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8日，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了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圖片來源：Thomas Peter-Pool/Getty Images）
11月25日，美國國防部開除前國務卿基辛格等11位很有名氣的顧問，並且立即生效。基辛格被認為是全球影子政府彼爾德伯格俱樂部（詳見：全球影子政府 彼爾德伯格俱樂部）中的一員，他在1971年首次訪問中共國時，感到「自己已經被接納進了一個有嚴格限制的俱樂部」。
每次對中國的訪問都像是一齣認真排練過的戲，什麼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顯得那麼自然。中國人記住每一次談話的內容，從低級官員到最高級政治家說的話全都記住。中國人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拼圖遊戲中的一塊，儘管一開始我們這種簡單的頭腦還沒有看清整個的圖案。（後來，溫斯頓･洛德和我確實學得很擅長這樣做了。）我前後訪華十次，好像是在跟一個有機體進行一次連續不斷的談話，這個有機體能記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個頭腦在指揮。這種會晤令人振奮，而有時又給人一種異樣的感覺。這樣嚴格的紀律和徹底的獻身精神使人不禁產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無能為力——這是外國人在接觸到中國文化時常有的感覺。
尼克松這次訪華也是這樣。到喝完茶的時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個月前我在秘密訪華時所感到的一樣——自己已經被接納進了一個有嚴格限制的俱樂部，雖然那時連一次實質性的談話都還沒進行過。
實質性的談話沒有耽擱很久。兩點三十分，我們才吃完豐盛的午餐，有人來告訴我，周恩來有急事在會客室裡等著要見我。他不像往常那樣先開開玩笑，而是直接對我說：「毛主席想見總統。」我問他能否帶溫斯頓･洛德同往。他同意了，並且和往常不同地固執地說：「主席已經請了總統，他想很快和他見面。」我決定裝作冷淡一點，便問周恩來，在當晚的宴會上他準備念講話稿呢還是作即席發言。他表示將念稿。我又問他，我們講話稿的語氣應該溫和一些呢還是強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語調相配合。周恩來有些不耐煩地說，他將把他的講話稿事先給我一份。最後我說我就去請總統。
這樣，總統和我坐上了中國轎車前往紫禁城，同現代歷史上的一位巨人進行第一次會晤。洛德作為記錄員也跟來了。洛德的出場沒有張揚出去，以免國務院更加不高興。實際上國務院的人員一次都沒有列席過同毛澤東的談話。五天之前，尼克松就告訴我說，他想讓羅傑斯國務卿和馬歇爾･格林助理國務卿去忙別的事情，這樣他就可以同毛澤東和周恩來討論敏感的問題。中國人也沒有邀請羅傑斯列席，這可能是因為國務院在上一年曾說過臺灣的法律地位「未定」。然而我是可以堅持讓羅傑斯也來的，如果我這樣做的話，尼克松和中方都不會拒絕。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本來有特權、甚至是義務，提請總統修改他認為不明智的決定。但是我沒有這樣做。這個疏忽在技術上無可非議，但實質上是不應該的。本來不應該把國務卿排除在這次歷史性的會見之外。
毛澤東這個畢生致力於徹底改變中國傳統的價值標準、結構和面貌的統治者實際上住在紫禁城內，像他所蔑視的歷代皇帝那樣深居簡出，神秘莫測。沒有人能事先和他約定見面的時間。去見他的話，那是奉召去朝見君王，而不是應邀去會見政府首腦。我曾五次見過毛澤東。每次我都是像尼克松一樣突然受到召見的。有一次我訪華時，毛澤東表示有興趣見見我的妻子南希。當時她正在商店裡買東西，但這對我們的中國東道主來說是不成問題的。一個似乎確切瞭解她行蹤的禮賓官員立即把她從一家商店裡拉出來，帶到毛澤東跟前。而陪同她的國務院安全官員失去了保護對象，被撇下來在那裡衝著一個不懂英語的售貨員表示對於在北京中心發生綁架事件感到震驚。
我們的車接近毛澤東的住處時通過一個紅色的大門，門前有兩個人民解放軍戰士毫無表情地注視著東西走向的寬闊大街，這條街是拆掉舊城牆而修建的。繞過紅牆，我們經過一條甬道，開頭的一段路兩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觀平庸的牆院後面有些什麼樣的建築。過了一大段路，兩旁的房屋不見了，這裡一邊是湖一邊是樹林。毛澤東的住房單獨在一處，外表簡單平常，這裡可以是任何一個低級官員的住處。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轎車一直開到正門前的門廊下。我們走進一間小會客室，然後穿過一條寬的過道，我來訪問時至少有兩次看到這裡擺著一張乒乓桌。
走過過道，就來到了毛澤東的書房，這是一間中等大小的房間。四周牆邊的書架上擺滿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著書，這房間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的隱居處，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全能領導人的會客室。在我最初幾次訪問時，房間的一個角落裡擺有一張簡易的木床，後來就不見了。我們第一眼看見的是一排擺成半圓形的沙發，都有棕色的布套，猶如一個儉省的中產階級家庭因為傢俱太貴、更換不起而著意加以保護一樣。每兩張沙發之間有一張鋪著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補兩張沙發扶手間的三角形空隙。毛澤東身旁的茶几上總堆著書，只剩下一個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發的後面有兩盞落地燈，圓形的燈罩大得出奇。在毛澤東座位的右前方是一個痰盂。來訪者一進入房間，毛澤東就從沙發上站起來；在我最後兩次見他時，他需要兩個護理人員攙扶，但他總是要站起來歡迎客人的。
在會見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權的領袖人物時，人們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傾倒於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於他的地位和聲望。會見毛澤東的情況卻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見是突如其來的以外，接見並無任何儀式。房間內的陳設就和屋子的外觀一樣簡單樸素。毛澤東就站在那裡邊，周圍都是書，他在中國人當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著注視來客，眼光銳利而微帶嘲諷，他的整個神態似乎在發出警告說，他是識透人的弱點和虛偽的專家，想要欺騙他未免是徒勞的。或許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身旁有一個女護士協助他站穩（在我最後的幾次訪問時，他由她支撐著）。他成了凌駕整個房間的中心，而這不是靠大多數國家裡那種用排場使領導人顯出幾分威嚴的辦法，而是因為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得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
毛澤東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見證。他的一生是傳奇式的，他是中國南方一個農民的兒子，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這吸引了許多追隨者，他率領他們舉行了六千英里的長征，結果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存下來。他們從一塊完全陌生的土地出發，先打了日本人，後打了國民黨政府，直到最後他住進了紫禁城。這證明了永恆的中國的奧秘和威嚴，即使經過一場自命要消滅一切舊制度的革命也能夠繼續存在。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的力量感。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有一種「顫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卻的確發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
在我一九七五年十月和他的最後一次私下會晤時以及同年十二月福特總統訪華時，毛澤東幾乎不能講話了。他發出一些模糊的聲音，唐聞生、王海蓉和另一名助手互相商量以後寫在紙上讓他過目，證明她們理解對了之後，才進行翻譯。但即使那時，在死亡的陰影下，毛澤東的思想還是清晰而帶嘲諷的。
毛澤東幾乎從來不一個人獨白，這同我認識的所有其他政治領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數政治家那樣，要旁人給他準備講稿，然後記誦而裝作即席講話，或者照本宣科。他輕鬆自如，似乎隨隨便便地引導著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從中表達出自己的真意。他在開玩笑之中夾帶出主要的論點，牽著對話者轉來轉去，找機會插幾句時而富有哲理、時而冷嘲熱諷的話。總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許許多多離題很遠的語句當中，以致意思是表達出來了，同時卻規避了義務。毛澤東的省略的語句像牆上的人影，雖然是現實的反映，卻沒有現實的內容。他的話指點了一個方向，但卻不規定前進的道路。毛澤東有時也下幾句斷語。這種斷語使聽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種令人迷惑並略帶威脅的氣氛。這個情況竟像是面對著來自另一世界的神靈，他偶爾揭開掩蓋著未來的帷幕的一角，讓我們瞥上一眼，但從來不允許我們看到全貌，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過。
然而，毛澤東有時也會無情地揭露一個問題的核心。在我後來的一次訪問中，我對鄧小平說，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礎之上的，因為我們都無所求於對方。第二天，毛澤東在見我時提到了這句話，同時表明了他對細節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駁了我的廢話，說：「如果雙方都無所求於對方，你到北京來幹什麼？如果雙方都無所求的話，那麼為什麼我們要接待你和你們的總統？」在談到另一個問題時，他表示不滿意美國在抵制蘇聯擴張主義方面太軟。他把我們比作是暴風雨來臨前的燕子。從他垮了的身軀中痛苦地發出聲音說：「這個世界不安寧，暴風雨要來了。暴風雨快來的時候燕子忙。推遲暴風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卻是困難的。」
這就是我們現在被領去晉見的巨人。他用他特有的斜視的眼光迎接了尼克松，開玩笑說：「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委員長對這件事可不贊成了。」他用兩隻手握住尼克松的手，在攝影記者面前熱情地向他表示歡迎——這件事本身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至少對當時在場的中國人來說是如此。毛評論了尼克松在飛機上對喬冠華說的一句話，即他認為毛澤東是可以同他談哲學的人。（這是又一個例子，說明中國人內部聯繫特別迅速，而且對毛的匯報很詳盡。）他開玩笑說，哲學可是個「難題」，對於這個題目他沒有什麼有意思的話可說，可能應該請基辛格博士談一談。但是他一再重複這個說法來避免就尼克松提出的國際問題談論具體的細節。當尼克松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國家時，毛澤東客氣但又堅定地回答說：「這些問題不是在我這裡談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同周總理去談。我談哲學問題。」
尼克松的回憶錄對這次會見有生動而準確的記述。[1]談話中，開玩笑地提到我的女朋友以及我怎樣利用她們作掩護安排一些秘密旅行。還開玩笑地談到臺北和北京領導人對罵時給對方戴的帽子。毛澤東還作了一個非同一般的表示：他更喜歡態度可以預測的保守派領導人，而不喜歡那些情緒搖擺不定的自由派人士。他對尼克松說：「你們選舉時，我是投你的票的。」這使尼克松吃了一驚。他接著說：「有人說你們是右派，共和黨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這些右派上臺，我倒比較高興。」
毛澤東利用大家在取笑著談論尼克松的政治前途的機會，提到了他自己的政治上的反對派。他說，有一個「反動集團反對我們和你們接觸。結果他們乘飛機逃到國外去了。」為了怕我沒聽出這是指林彪，毛澤東和周恩來還解釋說，這架飛機後來在外蒙古墜毀了。尼克松雄辯地介紹了他從反共立場到今天來北京這一段漫長的路程（他的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段話），所根據的論點是，我們兩國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兩國誰也不威脅對方。毛澤東趁這個機會對於美國的盟國作了一個重要的保證，似乎他只是在尼克松說話時才想起這個問題的，他說：「我們也不威脅日本和韓國。」
後來，我慢慢捉摸到毛澤東的談話有好幾層意思，就像紫禁城內的庭院，一個比一個深地套著，除了比例略有變化以外沒有什麼區別，而他最後的那個意思只有在長時間思考以後才能從總體把它抓住。尼克松回憶錄中記載的毛澤東的詼諧談吐之中夾帶有一些暗示和主題，猶如瓦格納歌劇的序曲，需要加以發展才能顯示出它們的意義。
例如，毛澤東在表示他決定要擴大和我們的貿易和交流時，說話有所省略。他的方法是向我們解釋中國在前兩年為什麼遲遲沒有對美方的主動行動作出反應。他說，中國採取了「官僚主義的」態度，一直堅持要在解決了大問題以後才能處理貿易和民間往來這類小問題。「後來我看到還是你們的做法對，我們就打乒乓球了。」這不僅是回顧歷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這意味著在最高級會談中雙方的貿易和交流問題將取得進展，像我在上一年十月份訪問時向周恩來建議的那樣。在我們的來訪得到毛澤東的祝福以後，所有的中方官員似乎都毫不困難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原來不懂的一些話，被他們引用來指明方向。在那以後的一個星期裡，所有的中方人員，特別是周恩來，反覆地追述毛澤東談話中的一些主題，而那次談話總共只延續了六十五分鐘，其中翻譯還花去了一半時間。
在那些戲謔、玩笑和輕鬆的俏皮話之間，我們必須小心留神，因為毛澤東是用一種故意顯得很隨便的方式來發表他的主要意見的，為的是使尼克松此行如果失敗的話，也不至於有失面子。他巧妙地把臺灣問題放在一個次要的地位，把它當作中國內部的一項不甚重要的爭端；他甚至隻字不提美國在臺灣駐軍問題。涉及這個問題的唯一有政治意義的話，只是那一次關於雙方如何對罵開的玩笑。就連這也是一種傳話的方式：中國人最終是會找到自己的解決辦法的。談到國共雙方在二十年代的合作時，毛澤東提醒尼克松說，「實際上，我們和他（蔣介石）的交情要比你們和他的交情歷史長得多。」在那次會見以及以後的任何一次會見中，毛澤東從來沒有對臺灣問題表示過不耐煩，沒有規定過任何期限，沒有進行過任何威脅，或把它作為我們兩國關係的試金石。「我們可以暫時不要他們，過一百年再說吧。」「為什麼要這樣匆匆忙忙呢？」「這個（臺灣）問題不是大問題。國際形勢才是大問題。」「臺灣事小，世界事大。」這些就是毛澤東多次向我們說明的他關於臺灣問題的思想。（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看法也是這樣。）但毛澤東跟周恩來和鄧小平一樣，在會談中很少談到這個問題。
當時毛澤東所關心的，以及我以後和他長時間會見時談論得更充分的，是國際大局的事，也就是蘇聯。當尼克松長篇大論地談到美蘇兩個核超級大國中哪一個威脅更大的問題時，毛澤東回答說：「目前，美國發動侵略和中國發動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你們想撤回一些在國外的軍隊；我們的軍隊是不去國外的。」換言之，通過排除法，顯然說明蘇聯是毛澤東在安全方面主要擔心的對象。同樣重要的是這裡暗示的一個保證，後來周恩來也重複過的，這個保證消除了美國兩屆政府的噩夢：害怕中國會武裝干涉印度支那。在保證中國不會到國外進行軍事干涉以及在談到日本和韓國時，毛澤東是在告訴我們，北京不會對美國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戰。由於西方人是出名地遲鈍，毛澤東又提到周恩來和我會談時反覆提出的一個說法：「我認為，一般說來，像我這樣的人放了許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在聽到有人居然會認真看待中國到處牆上寫著的這種喊了幾十年的口號時，毛澤東放聲大笑，周恩來也跟著笑了。中國領導人在和我們打交道時已經超越了意識形態。他們面臨的危險使地緣政治佔據了絕對的首位。他們實際上是同我們訂了一個無形的互不侵犯條約，從而解除了一個方面的敵情。
然而，毛澤東的談話也不全都是戰略問題。甚至在我們短暫的會見中，他也擺脫不了那使他的成就蒙上陰影並給他的晚年帶來痛苦的噩夢：一切可能都只是曇花一現；這些努力、痛苦、長征、殘酷的領導權鬥爭可能都只是一個短短的插曲，而馴服了過去一切動亂的幾千年的文化卻會消極而勝利地繼續前進，淹沒一切，只在後面留下一點漣漪，好像一塊石頭落入池中一樣。尼克松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毛澤東不無傷感地回答說，「我沒有能改變世界，我只改變了北京周圍的一些地方。」
在畢生進行巨大鬥爭來徹底改革社會之後，這樣一個評價是謙虛的。無可奈何地接受事實的態度，突出地表明了革命的矛盾。「破」所需要的素質，往往不是「立」所需要的素質。動盪得越厲害，就越有可能導致一個比舊制度更加無所不在和更加有效的新制度。以自由的名義進行的革命往往只造就了新的權威機構。這不是偶然的。學者可以用人權的觀點來說明人的自由；歷史學家卻知道，自由不僅存在於法律制度而且也存在於公眾對制度的接受和人與人融洽的關係之中。一個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的社會，即使在沒有法定權利的情況下，也能做到寬容和尊重人的尊嚴。在這樣一個社會的結構中，寬容是固有的。英國從來沒有一部成文的憲法，它的公民權利是由傳統來保障的。但是在一個分裂成派別的國家裡，在那裡少數派絕沒有希望成為多數派，也就是一部分人永遠受排斥，那麼這個社會在它的成員看來就是壓迫人的社會，不管名義上有什麼樣的法律保障。
現代集權主義的實質就在於它堅持單一的道德標準，同時破壞一切傳統的約束。為了劃一新道德，引起了自從宗教衝突以來不曾有過的感情衝動，並使政府獨攬了史無前例的大權。（美國革命不是這種意義的革命。它的目的不在於推翻現有的制度，而是使現行制度恢復原來應該發揮的作用。）要做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必須具備非凡的自信心。除非一意追求自己的信念的勝利並且毫不懷疑應該為此付出痛苦的代價，還有誰敢強迫追隨者作出革命鬥爭必然要有的犧牲？正是為了追求這種具有無限魅力的真理——有時是神化的，有時也是邪惡的——才造成了現代歷史中的巨大災難和劇烈動盪。因為「真理」不受約束，「道德」不受限制，它們以自己為行動的依據。反對者不是無知就是邪惡，必須接受再教育或者被消滅。破壞越激烈，就越需要用紀律來強制建立新的秩序。自發性一消失，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強求一律。
毛澤東所創建的中國就是這樣的。他所推翻的許多制度無疑是腐敗的。毛澤東致力於在八億人口中爭取平等，把地球上歷史最長和從未間斷的自治時期所發展起來的制度連根拔除，這無疑是一種偉大的獻身精神，但是如此超級規模的事業必然帶來巨大規模的痛苦。社會本能的抵抗越來越大，激起了這位理想敢與天公試比高的巨人更加強烈的反應。
對毛澤東來說，共產主義就是真理。但是，當他實現了他青年時代的夢想時，他發現了一個更加深刻的真理——這是他和二十世紀所有其他的共產主義之父不同的地方。他發現，共產主義的演變可能最終會使這一主義的理想落空，而中國的本質可能把他所掀起的巨變轉化為它那似乎永恆的賡續中的一個插曲。為了創建無階級的社會，成百萬人死去了，但是當這個目標實現的時候，毛澤東發現，革命熱情和改造社會所必需的嚴格控制，這兩者到一定的時候就會和人民的傳統頂起牛來，而對於人民，他是又愛又恨的。這個發明文官制度的國家會把共產黨的幹部變成一個新的官僚階級，他們的真理的教條會使他們的特權空前牢固。孔子曾把這個國家的制度塑造成用來灌輸普遍倫理的工具，而這個國家不用很久就會吸收並改造其末代王朝所強加於它的西方唯物主義哲學。
參觀、會談和祝酒
我們談過了歷史之後，轉而討論如何從中歸納出指導政策的方針這個實際問題。固然我在前兩次訪問中已經相當詳細地向周恩來介紹了美國對世界事務的看法，但是唯獨總統才有最後的權威和說服力。在很大程度上事情將取決於中國領導人如何評估尼克松，如何評估他與中國人並行不悖地實施一項旨在維持均勢的全球性政策的能力。他們之所以對我們開門，真正目的就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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