宿舍里。在这里,还要说明一件事,在包头我们是春季招生,已经上了一学期的课,此地是秋季招生,跟二年级还差一个学期,刚来时,带队的副校长说,为了让我们学得更扎实一些,决定跟一年级。因此每天上的课都是学过的东西,实在也用不着再去用功。于是大量的课余时间便在看小说和闲聊中度过。我们在一起,经常共同回忆着在包头时的那段日子,也常常谈论在乌拉特前旗的劳动情景。总之,觉得那里到处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欢乐,虽然,内蒙电校的各方面远远比不上这里,我们还是从心眼里留恋它。而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在寒冷的一九六零年的冬天,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又脏又乱,阴冷可怖,街上到处是排长队的人墙,你要问他排队买什么,他根本不知道,等排到时,有什么就买什么,也不管需要不需要。那年月,物资相当匮乏,物价又在不断上涨,几乎一天一个样。上班的人们每月只要工资到手,便急着把钱换成物品,不用的还可以拿到黑市上高价出售,排长队成了当时这个城市的一道景观。我不知道那时候其他城市的情况如何,想来也不会相差多少吧!记得有一次,从火车站附近,坐八路公交车返回学校,光排队等车就花去一个半小时。正因为如此,真后悔来到这里,说实话,甚至有点厌恶这座城市。你看,路上的公交车,每辆车的顶上,有一个从车头到车尾的黑灰色大袋横在上面,据说里面装的是煤气,用来代替汽油。车站上、车厢里,小偷多的防不胜防,到处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抱怨声,什么物价上涨啦,东西难买啦,黑市坑人啦,小偷成群啦等等,听到此类议论,让人更加不安,怎么偏偏我们倒霉,来到这鬼地方!其实说穿了,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饿得厉害。早晚饭,每人一个小窝头,一碗稀饭,外加核桃大那么一丁点儿咸白菜,中午两个窝窝头,加一小碗稀溜溜的白菜汤,我敢说,如果允许随便吃的话,一个男生,至少可以吃掉三个人的饭菜。食堂为了填饱学生们的肚子,别出心裁地使出了奉送清汤的花招,靠窗户边放了一排大缸,开饭时,每个缸里盛满了清汤。这种名为清汤的玩意儿,充其量也就是开水里加了点咸盐和酱油,偶然有三五个葱花,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喝着,喝了一碗又一碗,直到灌饱肚子,不久引起许多人的浮肿,最后被校方叫停,从此,我们的肚子再也无法鼓起来。教室里、校园里、宿舍里,人们到处谈论着吃,仿佛离开吃再也没有别的话题。我们四人也不例外,每天上完课回来,便海阔天空地谈论着,回忆吃过的东西什么最香,有说一顿可以吃十个窝窝头,有的渴望着将来有一天能饱餐一顿肉汤面。在这种精神会餐中,消磨着时间,打发着寂寞,往往也能缓解那饥肠辘辘的难受的感觉,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单调而又无聊。

直到十二月的一天,那时刚下过雪,天气特别清冷,上完课匆匆赶回宿舍。随即,学校保卫科来了个年轻人,把宋福相叫去,大约一小时后,那人又来吩咐我们三人,把宋福相的行李和日用物品收拾好,送到校门口,便让我们立即返回,我和崔培毕、田德懿都不知出了什么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房间里,看样子,宋福相要和我们分开了。直到第二天下午,方才得知,他被阳高县公安局来人带走了。宋福相同学为人正直,办事又很认真,比我们三人年长,我们把他视为兄长,曾因他在房间的门上用美术字写过“雁门旅舍”四个字,平时都戏称他为舍长。舍长一走,自然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无论学校方面还是同学方面,对我们这些曾经是外流人员的学生,多了一份戒心。那时的沈阳人,把这种人称为“盲流”,光从字面上讲,是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员,但从人们的语气中判断,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贬义。宋福相走后,我曾为他的命运担心了很久。直到十几年后,在山西一所监狱中,偶然遇到他的一位同乡,问起是否认识宋福相时,谁想此人竟是宋的外甥,他告诉我公安局把宋福相带回,几天后便释放回家,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好像也是有人怀疑他参与了什么“反动小集团”。第二年春天,又一次外流出去,到了乌拉特前旗,谋到一个教师的职位,并在那里娶妻安家,看来他的命运倒是比我强得多了。

不久,有退学的同学,也有几个因盗窃被开除的,腾出了床铺,我们三人各自归回本班的宿舍,“雁门旅舍”的日子终告结束,但我和崔、田两人的友情,一直保持到很久以后。

二十二

崔培毕,山西省山阴县人,他家和我家相距一百多里。一九五八年,临近初中毕业时,和几个同学给班主任提过一点意见,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开除学籍,送回农村。第二年外流到包头。那时,成群成批的外流高潮尚未到来,找工作比较容易,没费多少周折,进了青山区一家大型国营企业当了徒工,每月十八元,一个人的生活还可以对付。他的职责是开吊车,按按电钮,又不用卖苦力,这在一般人看来也算一个不错的差事。但他并不安心,他和我一样,都曾有过上高中考大学的美好期望。当梦想破灭后,我走的是卖苦力、维持生计的路,后来的上学只不过是无奈的选择,而他,对于中途的失学,却一直耿耿于怀,不能心甘情愿。工作的余暇时间,最热衷于到附近的学校旁散步,有时会无缘无故地绕着学校转几个圈子。每当他看到教室里亮起灯光,传来隐隐约约的读书声,年轻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常会久久地呆在那里暗自出神,有时甚至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发出几声无奈的叹息,感喟命运的不济。他是那种生来爱读书的青年人,对于求学曾有过多少美好的憧憬啊!因而最终还是放弃了那份工作,上了内蒙古电力学校。

春日里的一天下午,正是那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时节,我俩并肩走在操场上。自去冬停止早操和体育课以来,这里显得格外荒凉,很少有人光顾。我在独自度过那个异常孤寂的留校寒假后,心情渐渐好转,并且逐步融入所在的班级中。两人走着走着,崔培毕忽然问我:“你打算今后怎么办”?这没头没脑的问话,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他好像也不需要我来作答,接着就说开了:“看看咱们周围的同学吧,家在本市的,一下课就回了家,大多数人在宿舍里进行那种永无休止的精神会餐,或者打扑克,整个学校的学习气氛很差。在这种环境里,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必须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千万不能随波逐流。你我都曾有过上大学的梦想,现在看来,恐怕难以实现,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学,增加知识,武装自己。再说啦,咱们将来的工作是回内蒙当老师,当老师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学生才能更尊重你。现在咱们只学这几门功课,知识实在少得可怜,多学点东西毕竟有好处。我曾在工厂呆过,亲眼看见那些能写会画的人,在办公室工作,往往有较大的发展机会。我们不一定一辈子教书,知识多了,可以应付各方面的工作。今天我说这些话,就是想和你商量咱们共同读书,经常交流心得,充分利用这四年时间,除了学好本专业,再进行自学,不知你有过这方面的打算没有”?听了他的话,我陷入沉思中,这半年来对自己也很不满意,他说得对,我们不能和人家城里同学相比,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的条件都远远逊色于人家,此时如果不努力,任由光阴逝去,将来定会后悔莫及的。学校规定的几门课程,轻而易举可以拿下,每天有那么多的富余时间,以往都随波逐流地虚掷了,着实令人感到惋惜。我也不想这样白白蹉跎岁月,但该学什么呢,又怎样去自学,却从未想过。听了他的话,有些心动,随即答道:“其实我也有过你的想法,只是不知道该自学些什么,向那个方向努力”?

又走了一段路程,不知不觉已经沿跑道走了整整两圈,两人的兴致都很高,继续向前走去。初春的东北地区,尚有丝丝寒意,我俩却丝毫不觉,饶有兴致地谈论着理想,畅想着未来。末了,崔培毕这样说;”要不咱们先不定什么目标,横下心读书好了,可能读到一定程度,每个人的爱好自然明确了,你说对不”?“是的,我也是这个意思,自上初中以来,各门功课齐头并进,并无专门的爱好,还是边走边看吧”。

此后不久,我俩成了图书馆、阅览室的常客,田德懿也加入我们的行列中,三人彷佛一个小小的读书会。那时的阅览室,每天课外活动、自由活动虽然开放两小时,却鲜有学生光顾,图书馆更是无人借书,偶尔有一个、两个,也是快要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和大专班的同学找参考资料。

早在初中时我就有看小说的习惯,。最初看的无非是《七侠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西游记》、,《小八义》之类的旧小说,其后看《林海雪原》、《苦菜花》、《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一类的新小说,都是为了红火热闹,看过后和同学们议论一番便慢慢忘却,脑子里只留有大概的印象。现在,要有目的地去学习各种知识,尤其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切显得茫无头绪,还是照旧读些小说,也顺便看些杂志,如,《人民文学》、《诗刊》、《收获》、《文艺报》、《文学评论》等,唯一不同的是将速度渐渐放慢,有时,边看边思索,遇有自己特别喜爱的段落抄在本子上。这段时间里,最让我难忘的是曾借到一本《唐宋名家词选》,虽然不能完全弄懂,却深深吸引了我,简直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特意买了一个笔记本,把它全部抄了下来。接着又借到一本《古文释义》,仍然喜爱的不得了。上初中时,学校刚刚成立,图书馆比较简陋,从未见过这样的书。如今,每当走进图书馆,尤其和管理员熟了以后,常常允许进到里面直接从书架上抽出选取,而不是仅仅按目录借书。这样,在借那本书前,可以先阅读内容提要,大体翻阅一下,更能借到称心如意的书。一下子走进了书的殿堂,彷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到什么都很稀奇。由此深深感到自己的知识是那么贫乏,需要学习的东西委实是太多太多了。我如饥如渴地读着各种书,展现在面前的竟然是五光十色的世界,为此常常兴奋不已,也常常被管理员在关门前催着走出去。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以至于一些同学称我为书呆子。

日子飞快地过去了,总感到时间不足,向班长要了教师的鈅匙,从此以后,每晚十一点回去,早上五点前来到,教室里只我一人,一直坚持到毕业。我是属于那种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到底的性格的人,每做一件事情都特别认真。

就在我专心致志埋头于学习时,夏天不知不觉地来临。忽然有一天,学校办公室把从内蒙来的七个同学叫去开会,这时我们班的夏顺宝和六一一班的罗桂梅于头年寒假回去,再未到校,已经算是自动退学,只剩我们七人。领导告诉我们,内蒙古电力学校已下马解散,来函要求我们各自回家或自行选择出路。七个人商量一下,一致恳求当地学校收留,学校方面当即答应,从此正式成为沈阳电力学院的学生。

二十三

快放暑假的时候,有一天崔培毕对我说:“看来我还是得回去,不能在学校陪你,一个人不孤单吗”?“不是原先说好,你也留下来,怎么又变卦啦”?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原本也不打算回去,只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不得不回去”。我随口答道:“那你走吧,我不会孤单的,只要有书看,肯定会过得很充实”。他踌躇片刻,又补充说:“其实我是要帮别人去做一件事情,你知道答应人家的事,是一定要办到的”。“是小肴的事吗”?我笑着问道。他说:“这事是瞒不过你的,等我办完事回来,详细告诉你,咱俩之间,有什么保密的”!这里所说的小肴,是崔培毕班里一位女同学,姓杜,当时他俩正在恋爱。每逢和我谈起这位她所倾心爱慕的女友,总是满怀深情地称作小肴,我不知是人家的乳名,还是他对她的昵称呢。
暑假的日子,完全埋头于读书中。那时,正热衷于外国文学。曾经有一个时期,很讨厌读外国人写的书,初中时看过高尔基的一些著作,对外国人的名字很不习惯,什么父名呀,本名呀,爱称呀,昵称呀,往往把人搞得晕头转向。直到有一天,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读着读着便爱不释手,一口气将它读完,接着又读了第二次。那时,离学校不远处有一个叫作“北行”的自由市场,里面有一家旧书店,我从那里买到两本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和《前夜》,一口气连读三次。从此,深深地迷上了俄罗斯文学。把二叔和三舅寄给我的零花钱几乎全部送进书店。同时还买了不少新出版的诗歌,在迷恋外国文学的同时,竟然狂热地爱上了新诗。除每期《诗刊》必读外,连外国诗歌也大量阅读并选抄。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海涅、歌德、拜伦等世界级的著名诗人,逐步进入我的视野。渐渐地开始尝试性的,甚至带有很大程度模仿性写起诗来。直到这时,才觉得诗歌是那么富有灵性,富有情感,它的语言又是那么凝练,那么富有哲理!读着这些名家的诗篇,常常忘了周围的一切。暑假期间,一个人住着一间宿舍,空闲的床上堆满了回家同学的行李,常感到它们不是物而是人,都在陪伴着我,对我微笑,整个房间宛如一座艺术沙龙!除上述提到的几位诗人外,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契诃夫、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扎夫等中国古代的、外国的许许多多的名人,彷佛齐聚一堂,各自抒发自己的见解。我贪婪地听着、记着,恨不得把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装进自己的脑子里。越是这样,越感到知识的欠缺。整个暑假,尽管房间里闷热难当,我却很少离开过。平日里那种喧嚣早已绝迹,一栋楼里,留在学校的学生总共不过三四个,周围静极了,连一点轻微的声音都能听到。此时的读书或者写字,最易进入极佳的专心致志的状态,其效果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今天,当我进入暮年之际,回想起那时的情景,自己也觉得奇怪,在那种天天连肚子都难以填饱的情况下,怎么会有如此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呢。

二十四
开学后,崔培毕不顾旅途的疲劳,当天晚饭后约我到操场上作了一次长谈。从这次交谈中得知,暑假期间他陪杜同学回了一次老家。

杜同学,那时住在沈阳苏家屯。她的父亲早年间在国民党军队里服役,曾经做到连长。如今我已忘记详情,不知是被俘还是主动投降,总之后来又在共产党的军队里,仍然干起连长,她的母亲则是出身孤儿,属于那种苦大仇深,对共产党忠贞不二的角色。两人结合后,不久生下杜同学,当时正逢战争年月,送回老家抚养。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被接到父母身旁。不久,她的父亲又被派往朝鲜作战。从朝鲜回来后,正赶上肃反运动,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了重刑,送往辽宁西北部的一个劳改队,后来死在那里。她的母亲则是一个地方小单位的头头,在她父亲判刑后改嫁。杜同学长大后,曾向她母亲提出要把父亲的尸骨送回老家,作为共产党员的母亲,无论如何不会同意女儿的做法。于是,在一九六一年的暑假,她谎称回老家探亲,备足两人路费,相约崔培毕帮她运送父亲尸骨回乡,那时,崔培毕正和几个追求者竞争,自然不放过这一良机,爽快应允。他们一起到劳改单位附近的山坡上,找到她父亲的埋葬处,挖出尸骨打包好,乘火车送回陕西,埋入自家的祖坟。办完这件事,崔培毕一直把女友送上开往沈阳的火车,独自回到老家。

“你俩的事,我看没问题了吧”?听他讲完,我随口问道,因为他曾讲过,那时追求杜的人有四五个,包括老师和高年级的学生。“基本可以确定”!从语气中听得出,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沉默了一会儿,他问起我假期的情况,我把读的书讲给他听。末了,他带点遗憾地说:“这个假期我算白白荒废了”。正要说些鼓励他的话,他却急忙转了话题:“今天我是想和你讨论另外一件事情,希望咱俩共同合作”。“你说吧”。接着,便对我讲了,在暑假期间琢磨好了的打算。他准备接过团委的两块板报,由他主办。早在上学期,团委的板报就由他缮写,因为他写得一手流利的毛笔字,而板报则需要用毛笔蘸着广告色去书写。这回打算由他接办,据说团委早有这个想法,曾向他透露过,他准备由我俩为主要撰稿人,杜同学善于绘画,专门搞些插图。同时还建议我俩各自兼办班里的墙报,尽量做到短小精干,生动活泼,改变那种板报、墙报无人看,徒有形式的局面。这样,我们可以做到边学边写,对于提高写作水平肯定会有帮助。我当然会毫无保留地同意他的想法,我一向认为,他点子多有主意,因而也乐于听从他的建议。

开学后,很快把打算付诸实施,每期团委的板报一出,看得人是那么多,我们两个班的墙报,同样受到大多数同学的青睐,有的人还拿着笔记本去抄写那些小诗和杂文,我俩自然成了学校出名的笔杆子,以至于一些高年级的文学爱好者,常常来找我们,和我们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并拿出他们的习作给我们看。在这种情形下,和班里同学的关系得到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团支部,再不把我看作“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孤高者,我也协助他们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总之,从初秋到寒冬,我的情绪好极了,前一年刚来时,对这里的种种看法,消除殆尽,开始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学校。

二十五

寒假快到时,接到父亲一封信。他说全家人都很想念,要我这学期回去过年。原本打算仍旧留在学校,一则往返需要二十多块钱,省下来可以买不少书;二则在学校度假期是再安静不过了,可以静下心来读许多书。那时,只觉得自己读书太少,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汪洋中,所知道的实在是微乎其微。读罢父亲的来信,立即改变了主意,他那久病的蜡黄的脸,顿时浮现在眼前,母亲盼望我早点回去,谁知在暗中哭过多少回,妹妹和弟弟们一定在拉着母亲的手,一次次地问她,哥哥为啥还不回来?游子思乡,惦念亲人,我何尝没有!只是平日里太忙了,每天把时间安排得紧紧的,早晚自习忙于做作业,温习功课。课外活动、自由活动和晚自习后的时间,又在忙着看其他书。星期天、节假日也一样把学习安排得满满的,有时偶尔上上街,也总是急促促地走着,去书店看看,又急促促地返回,从来不逛商店。一年来,甚至把家庭也忘了,难得有闲空去思念他们。间或想起,也常常自作安慰,想这些有啥用,只有好好学习,将来去弥补吧。接到父亲的来信,甚至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是不是他的病越来越重,怕……我不敢想下去,于是决心回去。忙着去图书馆借了十几本书,暗暗做着准备。

回去的路上,车厢里十分拥挤,因为提前订的学生票,有座位。崔培毕和田德懿在一起,我和本班那位姓周的女同学坐在一起,可能是订票按班级登记的缘故。我一向不喜欢和女同学攀谈,上车后便拿出一本鲁迅的杂文集读起来。不知过了多久,眼睛有些发涩,抬起头来,两手轻轻揉着眼睛,对面的周同学正注视着我,并说: “休息一会儿吧,你咋老是那么用功”。“用啥功呀,路上无聊,看书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免得旅途寂寞”。我随口答道。她摇着头笑了:“不是吧,用功就是用功,还不敢承认,要不咱们聊聊怎么样,怕耽误你的宝贵时间吧”。“不会的”,说着便合上书,“好,聊聊吧,要不你一个人也挺孤寂的”。

周同学,也是从内蒙古电力学校送往沈阳代培,我们分配在一个班里。平日里给我的印象是,学习用功,成绩优秀,为人和气,属于那种淑女型的女孩子。和同学们在一起,非笑不开口,既不像一些东北女孩高门大嗓,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也不像埋头死学的人整日不吱声,她活泼而又显得很有适度。在班里,从来不像要求进步的同学那样,整日往班主任老师那里跑,说这说那的;也不是对什么事情都不大关心,她的谦和与热情,特别是那种耐心帮助学习成绩较差的同学解答难题的态度,博得多数同学的尊重。我和她一个班相处一年半,看到的也就是这些,其他方面了解甚少。我们从未在一起闲聊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因我没有富余的时间,同时也与我那不喜欢和女生来往的古怪习性有关。现在,既然同坐一趟车,再自顾自地看书,说不定人家还以为我在故意冷落她,只好没话找话地说:“你这是第三次回家了吧”?“是的,每学期放假都要回去,你是头一次吧”。她看着我,不住地笑着。“你笑什么,奇怪么,其实我也很想家,只是舍不得把假期白白浪费掉。你知道回家的麻烦事多着呢,尤其是寒假,过年后还要看望各家亲戚,我最不喜欢也不善于做这些事”。“那就是你的不对啦,到亲戚家串串,大家互致问候,又挺热闹的,有什么不好”!她说,“我看你也太孤僻了,是不是因为书看得多,人也会变”。“那倒不至于,只是我这人天生不喜欢红火热闹,好安静、爱独处是我的特点,从来不怕寂寞,也最耐得住孤单。这次回家,是父母的意思,就我个人而言,更愿意呆在学校里看书”。做过解释后,她两眼又一次紧盯着我,问道:“你咋那样喜欢看书”?“爱好吧”,我随口答道,“人活在世上,总是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我天生不善于体育活动,对音乐、美术几乎一窍不通,再不喜欢读书,岂不成了木头人儿”!她笑了,我也跟着笑了起来。这时,汽笛一声长鸣,车厢左侧飘过一道长长的白色汽带,随后消失在旷野里,我竟想起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烟》里所描写的情景,谈话暂时打住。很快,火车在一个车站上停了下来,下车的人们忙着往外走。当列车再度开动我们的闲聊又接了下去。她忽然对我说:“班里有人说你野心勃勃,你承认吗”?说过后,似乎又觉得不妥,继而补充道:“其实这是别人讲的,我可没这么说,我倒觉得应该叫作雄心勃勃”。我笑了笑说:“你难道不觉得可笑么,野心勃勃和雄心勃勃还不是一回事,只是说话人所站的角度不同而已,其实,两种说法都不准确。学校领导讲,报纸上也经常讲,要我们青年一代做有理想有志气的人,将来为国家多做些贡献,野心也罢,雄心也罢,坦率地讲,我都没有,将来有个岗位,努力工作,一则为社会做些事情,二则养家糊口,除此而外,还能有甚麽其它想法”!她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摇摇头又说:“同学们都说,你想当作家、诗人,是吗”?我苦笑一下,对她做了如下解释:“我只是好读书,觉得自己知识太少了,至于将来干什么,向那个方向发展,的确还没有想过。你知道,路是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事先谈论将来要当什么什么的家,未免有好高骛远的嫌疑“。“是吗”?她轻声吐出两个字,语气中有女生特有的柔和、亲切,我平生第一次和女同学长谈,也有一种愉悦和惬意的感觉。此后她不再问我什么,只是目光深情地盯着我,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便假装困倦,闭上眼睛,仔细回想着适才她说话时的许多丰富表情。不久,火车驶进了北京站,那时天色早已暗下来,要过她的车票,准备下车后,马上办理中转签字手续。

因为是腊月,旅客流量特别大,在北京站并未作多久停留,又踏上开往包头的列车,其时已进入后半夜。我俩竟然没有丝毫睡意,依旧天南地北得闲扯着,她甚至劝我多多注意身体,要有节制地读书,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使我很受感动。作为同班同学,一起度过一年半,还是头一次作这样的深谈,使我深深体验到女性那种特有的细腻情感。同时也由衷地感谢她对我的理解,彼此似乎都对对方存有好感。

列车快到大同站的时候,天已大亮,我们各自记下对方的通信地址,相约返校时同坐一趟车。不一会,列车驶进大同站,她一直把我送下车。

二十六

到达县城,已近中午。早晨在大同站忙于转车,未来得及吃饭。进得东门,走进一家国营饭店,要了两碗面条。不多一会儿,面条端了上来,就在我拿筷子时,已经有四五双乌黑的手伸到面前:“行行好吧,给点,给点……”乞求的声音让人听了发怵,抬眼望去,每张桌前都站有乞丐,衣服破烂,脏兮兮的。我马上吃靠近脸前的一碗,将另一碗推给他们,真像旧小说写的那样,“说时迟,那时快”,一碗面条被几只黑手抓了净光,后来的一个十几岁小孩急忙端起碗将汤喝掉,还有一个年纪稍大的老汉,忙把掉在地上的一根面条捡起,看也不看就送进嘴里。匆匆扒拉完那碗面条起身就走,心里不住嘀咕:“怎么会是这样呢”?走在大街上,虽近中午,往来人员却甚为稀少,只有几家商店开着门。寒风吹过,卷起一阵尘土,市面上萧条极了,和上初中时相比,显得格外冷清。这一年半,埋头于书本中,很少上街,偶尔上街,从来不吃饭。因为沈阳的街道上,吃饭要排队等很久。现在,看到故乡这等情形,真不知该说什么好。转念一想,这都是暂时的现象,在学校时通过多次政治学习,已经知道,这都是苏联修正主义者逼我们还债造成的,靠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不久就会过去。想到这里,也便释然。

出了南门,略一踌躇,还是先到姥娘家看看,下午再回家。姥娘家住在南磨村,离城五里,村子不大,只有二百多口人,坐落在恢河西岸,紧靠河滩,有不少水地。水地里通常种些小麦、黄豆。除此而外,种着大量茴子白、胡萝卜、甜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这个小村里的人,同样的天年,要比我们村强许多。每个劳动日值七、八角,有时还可以达到一元左右,除了口粮款,每年都有现金分红。加之自留地里也种菜,离县城又近,还有些额外收入,引得邻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到这村来。中午时节,刚刚走进姥娘的院子,十岁的表妹牡丹一眼看见我,马上叫起来:“奶奶,我表兄回来啦”!一下子,全家人都迎出门来,姥爷、姥娘、大舅、大妗显得格外高兴,彼此将近两年未见。进门不久,饭已经蒸熟,姥娘让大妗端到另一个屋子里去吃,随即对我说:“你不能吃,姥娘给你另做好吃的”。我执意要一起吃,几经推搡,她甚至有些生气,“咋啦,到外面念书就不听姥娘的话啦”?我说:“姥娘,你也老了,别再麻烦,咱们以后有的是吃的时候”。无奈她执意不肯,硬是让我坐在炕上先暖和暖和。接着,大妗拿过羊肉帮她削,她自个儿和起面来。边和面边问我在外面能不能吃饱,受不受罪。我对她说,在外面吃的是国家供应粮,挺好的,要她不要挂念,可她总是摇头,表示不相信,说我故意哄她。并说,她听人们讲,有的地方还饿死人,说着说着,竟掉下泪来,不住用袖子擦眼睛。

姥娘和大妗为我做了半锅面片,当地人叫做疙瘩子,里面和了很多羊肉,我足足吃了三大碗,吃得满头大汗,姥娘方才满意。收拾碗筷时,笑着说道:“还说在外面不饿哩,看你那吃相,我就知道受了不少罪,唉,唉……”她叹了口气,眼圈又在发红。饭后和姥爷、大舅说了一会儿话,姥娘便把大舅、大妗、表妹撵走,要我无论如何先睡一觉,并警告姥爷说:“你也不要多嘴,娃娃一路乏困,先让他好好睡一觉”。姥爷独自在后炕躺下,我也感到有几分困倦,一觉竟然睡到傍晚。

醒来后,和姥娘一家简要谈了近两年在外面的情况。他们都说,这年头能有个吃饭的地方就不错了,还图个啥!太阳落山的时候,告别姥娘一家,起程回家。走出大门外,她又一次嘱咐我:“过几天再来,来时给我带些布票”。

回到家里,天已黑下来,不消说又是一阵忙乱。弟弟妹妹全都围上来,问这问那,母亲连连用衣襟擦着眼角,只有父亲坐在窗户前一个劲地抽烟。那时,母亲刚刚烧上火,她说:“前几天,你姥娘家杀了一只羊,给了咱们一条腿,今天你回来了,我给你包饺子吃”。说着就要动手去做,我再三对她说,在姥娘家已吃过,一点不饿,她方才作罢,嘴里还在喃喃自语:“也罢,等过年时再吃……”。煤油灯点起来,环顾四周,屋里依然像我走时那样,乱糟糟的,由此可以推断他们的情绪甚为低落。母亲说起我走后家里的情况,一切没有丝毫好转,从春到秋,把地里的野菜吃遍了,甚至连柳树、杨树的叶子也吃,榆树都已死掉,所有的榆皮都被剥光。许多人家,把荞麦花子、玉米軸儿、山药蔓子压碎磨成面,掺和在粮食里吃,城里黑市上一斤面卖到四五块钱。听着这一切默默无言,只觉得家里的生活太苦也太艰难了。我极力安慰着他们:“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党和政府很快会扭转这种局面”。直到这时,父亲才不紧不慢地说;“娃啊,你总算有了着落,我也放心啦,在那边饿吗”?“不饿,不饿,挺好的,吃的是供应粮,比你们强多啦”。我连忙回答。母亲却总是摇头,她说:“听说城里人也不够吃,偏你就不饿!看你瘦成那样,我知道你也在受罪哩”。不久饭熟了,弟弟妹妹们忙着喝糊糊,谈话暂时终止。我紧挨父亲坐着,他边喝边和我小声说着村里的情况。忽然打了个嗝儿,吃进肚里的饭倒返上来,随即闻到一股异样的臭味,问他怎么了,他却平静地说:“没啥,常有这个毛病,不耐事的”。自此,我心里犯了嘀咕,他一定是得了什么大病。

晚饭过后,乡村的习惯很快就要睡觉,为的是节约点灯的煤油。原打算到本家二爷家里借宿,因为他一个人住着。父亲说:“你二爷老了,恐怕早就睡下啦,不要惊动老人家,先在家里凑合一夜吧”。我们住的窑洞,本来不大,一铺炕平时睡六个人,已经挤的厉害,再加上我,根本不行。父亲让我摘下里屋通往外屋的门,临时搭个床铺,我想这也好,就算全家一次团圆吧。

第二天下午,搬到二爷家里去住。其后几天,忙着和母亲推磨、推碾,把分回的粮食加工好,又和母亲、大妹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并粉刷了墙壁,总算有了过年的气氛。

过年后的第一天,到附近本家爷爷和伯父、叔叔们家里拜过年,便又钻进书本中,每天饭后,一人呆在二爷炕上,看书做笔记。二爷出去和别的老汉们闲聊,我一个人在家里,非常安静,正好聚精会神地学习。每当到了吃饭时,还得妹妹来叫,夜里二爷早早睡去,我独自看书到深夜,和家里人的谈话,主要在吃饭时候。其间,去过姥娘家里,也都是当天去当天回,从不过夜。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去。元宵节过后,母亲为我做好一身深蓝色的单衣,这是姥娘买的布,母亲自个儿缝的,衣服的式样完全不像当时农村人穿的传统中式,和城里人穿的制服一模一样,我问她:“妈,你啥时学会做这种新式衣服”?她笑了笑说:“照你爹穿的,喜欢不喜欢”?我连忙说:“当然喜欢,当然喜欢”!原来,父亲去集宁探亲时,回来的时候,奶奶看他衣服破旧,把二叔一些已经很旧的快要不能穿的衣服收拾起给他拿回,经母亲缝补一番,他平生第一次穿起制服。母亲自小练就一手针线活儿,在邻里颇有名气,她觉着我在大城市念书,穿的不能太寒碜,便仿照那身旧衣服特意赶制出这套新装。试衣服时,脑子里突然涌上孟郊的《游子吟》:“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不觉掉下几点泪来,她忙问我:“咋啦”?我说没什么,是想起古人一首诗,接着把这首诗讲给她听,她听后连说:“对!对!对!妈也是这样”。试过衣服后,她又告诉我,过年时穿的那件黑棉袄,是你三叔给的,足有七成新,那是你爹去集宁时,说起你初去沈阳,冬天冷的不行,给你寄了一件旧皮袄,你三叔听后,当即把身上的棉袄脱给你爹,要他给你”。接着她又拿出早做好的一双布鞋,和市面上卖的鞋一模一样,都让我收进包袱里。临走时,母亲不住地落泪,大妹也在不断抽泣。送出村口,她们几番嘱咐,要我常回来看看。刚走出十几米远,父亲快步赶上,在我耳边低声说:“我的病不知能不能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要好好孝顺你妈,帮她把弟弟妹妹养活大”。说罢,挥挥手,示意我快走。听了他的话,鼻子一酸,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他对我最后的嘱托!

二十七

回到学校,心里一直惦念着父亲的病。一天下午专门去到医务所,向一位年纪稍长的大夫请教,把父亲的情况向他做了简要介绍,他听后对我说:“未见病人,很难判断,不过从你讲述的情况看,胃里不断有臭气上涌,很可能里面有严重的溃烂,要及时去医院治疗”。我问他平日有什么好的保养办法,他说:“要是胃溃疡的话,平日顶好吃些易消化的细粮,而且油水大些,这样在溃烂处形成一层油膜,可以减轻疼痛。不过保养只是暂时的,最好还是上医院治疗”。谢过大夫走了出来,心想,治疗、保养,对我们这等人家谈何容易啊!不久,我们班到抚顺发电厂实习,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一方面跟着工人师傅,把学过的热能设备对照实物进行深入了解,熟悉每一部分的性能;另一方面也常和工人师傅们闲聊,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准备将来进电厂后能尽快适应环境。对父亲的病,也慢慢不去考虑,相隔千里,实在没有什么办法。

实习期间,仍然不忘读书。这时,我把重点放在政治方面,深感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又生怕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不能正确理解,便认真读起《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时借来一些有关党史和抗日战争史的书籍,对照阅读,加强自己社会主义意识的培养。

一个月的实习转眼结束,我们又回到学校。这时,家在市里居住的同学不断传来消息,今天说某个单位在压缩工人,明天又说学校也要裁减学生,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大家很不安心,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同学。果然有一天下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动员学生踊跃报名到农村去,首先要求家在农村的学生带头。会后的当天晚上,班主任王世祯老师第一个把我叫到办公室,要我写申请,在全班起带头,并讲了一通大道理,我始终保持缄默,没有正面回答。最后他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想好了把申请书给他送来。回到教室心里很乱,去找崔培毕,想听听他的意见。听过我的叙述,他沉思片刻,然后说:“先等等,不要着急,看我们班是否找我”。过了两天,他告诉我,他们班并无动静,我们班也再没有找过别的同学,估计学校还没有定下具体方案。然而,我依旧惴惴不安,结果就在这天晚上,王老师把我第二次叫到办公室,他问我写好申请没有,我回答说:“我不想回去,家里太穷,父亲又常年患病,全指望我将来能有个工作,为家里排忧解难”。接着又补充说: “王老师,你知道我非常爱读书,不想半途而废”。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回农村不也一样能学习嘛,农村非常需要你这样的青年”。接着又说:“如果自己申请,学校还准备敲锣打鼓戴大红花送你们回去,多光荣啊”。我始终没有应允,他让我再想两天。为什么谁也不叫,单单找我谈话,这时又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或许与此有关。两天刚过,果真又把我叫去,一进门就笑着说:“想好了吧,申请书写下的话给我”。我苦笑一下,带点歉疚地说:“王老师,还是那句话,我不想回去”。“为什么,难道你不想响应党的号召”?听得出他的语气中有几分责备的意味,我低着头只是不坑声。末了,他说了这么一段话:“让你主动写申请是为了你好,如果执意不写,学校最后强行让你回去,那多被动,被动总是不如主动好嘛”。他看我毫无回心转意,只好让我出来。自此,学习计划全部打乱,上完课便和崔培毕一起去到后面操场上,有时走上那条污水河的小堤,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时时刻刻担心着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暗暗做着离校的准备。曾经写过几首赠别的诗,赠给我的同桌兼好友吴殿生,可惜现在一首也想不起来,只有一首打油诗是写自己的,随便写在一本书的封底,诗是这样写的“一载漂流无定踪,栖身关外望前程。而今再别辽东地,僻壤穷乡了后生。”情绪之低落可见一斑。谁想就这首打油诗,竟惹下很大的麻烦。它被一位积极分子偷偷抄去,汇报给王老师,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领导宣读了这首诗,并不指名地批评了我,这是来到沈阳后第一次挨批评。当时已不在乎这些,反正要离开了,对我而言,一切都无所谓。

日子一天天过去,关于压缩学生的事也慢慢淡下来,我又安下心来学习,反正是这样了,一切听天由命吧。

临近放暑假时,学校突然通知,进行期末考试。这两年,因在困难时期,校方早已决定取消期末考试,这突如其来的通知使大多数同学措手不及,来不及复习便走进考场,八门功课只用两天考完,接着就放假了。

这年暑假,我和崔培毕都未回家,报名参加学校农场的护秋队,每天补助三两粮食,挣一元二角的工资。两人白天睡觉、读书、写诗,晚上出去巡逻,痛痛快快度过一个半月的难忘时光,友谊也进一步深化。

开学后,学校张榜公布了期末考试的成绩,同时宣布,一门不及格者留级,两门不及格者勒令退学。我们班原先有四十八名,结果只留下十二名,和另外三个班合并,共同组建成动力六零二班,自此,悬在心上的那块石头总算落地。紧接着又将我们学校的大专班迁往东北电力学院,而东北电力学院的中专班并入我们学校,旋即,改名为沈阳电力学校,成为一所纯粹的中等专业学校。

二十八

新成立的动力六零二班,虽然由原来的四个班级组成,许多同学不太熟悉,但插入十二名在职工人和干部,使这个班的风气,较前有了很大的好转。团支书和班长由他们担任。这些人年龄大都超过三十,在他们眼中,我们都是小弟弟小妹妹之类人物。他们都比较宽容,对于生活中的许多小事不大计较。不像我们班从前那样,你汇报他,他告密你,彼此之间防不胜防。我一向不喜欢背后搞小动作,总认为那是一种偷鸡摸狗的行为,有损男子汉的尊严。甚至认为,有的人为了取得领导信任,背后给别人添油加醋地说坏话,是一种踩着他人肩膀往上爬的不道德行为,因而一向鄙视这种人,也屡屡不断地遭到这种人的偷袭,结果使我更加瞧不起这号角色。总而言之,我对当时极为盛行的告密之风,简直达到深恶痛绝或者说嫉恶如仇的地步。如今和这些比我们年长的同学在一起,先前那些风气为之收敛,自然感到欣慰,重又燃起学习和工作的热情。班里的墙报仍由我主办,依旧把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放在首位,同时也批评那种得过且过、混日子的行为。精干的短评每期都赢得很多读者。有一次登出两首诗,每天都有人去抄写。

一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大概是深秋吧,树上时不时的有黄叶飘落,我在教学楼前的树下散步,给我们上《发电厂安装》的牛老师看到后,有意和我走在一起,忽然对我说:“你写的诗不错啊,墙报上登的那两首,虽然未署名,我想一定是你写的吧”。我连忙答道:“牛老师,是我写的,可并不怎么样,请您多多指点”。牛老师笑了笑说:“我又不会写诗,只会教你们发电厂安装”。然后收敛起笑容,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了下面的话:“通过近一段时间对你的观察,也听别的老师讲起你的情况,早想和你聊聊,想你不会介意吧。我不是你的班主任,本来不必和你说这些话,只是觉得你是一个有理想又十分勤奋的青年,为人正派,特别想和你说几句知心话,希望你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专业技术的学习上,不要学那些文学呀,历史呀,哲学呀。我年轻时,也曾酷爱过文学,但现在只教专业课,再也不去侍弄它。为什么呢?我有许多同学,也曾象你一样喜欢写些什么的,后来的结局大都不怎么样。属于舆论方面的事,上面控制极严,一不小心就会闯祸。你写的东西本是好意,别人硬要给你冠上恶名,真叫你有口难辩。这些年,特别是‘反右’运动后,许多人都学乖了,见风使舵,随波逐流成了大多数人的处世哲学。听说,你的家庭出身不好,如今又偏偏如此执着地钻研这些与舆论有关的知识,作为你的代课老师,也作为一个过来人,看你毕竟年轻,未必懂得这些道理,特意提醒你,多为自己以后着想,免得日后遇到麻烦后悔莫及“。牛老师讲这一切时,声音很低,但语气沉重,我体会出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一位长者的经验之谈。自上学以来,他是我遇到的少有的良师益友。他讲完后,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对他说:“牛老师,我把您的话记到心里了,真心感谢您对我的指点”。
以后一段时间,常常陷入沉思中,琢磨着牛老师的话,他是在给我打预防针啊!由此又引发了一系列联想,想起几年前的刘绍棠、王蒙、刘冰雁等人,他们曾是当时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个个都成了‘右派’,我也读过他们写得一些文章,并未发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看来,搞文字工作,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牛老师的话绝非危言耸听!同时也想到给我们讲过数学课的李老师,制图课的吴老师,锅炉课的周老师,差不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而且学的还是专业技术,只因说了一些真话,个个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给我们讲课,认真之外,便是小心翼翼,和同学们在一起,只谈专业知识,其他话一句也不敢讲,从未见过和谁开玩笑。平日里总是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不苟言笑。他们在夹着尾巴做人啊!越想越感到后怕,只有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紧跟时代步伐,不要做落伍者,才是唯一出路。从此以后,打算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专业学习上。但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一定难度。读书已成为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也不能从此不读书呀,不读书常有一种心灵空虚的感觉。况且,那几门功课也的确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学会。如果不读其他书,许多时间将会白白流失。于是,努力克制自己对外国文学的喜好,开始阅读马列著作、政治经济学等书,既符合当时的要求,又可以学到一些文学以外的知识,岂不两全其美!

慢慢的,矛盾的心情复归于平静,一切又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时光像流水一样地逝去,我也常为自己的改弦更张感到满意。

二十九

寒冬的一个下午,正在教室里写作业,收发室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声称找我,随即站起,那人走到我面前,递过一张纸,一看“电报”两字,顿时紧张起来,心在 “突突突”地直跳,往下看电文,只见上面写着“你父在集宁病危,速回”。我呆住了,吴殿生接过电报,匆匆瞅了一眼,对我说:“别紧张,也许是想你了,不会有大问题的,赶快去请假,我帮你收拾东西”。我拿着电报,直奔王老师办公室,很快办好手续,便去火车站,吴殿生同学怕我出意外,一直送我上了火车方才回去。

一路上,思绪乱极了。首先想到的是父亲可能已经去世,要不二叔不会让我回去。转念又想,或许他还活着,想和我见最后一面,安顿一些后事。这时,忽又想起春节后离家时他对我的嘱托,要说的话,已经交待清楚,恐怕是凶多吉少。真想一步回去,或许还能见上最后一面。

列车飞快地行驶着,我只觉得太慢太慢了,父亲的影子总在眼前晃动。他,中等身材,黝黑的面部常透出微黄,生活的重压使他过早地失去笑容,平日里愁云罩面,老是皱着眉头,不言不语。尤其是近几年,和他在一起,时不时可以听到无可奈何的叹息声,他似乎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快到尽头,悲观的情绪与日俱增。加之生性懦弱,对周围所有的人抱着忍让退避的态度,从不与人争斗,也不和别人发生口角。他为人谦和,秉承了奶奶的宽容心胸。做买卖那几年,每年腊月回来,村里人总是把他剩下的货赊去,有的人拖上一年、两年不给钱,他从不登门去要,久而久之,也就不了了之。他常说:“一个村里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咋好意思去去要呀,不给就算了”。公私合营后,回村做了社员,派给他多难、多脏、多累的活儿,从不啃声,总是默默去干。就在最后患病期间,除非躺倒起不来,轻易不会请假,他太要脸了,生怕队长给个难看下不了台。又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一向十分自卑,就这样年复一年,身体一天比一天糟糕。母亲和孩子们吃那种掺有粗糠、树皮、玉米軸儿的面,给他一人另外做些纯粮食品,可他又偏偏吃不下,看着孩子们可怜的样子,偷偷分给他们,以至于多次遭到母亲的抱怨。大凡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宁可自己苦些,也不想让孩子们受罪。在阳方口镇上摆小摊子那阵,每逢假期,我常去帮他。中午总是让我去饭铺吃两碗面条,他自己从来不吃,一直扛到晚上,回小店里自己蒸莜面吃。这一点,倒有点像爷爷,节俭得实在有些过分。

列车快到集宁时,已是从沈阳出发的第三天早晨。出站后,急匆匆地向奶奶家奔去。正对火车站有一条由西向东的土路,叫三马路,三马路与南北走向的两条街交叉,分成三段。第二段一出口,向北走六七十米,路的东边有一间小土屋,面积只有八平米左右,那便是爷爷奶奶住了多年的家。快到这个出口时,身子不住发抖,连连打着哆嗦,我怕,怕看见那个不祥的东西,果然不出所料,一转脸,第一眼便看见了它——棺材,已经刷成土红色。脑子里顿时像凝固了一般,也不知是怎样踉跄着走到小屋前,伏在棺材盖上嚎啕大哭起来。父亲,我回来的太迟了!二叔、三舅爷先后从屋里走出,一个劲地拽我,我不肯,直等哭了很长时间,二叔硬是把我拽回,奶奶睡在炕上拉过我的手,一句话不说,只是哭个不停。一直到奶奶的哭声小了下去,二叔才对我说:“你爷爷已回老家找人挖墓,我去货运室联系过,今天可以起运,你先吃点饭,待会儿等你三叔借回小平车,咱们就上站”。不久,三叔推着小平车回来,一见到我,便紧紧抱住,两人哭作一团,奶奶又一次放声大哭,二叔转过脸去不住擦着眼睛。

上午十一点左右,办完所有托运手续,人家告诉我们,下午五点起程,我和二叔随车押运灵柩。在大同火车站,二叔又买了几条香烟,送给货运室的调度人员,好说歹说,后半夜总算转到另一列南去的货车上,次日早晨到达朔县站。

灵柩运回,按照当地的习俗,死在外面的人不准进院,便停放在窑洞的东墙边。刚一放好,母亲领着弟弟妹妹们放声大哭,爷爷两手插在裤带里,眼里满是泪花,身子不住颤抖。(二叔因单位有事,卸车后马上返回集宁)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面对此情此景,真不知今后该怎么办?已经到了欲哭无泪的地步!

第二天,舅爷、姥爷、二姥爷三位老弟兄来了,大家商议的结果,决定打三厘门鼓,再穷也不能静悄悄的。何谓门鼓?这是当地的土话,即鼓吹,由吹鼓手为首组成的专门为丧事奏乐的一帮人,一般七八个人不等。通常一个门鼓指由某一天晚上开始,到第三天早上发引为止,没钱人家也可以打半个或三厘。三厘最小,正日晚上,吹一小会儿,发引时再吹一会儿,起灵后结束。商议好这一切,爷爷安排几个本家叔叔把从队里预支的五十斤谷子碾成米。

中午进行烧纸的仪式,亲戚和我们吕姓家族的人先后在灵前祭拜,我和二弟、三弟一排,大妹、二妹一排向祭奠者磕头还礼,然后招待大家吃饭。

这天晚上,为父亲守了一夜灵。母亲几次叫我回去睡一会儿,都被我拒绝。在离灵柩不远处,烧了一堆火,又穿上父亲那件破皮袄,虽然很冷,还可勉强对付。我欠他真是太多了,从小到大,他养育了我,却未从我身上得到一丝一毫的报答。守一夜灵,固然远远算不上报答,姑且当做陪他,给他送行吧。

天亮后,很快发引,父亲就这样被草草安葬。随即爷爷回了集宁,我陪母亲住了几天,便也返校。临走时,她再三叮嘱,要我寒假一定会来。我心里也在暗暗盘算,这个年是非回来过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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