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录”指出，党总书记赵紫阳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搭乘专用列车由北京启程前往北韩访问后，留守的李鹏总理等保守强硬派就掌握了主导权。赵氏出发的次日，学生民运的状况一变，北京二十一所大学的四十多名学生在“圆明园”会合，决定成立“北京市学生临时准备委员会”，商议罢课和派遣组织干部前往地方的事宜。
北京市书记李锡铭和陈希同市长获知此一情报向中南海报告有必要尽早采取对策。张良编著的“中国六四真相”指出，李锡铭报告，学生运动越来越严重，已有三十九所学校的五万名学生参加，最凶暴的是北大的一部份，由方励之的太太李淑娴下指示，方励之则扮演学生与外国媒体之间的中间人角色。
“真相”指出，万里接到此一报告非常吃惊，前往和李鹏见面，李鹏当晚召开政治局常委非正式会议，听取北京市党委和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报告，由于会上是清一色的强硬派言论，改革派的万里和田纪云只有默不作声。
天安门事件后的六月三十日，陈希同在全人代报告时指出，四月二十四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学运是由少数人操纵与策划，党面对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因此决定由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
“邓小平年谱”记载，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杨尚昆和李鹏拜访邓小平，报告前一天常委会议内容。邓氏表明完全支持常委会的决定，并发表讲话指出，此非通常的学生运动而是动乱，需以强烈手段加以制止，不要担心国际的反应，中国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才可获得真正的名誉。
邓氏接着指出，有必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使用人民民主专制的手段，刊登社论，并有必要立法，准备全国性斗争，坚决制压动乱，这次的动乱是完全性计划的阴谋活动，重点是否定共产党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背后有黑手及其打手，方励之夫妇是典型。
邓小平的讲话和前一天晚上的常委会决定在二十五日当天晚上转告人在平壤的赵紫阳，这项决定是与两天前赵氏提出的“三项意见”完全相反的强硬路线，赵氏于二十六日早上回话表示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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