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四）

坊間傳聞說，2011年8月落馬的江西省政府原副秘書長吳志明被抓時，正與兩個情婦在床上激戰。雙規後，從他身上搜出若干避孕套、壯陽藥和兩本「快樂日記」。第一本「快樂日記」上記載著吳志明與情婦們的淫亂史。上面記載著136名情婦的簡介，情愛次數、地點，感受，滿意度。第二本快樂日記上專門保存「快樂見證」，100多位情婦的陰毛粘在內頁上，一個情婦佔一頁。吳志明也給自己定了「奮鬥目標」，2015年前，至少睡1000個女人，良家婦女至少要佔三分之一。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如果真如坊間傳聞，此公可謂噁心和無恥到令人髮指，古今中外皆極其罕見。但你說極其罕見嘛，落馬官員的情事卻總是那樣的活色生香。不是還有前開封組織部長收藏300多個女性陰毛準備用來「製作毛筆」之類的特殊癖好嗎？相比於民間傳聞的繪聲繪色，官方版本則要中規中矩得多，「江西省紀委（2011年8月）22日通報，江西省政府原副秘書長吳志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道德敗壞，生活腐化。決定給予吳志明開除黨籍處分，並建議按程序開除其公職、罷免其南昌市人大代表職務；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無獨有偶，原中共南昌市委常委、南昌縣委書記湯成奇在2011年因嚴重違紀被立案調查的通告上也用了幾乎一致的詞句：「現已初步查明，湯成奇在任職期間，以權謀私，收受巨額賄賂；道德敗壞，生活腐化。」

類似的例子，多一個不嫌其多，少一個不嫌其少，因此不必例舉更多，巨額賄賂、道德敗壞、生活腐化 像標籤一樣，貼在了這些官員的「落馬」通告中；像三足鼎立，支撐起了這些腐敗官員落馬前「只有想不到，沒有辦不到」的生活方式。

按理說，這是一個中國由權力市場經濟向完全市場經濟轉型的關鍵時代，這樣的時代，應該是思想的時代、頭腦的時代、「上半身的時代」。然而，與此形成尖銳對比的是，舉凡落馬官員，不論權大權小、官厚官薄，卻幾乎毫無例外地生活在一個「下半身的時代」，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今朝有酒今朝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精神世界極度空虛和物慾世界的極度糜爛，表面上的道貌岸然背地裏的醉生夢死，形成典型的官場雙麵人格。可悲可嘆可恨可憐。

在中國這艘重量巨大速度巨快慣性也巨大的大船上，各級官員是船上的掌舵者、乘務員，他們理應比誰都知道自己這艘船將駛向何方。難道那些腐敗官員比普通老百姓更沒有信心，才會這樣「好罐子破摔」似地彷彿過了今天就沒有明天？在千軍萬馬擠公務員考試獨木橋的今天，各級掌握實權的官員，一個個更是激烈競爭中勝出的人精，他們難道不知道，如此腐敗，如此無所顧忌窮奢極欲的結果，或身敗，或名裂，就是最終結果，總之不會有什麼好下場。一旦東窗事發，或身敗或名裂，不僅無顏見親人、見江東父老，更有可能直接殃及家人和子孫。然而其中的一些人，仍然那麼樂此不疲，在聲色犬馬中沉醉、沈迷、沉淪。上帝欲令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這是不是一種看不見未來、或者對自己、對未來缺乏信心的末世心態呢？

在發展主義甚至發展大躍進的背景下，我們的官員既掌握著巨大的隨時可以變現的權力 並不是這些落馬官員自身有多麼不可抗拒的見花摧花的魅力，而實在是他們在位時手中掌握的權力具有巨大的變現能力，可以直接變現為官位、金錢，變現為入職、陞官、調動、發財等等的敲門磚和通行證。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承受著來自上級和來自群眾的雙重壓力。尤其是那些沒有深厚背景的官員，必須靠拚命的實績來證明自己取悅上級，又難免在大拆大建等發展經濟至上的制度慣性中侵犯百姓的利益。鋼絲上的舞蹈讓他們高度緊張，身心俱疲。也許，他們也看到其中的悖謬之處，但自覺沒有改變的能力，於是反而更加隨波逐流，並且在放逐、

放縱自我中尋求某種程度的心理解脫和平衡。

2010年12月5日《西安晚報》轉發《人民論壇》雜誌一篇調查報告，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的黨政幹部受訪者達45.1%；公司白領受訪者達57.8%；知識份子（主要為高校、科研、文化機構職員）受訪者達55.4%；而網路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則高達七成。

官員群體近半自稱「弱勢」，難免讓人覺得矯情，但並不能由此否定這部分人在特定情境時的無力感。甚至於某種程度上，他們的焦慮比一般人還要強烈。45.1%的受訪黨政幹部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其「弱勢」心態主要來源於以下幾方面：一是在激烈的官場競爭、嚴厲的問責制度和強大的網路監督面前，一些官員成了「驚弓之鳥」，生怕因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二是雖然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推進，但是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論資排輩現象，甚至「潛規則」盛行，很多官員因沒有背景，成為官場「弱勢群體」；三是公務繁雜，既要有讓上級看得見的政績，又要有能讓老百姓滿意的民心工程，想要有所作為卻困難重重；四是一些貧困地區公務員的工資收入有限，在物價尤其是房價快速上漲的背景下，只能「望房興嘆」。

權力過大背景下的無力感，往往更容易使人陷入瘋狂。而官員一旦陷入瘋狂、失去底線，等待滅亡的，不僅是他們自己，還有社會。因此，把發展的權力從各級政府和官員手中奪回，還給市場，不僅是在拯救官員，也是在拯救整個社會。

来源:《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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