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文革期間為何取消過年?(圖)


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大串聯。
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大串聯。(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67年初,在23歲的上海針織漂染一廠技術員劉其舜的印象裡,是一個特別寒冷的嚴冬。他當時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該過年了,還要搞下去嗎?但他錯了,文革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進入高潮。「一月奪權風暴」席捲而來,從上海蔓延至全國。

最鬧心的是,連新年也過不成了。1月5日,署名「章仁興」的倡議書在「工總司」控制下的《解放日報》以「革命造反派來信」的形式登了出來。時年18歲的章仁興是上海玻璃機器廠的一位青年工人,也是該廠的一位造反派。這封倡議書雖然署的是他的名,但卻是廠裡的造反派頭頭假他的名字寫的。倡議書呼籲:在兩條路線和奪權鬥爭進行得這樣尖銳激烈的時刻,決不能丟下革命和生產,回鄉去過年

同時刊登的還有國棉31廠「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的類似來信,並配發「本報評論員」文章宣布:新年算得了啥!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節日來到了!

從這一天開始,全國各地的報紙紛紛刊登所謂「讀者來信」和「倡議書」,開足馬力大造輿論。上海「工總司」控制下的另一家報紙《文匯報》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戰地黃花分外香》,深情地稱讚「章仁興」的話「說得多好啊」:回鄉探親,畢竟是私事,是小事;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鞏固剛剛奪來的大權,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僅僅4天之後的1月9日,中共國務院便順應「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向全國發出了關於1967年新年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車站,宣傳車開始反覆廣播該通知。許多準備回家探親的人,立刻到車站售票處退票。從包頭去杭州的一個幹部在北京轉車時聽到廣播,立刻換了回包頭的車票。

雖然不放假,新年還是一天一天臨近了。上海話說:過了臘月二十三,白相過年關。但這一年的年關,全國一浪高過一浪的奪權大戲,成了新年俗。「……什麼敬神、拜年、請客、送禮、吃喝玩樂,都統統見鬼去吧!我們工人階級從來沒有這些骯髒的習慣。」

奪權大戲的高潮,發生在臘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戶戶「割年肉」開始準備年夜飯的日子。而1967年的這一天,上海不知有臘月二十六,只知道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紀念日——2月5日。

這一天,全面奪權後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廣場召開了百萬人參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宣布「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興和劉其舜都在這百萬大軍的海洋裡。

章仁興記得,各單位都是一卡車一卡車拉去的。他們廠的造反派都去了,多人坐了四輛卡車。劉其舜是自己一個人去的。新年前不久,劉其舜被造反派一紙借令借調去當了工人記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沒有寫任何報導。反正上面有統一稿件,湊湊熱鬧就行了。

在熱熱鬧鬧的奪權聲浪裡,1967年的新年還是靜悄悄地來到了。2月8日除夕這天,上海玻璃機器廠正常上班。章仁興一直到下午4點半才准點下班。晚飯和平時一樣,在食堂吃的。

不過上海針織漂染一廠下午2點時就幾乎沒人了。雖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開溜。造反派頭頭們也睜隻眼閉隻眼,他們其實也盼人早點走完了自己好回家過年。

取消過年,消減了合家歡的氣氛,也消減了中國人對於傳統文化及人倫秩序的敬重之心。直到1980年,中國才重新全面恢復了新年休假制度。



責任編輯:陳天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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