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救助中國難民的法國老先生(圖)

作者:曾節明 發表:2016-07-04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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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街頭(公共領域)

【看中國2016年07月04日訊】法國人維克多老先生,是我早想下筆銘記的人,但之前一直顧忌會給老先生進出中國平添麻煩,而一直沒寫。聞知其近況,我感到再不寫他,將會成為心頭永遠之痛。

維克多先生是多個難民家庭的默默救助者,其中包括我的家庭。他也是記者無疆界組織的記者,負責東南亞的事務。五年前,他每年都要跑兩趟東南亞,一般是在三月和十一月,而現在他用明顯衰老的嗓音對我說,因為身體吃不消巴黎和曼谷之間七小時的時差,他現在不是每年都去了。五年之間,他那帶有濃重法國羅曼腔的英語,好像一夜之間多了一層含混,增了幾種顫音,以前那種法國式的清朗,恍如隔世,令人驀然回首間,陡感歲月之蹉跎。

法國東南部的小城蒙配利爾,蔚藍色的地中海海濱不遠處的某幢樓中,有一爿小公寓房,那就是維克多老先生一個人的家。那裡也毗鄰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然而喜愛滑雪的維克多前年說:已有幾年沒去滑雪了。他老人家還安康否?

我認識維克多先生,純屬偶然。2009年四月中的一天,恰是曼谷最熱的「送甘節」(潑水節)前,我全家在掙扎於比泰國苦熱還難捱的聯合國申庇挫折當中,大半月以來,我已經在熱帶的白日下跑鬆了褲帶,寄了一大摞電郵、信件,均不得要領,而帶出來的銀子,眼看一天天告罄……當日中午,正坐在公寓樓的蒸籠中汗流浹背地憂悶,突然想起幾天前,在加拿大的朋友郭國汀律師,發給我一封電子郵件,其中有記者無疆界組織東南亞代表的手機號碼:何不試試這個號碼呢?

於是試撥這個泰國手機號。撥通了,電話那頭一個帶有濃重法國羅曼腔顫音的英語興奮地說:

「啊,太好了,我正在找你!能夠馬上見你嗎……」乍一聽,我還以為這位維克多,是一位塞內加爾等非洲法語區的黑人。

我求之不得呢!當即約定在下午見面。他仔細得有些滑稽,除了地址外,他還問公交和天橋火車線路、取捨,我告訴他:最好坐天橋火車到銅鑼站,然後打摩的來,這樣最快,因為下午是堵車高峰期;他又問我住處樓外的標誌物有什麼,於是我就和他約定在公寓樓對面的日本學校正門見面。途中他又打來兩次電話,第一次電話告知他已到何處,並詢問還需多久;第二次電話他詢問我的穿著特徵,並告訴我說,他是個矮個子的白人老頭子。

事後證明他的囉嗦是對的;唯有事前的此種囉嗦,找人才會最快。

在泛起橘紅的末午烈陽下,我在日本學校大門見到的,果然是一位矮個子的白人老頭兒。他背著雙揹帶旅行背包,穿著體恤、西裝短褲和一雙涼鞋,顯得精乾和整潔。他的樣子約莫七十多歲,禿頭很大,笑口常開的嘴裡牙齒泛黃,嘴上方鑲嵌著典型的法國式鸚鵡鼻子,頗顯個性和威嚴。

他跟隨我進入公寓,跟我妻子略略寒暄幾句,綻著笑臉兒摸我兒子的頭,說了幾句滑稽的漢語,便掏出小小的佳能數碼攝錄兩用機,投入了工作:先是給我們拍照,然後拍攝房間和物品,接著對我進行採訪、攝錄,提了一大摞的問題,仔細得讓人頭皮發麻……好容易採訪結束了,他請我出示我在桂林電視臺的工作證、記者證,並拍照;他又請求使用我的筆記本電腦,還掏出U盤,拷貝我的簡歷和那一大堆申庇資料;他還問,是否可以用我的電腦發電子郵件。

看著他熟練操作數碼設備的樣子,我不禁感慨:西方人不服老、不斷學習新東西的精神,確實值得中國人學習。我的岳父跟維克多差不多年紀,還是理工科知識份子,卻早在十年前就什麼也不學了,對電腦更是手指頭都沒碰過。

他用我的電腦好像操弄得差不多了,掏出翻蓋手機看了一眼時間,說:「太好了,剛好合適!」於是用法語打起電話來。原來他撥通的是記者無疆界組織巴黎總部的電話,曼谷的傍晚,剛好是巴黎早上上班的時間。

他應該是在通報我一家的情況,我在一旁,只能以純感官來聽法語:法語聽起來不如英語明快,音樂感卻更強;法語的韻腳不如英語突出,但腔調卻更豐富。

大約十多分鐘後,他合上手機說:「我很快要去你的家鄉看一看……」

我和妻子都心領神會:他要去桂林驗證我的情況了——這真是一個不依不饒的認真角色。

維克多不吃晚飯,倉促之下,我們沒有什麼招待他的東西,我只得沖泡了一碗從家鄉帶來的堯山毛峰,放在冷水盆中降溫……待到茶涼,渴慌了的維克多,竟捧碗一咕嘟而盡——如此品茶方式令人忍俊不禁;「中國茶好,我不喝可樂。」他說。

「我會盡量幫你,但你必須告訴我真實。」他臨別時說。

他的名片,頭像是一個駕駛螺旋槳單槳飛機的飛行員卡通,像是一次大戰時的模樣,上面寫著:「維克多∙帕特里斯,自由撰稿人」。

當年五月中旬,維克多老先生又和我見面了,他笑口中露出泛黃的兩排牙齒,說他已去中國桂林回來:「桂林太美了!」他說。「巴黎比桂林更美嗎?」我問。「我不敢確定,那要看什麼方面。」他說。

「曾,你願意去法國生活嗎?」維克多忽然問。

「如果可能的話,為什麼不呢?」我說。

「但是你們願意努力學習法語嗎?」他嚴肅地問。

「當然願意,但是聽說法語很難學……」這次我沒那麼肯定了。

得知在他赴桂林期間,聯合國難民署已經召我全家談話的消息之後,維克多非常高興,又將一碗堯山毛峰一飲而盡。

六月份,維克多先生返回法國之前,將記者無疆界組織為我出具的證明公函交到了我手中,要我自己去遞交給難民署,並囑咐說:無疆界組織已同時寄給了他們,自己去遞交一趟更保險。

同時,維克多先生將一萬多泰銖打到了我的賬戶上,說這是他和無疆界組織的同事們的捐款,用於資助我兒子在曼谷上學,他始終認為:孩子無論在哪個國家,上學都是頭等大事。

記者無疆界組織出具公函一個多月後,我的政治庇護就批了下來。

2009年11月,維克多先生又一次來東南亞出差,順便來看望我。他略顯疲勞,說曼谷那種沒有空調、不關門的公交車,令他「Almost die」,但是他眼光依然銳利,笑口依然常開。

冒著依然灼人的太陽,他跟著我跋涉十多公里,穿過短吻鱷出沒、長著毒刺般熱帶草的池塘和小道,到曼谷西北部農塔布裡我的新住處去看。在我住處,他領略了我兒子的小提琴琴藝,在讚譽之餘,他坦承他對音樂不在行。然在吃飯時,當聽到我表達對兒子沈迷於電腦遊戲的擔憂時,他揚起鸚鵡鼻子,嚴肅地說:

「我並不認為電腦遊戲很可怕,我認為真正危險的是,我看到你的孩子在這裡沒有朋友,這對他很不好;社會關係很重要。」他說。

聞知我在泰國繼續自由撰稿生涯,他很讚賞,主動提出幫我申請英國一個專門資助自由撰稿者的基金。有經驗的人都知道:英國人的錢是最難要的,維克多先生卻幫我要到兩次。

由於政庇已得,我全家的燃眉之急已解,這一趟來看我,維克多先生顯得比較放鬆,他邀請我與他一起,從農塔布裡碼頭坐船到曼谷南面的瓦蘭蓬(唐人街),遊覽穿越曼谷的湄南河,由他請客。於是我們便穿過仍然熱人一身汗的子月陰天的密雲,步行前往碼頭。維克多七十多歲的人,步子快得我幾乎跟不上。

上船前,維克多在碼頭附近覷見了他最喜歡的飲料,高興得也幫我買了一瓶——那是不加糖的現榨胡蘿蔔汁。那磚紅色的神奇汁液,喝下去確實頭腦清爽回神,全身像是輸了血一樣的清新,午睡的睏倦一掃而光……於是我們一邊喝,一邊欣賞這湄南河的風景。浩大而重度污染的黑色湄南河水,噴著鉛色的泡沫,像海浪一般地扑湧著遊船船身,兩岸帶有圓錐形尖頂的泰式宮殿和寺廟,確實精緻別具一格,然而鼻腔卻不很享受……正看間,偶然側首,竟發現維克多這個老頭子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把座位讓給了一個二十多歲的白人婦女,而手持船頂棚鐵環扶手桿,做了幾個引體向上,把幾個女遊客都逗樂了。

維克多的法國紳士做派,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在瓦蘭蓬上岸時,胡蘿蔔汁剛好喝完,游湄南河的感受,也恰如這瓶胡蘿蔔汁的享受……我信手把空塑料瓶放在碼頭道邊,維克多自後看見,竟躬身撿起,隨後手持兩個塑料空瓶走向垃圾桶——此一細節又使我十分慚愧。

目睹維克多的教養,我不由得盛讚起法蘭西的文明來,豈料維克多當頭給我潑了一瓢冷水,他說:「我並不推薦法國文化,我不是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導致仇恨。」

現在想來,他的此種境界,不僅遠高於我,也高於西方的大多數精英;法國和德國,由歷史上的世仇,變作迄今最成功化敵為友的範例,兩個世為仇敵的民族,如今已緊緊擁抱在一起,為人類作出了表帥,這大概是因為像維克多這樣的人,在法國和德國並非個別的緣故。

我那時對維克多說:你幫了我全家這麼大的忙,我不知道怎麼報答你。維克多說:你把更多的難民介紹給我,就是最好的報答。

那時候,困居曼谷的中國難民中,有一個從遼寧來的國民黨老兵,名叫孫樹才,八十七歲了,來泰國兩年多了難民身份還沒批下來。出於敬重和憐憫,我有心請維克多先生幫助他,但維克多說:老孫從前的工作與記者扯不上關係,因此在記者無疆界組織的範圍之外,這是一個大問題。

直到有一次我無意中提起老孫在曼谷《新中原報》當校對掙點生活費,維克多眼前一亮,打著響指說:孫在報紙工作,這就符合規定了!要我立即聯繫老孫見他。

我迄今忘不了維克多對老孫施以歐式熊抱禮時老孫的尷尬模樣,在曼谷瓦蘭蓬火車站的快餐店,維克多還捋起袖子打量老孫的胳膊——一副驗傷的滑稽模樣。

記者無疆界組織為孫樹才出具公函半年後,老孫在聯合國久已關閉的檔案,重新打開了;又半年後,老孫的難民身份批下來了。

2010年底,聞知我已獲得美國政府接受的消息後,流落泰國已近四年的計生難民周小平,幾次求我找人幫助她。我說:我不是已經幫你寫了文章,已經引來了吳宏達在幫助你嗎?周小平說,吳宏達給了她兩千美金,之後就沒有下文了。她說她已經打了幾次電話給吳宏達,吳宏達在電話中說,一旦她得了難民身份,他可以幫她全家來美國,但在泰國求批難民的事,他幫不了忙。

2011年3月,我即將離開泰國赴美,周小平聞知,趕到BRC(曼谷難民中心)來見我,以近乎哭腔求我幫她一家人。我雖然知道她不符合記者無疆界組織救援的條件,但捱不下一顆心,就死馬當活馬醫,在美國安頓下來後,把她推薦給維克多先生。

那時維克多先生已經回到了法國南部的蒙配利爾家中,他說:記者無疆界組織本身不能幫她,但我們可以聯繫別的人權組織來幫助她。

不久,維克多先生果然聯繫了「世界人權同盟」駐泰國的代表來會見周小平;同年年底,維克多先生借出差泰國的機會,領著「世界人權同盟」的人再次會見周小平;之後周小平在電話裡興奮地戲稱:你說的這個這麼有能耐的人,怎麼是一個老頭子呀?那樣子跟孫樹才差不多……

三個月之後,已被聯合國第三次拒絕的周小平,其在難民署的檔案重新打開了;又三個月後,周小平全家拿到了難民身份。

2014年周小平全家抵達美國華盛頓。之後,我吃驚地發現:在華盛頓領著周小平全家,岸然出席關於中國計畫生育國會聽證會的吳宏達先生,堂而皇之地宣稱:周小平全家在泰國獲批難民身份,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之一。

這不是貪天之功據為己有嗎?我心中十分不平,就把這事告知了維克多先生,豈料電話那頭維克多先生笑嘻嘻地說:「That's okay……」

維克多先生的反應,迄今令我慚愧且感動。有時候我覺得,中國的民主化,與其說是一個策略問題,不如說是一個道德問題。

曼谷一別,我已經近六年沒見到維克多先生了。我越來越覺得:他就是《悲慘世界》中的埃米憐主教,可惜我卻不是冉阿讓。

2013年春,他飛往加拿大法語區探望親戚,歸程途徑紐約轉機,想在紐約市見我一面,可惜我卻在紐約市五小時車程之外的上州,過於倉促,只得作罷。來美後為生計而掙扎,其苦尤甚於泰國,令我與維克多先生的距離,反而更加遙遠了——不知這是我一人之悲劇,抑或中國政治難民的整體悲劇。

2016年5月30日下午於初夏晴爽紐約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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