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茅酒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国内消耗1939.14吨。按茅台酒粮酒生产比例5：1计算，茅台酒厂用去原粮10395吨。
这是我在贵州仁怀对上访47年的老人叶绍明作社会学研究期间，在当地公开出版的史料中发现的这组数据。
当时仁怀有2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为300斤左右。如果把茅台酒的用粮再换算一下，一万多吨的粮食，够仁怀县每人平均分得50公斤左右，再配些野菜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这样能救下多少人的性命。然而，历史的真相里没有假设。
在今天，当我们能够主动或被迫，把河流、森林，山脉、城市空地民房、一些动物等，均当成一种经济前景而非大自然组成部分的时候，评论家马立诚说：“每个人都成了经济学家。嘴上言谈心里盘算，尽是投入产出。”“每个人的生命，都被贬低为‘发展’的‘刹那’，成了‘发展’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丰富的人文意义则被简约。人和人也严重疏离了，甚至人的尊严都被无情地取笑、扭曲和毁灭。为什么连环杀人案愈演愈烈？为什么大城市出现前所未有的‘跳楼热’？”
白云沧狗，世事轮回，我也在想，我原本是一个喜欢干净浪漫诗歌的人，后来干了记者。少年梦想里是一个当民主市长的人，谁把我这个拥有美好梦想的人，逼成了在陈旧历史里寻找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的人？那些被掩盖或被迫沉默的历史事件，究竟和我们的现实有那些必然、偶然的联系呢？
在1959－1961年，仁怀县还有下列公开的统计数字需要说明：
人口方面：
1959年全县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占死亡总数的97.8%。
1961年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负的千分之22.55。死亡率为千分之31.39。
粮食方面：
粮食高征购，1959年仁怀粮食总产为1440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7055万斤；1960年粮食总产为1166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5506万斤。均占总产量的近一半。据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1959、1960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内含种子、饲料30斤）。
如果这样的分配数字真实的话，似乎不至于把人饿死。但饿死人的事情真实的发生了。我按着现有官方的有关数据，估算这个时期仁怀的非正常死亡不会低于4万人。另外，1959年，仁怀也有局部发生了旱、雨的灾害，但粮食总产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谷产量比1962年——1964年还高，其余的小麦、玉米、高粱、杂粮等都不是历史上最低的产量。可见这些灾害不是缺少粮食的主要原因。
茅台酒与生存：
1959-1961年茅酒产量为2079吨。其中，1960年茅台酒产量高达912吨。这个产量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1960年茅台酒原料告急，贵州省粮食厅从全省各地调来原粮支援，下面是调来数字：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熄峰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了当年的生产。
从调入粮食的地区资料来看，上述地区中的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到当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亡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的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活活打死的1324人，关押死的200余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分别强行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县到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千分之121.32，全县人口在1959——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毕节地区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灾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到1965年全县五缺户（缺衣服、被子、房子、粮食、钱等）占总户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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