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類憶舊連載(八)

作者:焦國標 編 發表:2010-10-0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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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過十次入黨申請    作者 習近平

我1969年從北京到陝北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落戶。7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鍛練很大。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點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另一點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父親要我們從小做講團結和善於團結的人。走上社會後,對這一點的體會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較好;如團結處理不好,事就做不好。特別是當年在陝北,遠在千里之外,舉目無親,靠的就是團結。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幹活,生活習慣了,勞動關也過了,群眾到我這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窯洞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絡繹不絕,講古今中外,講他們感受到的新鮮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

我剛下鄉的時候,大概有二三十個知識青年,都是軍隊幹部子弟。半年後,大部分都當兵走了。近一年時間裏就我一個堅守在那裡,感到十分孤獨。但當我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樂。

我先後寫過十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的原因,都未獲批准。後來村裡和公社要留我,又將我的入黨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黨問題時,當時的縣委書記說:「這個村姓氏矛盾複雜,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來繼續鞏固。他爸爸的結論在哪兒?沒有,不能因此影響他入黨。」所以就批准我入黨,而後讓我當了大隊支部書記。

我那時一邊當著村幹部,一邊總渴望著有機會能上學深造。那時候報大學,清華給延安地區兩個名額,一個分給延川縣。我三個志願都填清華大學。縣裡將我報到地區,地區不敢做主,清華大學來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請示清華大學。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刮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當時顧不上清華大學的具體工作,工作由劉冰同志主持。當時我父親剛剛解除監護,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勛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於是我踏進了清華園。

上山下鄉中對學習的渴望,使我與清華大學結下了讀書緣。從政近20年後,我又在職讀清華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學的是馬克思主義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我結合實踐,對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農村擺脫貧困,福建山海聯動發展,現代農業理論與實踐,福建省發達地區率先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與完善,農村市場化建設與中國加入WTO等問題,進行系列研究,發表文章著書立說。

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對基層有了深刻的瞭解,作出了再下基層的選擇。1982年我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下到河北正定縣。當時有許多人對我的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到河北之前給耿飈同志當秘書,他當時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有劉源和我。我們倆不謀而合,都要求走跟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練人。有了上山下鄉的經歷,我對再下基層充滿信心,並義無反顧地下去了。

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的影響是相當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於人民群眾中,會使人感到非常踏實,很有力量。基層的艱苦生活,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志。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只要想起在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還能幹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於挑戰的勇氣,什麼事情都不信邪,都能處變不驚,克難而進。

 

聖女王佩英    作者 楊銀波

今年清明節前,500餘人在北京舉行王佩英就義40週年紀念會。會後,部分與會者寫了一些感受,網上反響強烈。王佩英彷彿重新活過來一般,接受著越來越多的人的敬意。今年5月23日,百度百科第一次出現王佩英詞條。6月中旬,我在網刊上閱讀到關於王佩英事跡的紀念專題。影片《我的母親王佩英》製作人胡傑在此發文公告,稱大中公司已成立王佩英資料秘書組,負責免費贈送影片和書籍,歡迎索取。

與友人在電腦上一起觀看《我的母親王佩英》,友人受影片刺激,醍醐灌頂,怒不可遏,以80後特有的語言痛罵:「我靠!那時的人怎麼瘋成這樣?一個個跟傻逼似的。毛澤東這種鳥人,要是早十年死掉,中國早就民主了。」也有網友在網上說:「毛澤東的屍體不火化,看來是天意。當年殺這麼多人,冤有頭債有主,總該還一還吧。暴君墨索里尼,就被一個女子撒尿在他屍體的臉上。」當今諸多年輕人,別說不知文革詳情,就連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也跟聽天書似的。可是,恰恰未受政治運動之苦,不知血腥暴政的這一代,是當前中國的中堅力量。不少人憑藉網際網路,多多少少接觸到了真正的當代史,漸漸將教科書裡的那些謊言抹去。讀文字,看圖片,只是將自己置於旁觀者而已,但胡傑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我的母親王佩英》這類影片,卻使我們無法置身事外,那實在是太直觀了。

影片放到王佩英17歲的少女時期,友人感嘆:「美女啊,確實是美女。」這樣一位美女,因自由戀愛認識青年律師張以成,人生從此改變。國家大事最初跟他們沒有任何關係,直到被日本人逮捕,遭嚴刑拷打,張以成才萌生堅定的報國之志,當了中共地下黨的情報員,潛伏在國民黨。王佩英比張以成更為「地下」,張以成只要身上沒錢,她就變賣房產資助他,有時還站崗放哨,保護這些地下黨。

自由女神不是一開始就是自由女神,王佩英最初一直活得很沉默,從不張揚,直到中共奪權,她才出來工作,當幼兒園保育員。因不小心,開水燙著一位小朋友,她被批判,又被調到鐵道部設計院做勤雜工。這時,全國大躍進,農村餓死人的情況相當普遍。有的老鄉到北京找王佩英幫忙,她束手無策:「你們困難,我也困難。」可即使如此,這時的她,家中仍然擺著一尊售價不匪的毛澤東白瓷像。

1961年之前,王佩英只是一個普通女人。丈夫張以成去世後,她一人要養活7個孩子,負擔很重。王佩英的思想轉變,不是因生活壓力而起,而是因毛澤東與劉少奇產生分歧,王佩英贊同劉少奇對毛澤東政策的批判。劉少奇在1961年說,全國總體的缺點和成績是3比7,有的地區超過3比7,很嚴重。王佩英當眾說:「毛主席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不然他以後沒有退路。赫魯曉夫說得對。」前一句,在當時已經很驚人。後一句又是如何產生的?一個普通的女人,在中國提赫魯曉夫這種世界政治,為何?原來,赫魯曉夫曾公開批判斯大林,揭露斯大林為了鏟除異見,不擇手段,大行殘酷迫使之實。她的一位好友的丈夫,曾留學蘇聯,說毛澤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1961年的王佩英,不是在質疑毛澤東,而是要這個人滾蛋。中國那麼多人,每天都在看這個人的臉色吃飯、說話、行事,腦袋就跟安裝了監控器似的,只有少數人覺醒,而少數人當中又只有極少數人站出來公開表達,其中之一就是普普通通的王佩英。

從1963年被投進精神病醫院開始,到1970年被殺害,王佩英經歷了7年的非人折磨。醫生給她打精神病人用的藥,把嘴用口罩套住。精神病院之後是牛棚勞教。再往後,就是殺雞儆猴的游鬥,從這里拉到那裡,示眾完了再反覆示眾,嘴上戴著給馬戴的嚼子,不讓你說話,打你、罵你、折磨你,在消滅你的肉體之前徹底摧毀你的精神意志。公判前,還要交給各單位討論。那哪裡叫討論?完全沒有任何反對意見,全是出謀劃策:用什麼辦法整死這個人?人死之前,怎麼發揮在民眾中的震懾力?哪些餘孽成了漏網之魚?

公檢法癱瘓了,沒有司法審理,王佩英被拉到工人體育場。判決人不是法院,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由於怕王佩英說話,革命者們用石頭塞滿她的嘴巴,致使其下巴脫臼——「把下巴都卸了」。這還沒完,押她的人還用細繩死死地勒住她的咽喉,王佩英拚命掙扎,結果革命者們就勒得更使勁,勒進去了。從體育場押走,見王佩英還有點力氣,沒有死透,押解者就在車上把王佩英活活掐死。她的屍體究竟被丟在哪裡,或者被拿去做了什麼,無人知曉。

1980年,王佩英被平反。所謂平反,就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了一份《刑事再審判決書》,判決王佩英「不負刑事責任」。而後,中共鐵道部專業設計院黨委作出平反決定。這平反的邏輯是:王佩英,你沒有罪,你一直是跟我們黨一條心的。但是,這個黨,它自己有沒有罪?它不認罪。反對毛澤東且發出「毛澤東下臺」吶喊的王佩英,不僅僅是為劉少奇打抱不平,也不僅僅是關心中共的生死存亡,她關心的是民眾何以瘋狂至此,國家何以苦難如斯。她受過基督教的熏陶,也曾那麼堅定地為中共地下黨賣力,還加入了共產黨。一邊是虔誠與贖罪的良心,一邊是曾經寄予厚望的政黨,但是,五七反右,三年飢荒,而後是整劉少奇,搞階級鬥爭,不顧民眾生死,多少人如螞蟻般死去,屍骨遍野,多少人如瘋子般泯滅人性,喪盡天良,這罄竹難書的災難和罪惡是誰帶來的?

面對舉國高呼「毛主席萬歲」的紅色浪潮,王佩英是公開喊出「打倒毛澤東」的極少數人,也是公開提出退黨的極少數人。王佩英是中華烈士,是民族聖女,這沒有任何爭議,但若說她是「中共烈士」,便是對王佩英極大的侮辱。她是怎麼死的?死就死在反抗暴政,而這個暴政在當時的推動者,就是這個黨。她回歸真理,要與中共劃清界線,不願與之為伍,不願成為歷史的罪人。網上有人說:「是宗教信仰害了王佩英。」換句話說,如果那時的王佩英能夠跟著撒謊,做些讓步,忍一忍,說不定這事情就過去了。就算看在7個孩子沒有人撫養的份上,這個當母親的人裝一裝、演一演,劫難也許不會降臨在她頭上。但是,她是一個有終極信仰和起碼底線的人,良心未滅,寧死不屈。7年殘酷迫害,她只掉過一次眼淚,那就是「革命者」們告訴她,以後再也不允許見孩子們的面了,這時她哭了。除此而外,不管把她打得有多慘,捆綁、飢餓、罰站、勞教、批鬥、勒咽喉,直到死,她都沒哭。這種為信念而生的堅定與勇氣,超越了普遍的恐懼與苟合,永照千秋。

從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公審並殺害(年僅55歲),直到2010年,長達40個春秋,王佩英一直被公眾遺忘,她的6子1女也隱忍整整40年!

以製作影片的方式隆重紀念母親王佩英這件事,是北京家電市場的龍頭老大,公司董事長,王佩英的第三個兒子張大中一手策劃的。當初平反王佩英時,她的子女們每人拿到1000元撫恤金。張大中就是憑藉這筆1000元的撫恤金開始創業,終至今天富甲一方,名動京城。這既讓人欣慰,又不免辛酸。那是一條人命的錢啊!人民幣上流著血,隱約看得見手銬的恐怖閃光,以及把人活活勒死時連喊都喊不出來的痛苦呻吟。

尋訪王佩英的過程極其艱難,許多受訪人至今恐懼,也有許多人至今慚愧,迴避鏡頭。尋訪前,王佩英的子女們曾試圖搞清楚母親為什麼會落到如此下場。許多細節是在尋訪後才知曉的。他們想不到母親竟死得這麼慘,凶手下手竟如此狠毒。當年懵懂不知的他們,如今回想起來,心如刀割,肝腸寸斷。往事,真的並不如煙,當那些鮮血彷彿從眼前再流一次,就像自己也被狠狠地捅了一刀,劇痛難忍,唯有仰望蒼天,嚎啕大哭。

在王佩英就義40週年紀念會上,黃炎培的兒子上臺發言。他重新回顧父親與毛澤東1945年在延安窯洞所講週期律的問題,原來黃炎培當年的警告確實是警告對了,共產黨還是沒有跳出這個週期律,民主的道路沒有走成,反而走向世界罕見的專制獨裁。其獨裁之惡劣,尤其在文革運動中登峰造極,把黃炎培的家庭打擊得夠慘。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也參加了王佩英紀念會。她與張大中並排肅立,一起向王佩英的畫像鞠躬。

文革悲劇看似遠去,其實至今仍在發生。其中之差異,無非是反革命變成了顛覆罪。多少據稱是危害國家安全的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至今尚在監獄忍受黑暗;多少持不同政見者處境悲哀,惶惶度日,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王佩英的事跡將以幾何級地擴散速度,迅速散播民間,直至被政府高層所知。張大中可以長長地吐一口氣,他已盡了他最大的孝心。他的妹妹張可心,文革時還很小,對母親的許多印象都很朦朧,從小過得很可憐,穿得破破爛爛,大冬天連雙保暖的鞋都沒有,光著腳搖搖擺擺地走著,總想從街坊鄰居那裡知道母親究竟去了哪裡。如今,她什麼都知道了,撕心裂肺地哭,站都站不穩。她一遍又一遍地嚎啕:「我當時還太小,許多事都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這眼淚,有著再也無法改變歷史的深深自責。

這眼淚,只要撕心裂肺地哭過一次,人就真的「立」起來了,再也倒不下去。而這,便是紀念王佩英最大的意義,即搶救民族的精神,恢復人間正氣,將罪惡銘記於心,讓悲劇不再重演。即使悲劇正在重演,中國人也應如當年的王佩英一般,勇敢地站出來,向倒行逆施者發出基於真理與正義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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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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