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走了五里路才到西埠，眼睜睜看著人家拚死拚活擠上開往縣城的公車，望車興嘆。從西埠到縣城還有二十里路，天氣又很熱。但是我別無選擇，腦子裡總在想一毛快死了或者已經死了。一村勇敢地和我朝著縣城走去，腳上穿著黑塑料小涼鞋。我們走一段路就坐在路邊上樹蔭裡歇息，好不容易走到十里鋪，離縣城還有十里。一村實在累得不行了，我攔住一個農民拉著一部空板車朝縣城方向走。他聽我說了我的困境之後，就讓我把孩子和旅行包都擱在車上，我跟著車走。等我們走到和縣汽車站，已經是下午，所有去含山的車票都賣光了。我硬著頭皮向一個售票員苦苦哀求，他終於賣給我一張站票。等我們到了含山，天已經黑了，趕緊走到火車站。九點鐘我們才上了去合肥的慢車。一村馬上就睡著了。十一點多鐘火車才到合肥。我是最後一個出站的，背上背著瞌睡的孩子，手裡提著旅行包。公共汽車早已沒有了，眼前也看不到一部三輪車。
我坐在路邊，又不知怎麼辦了。附近沒有旅館，即便有我也住不起 。正當一村在我懷裡入睡，我看見一部三輪車朝我蹬過來。我急忙向蹬車的打招呼。"同志，請你幫忙。"我喊道，心裏明白沒有一個蹬三輪兒的會願意在這個鐘點老遠地去郊區。"請你幫忙送我和我小傢伙去安徽大學。有緊急情況。""哦，不行，我不去。"他搖搖頭。"太遠，太晚了！"
"請你幫忙，我求求你。我女兒病危，一個人呆著。所以我才從含山坐夜車趕來。如果我坐在路邊上過夜，這小傢伙也要凍病啦。我在爭取時間，請你幫幫忙。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一切革命隊伍裡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幫助。'我現在需要你幫助。"
"毛主席話當然不錯，可是你出多少錢？"
"兩倍，三倍，你覺得辛苦一趟該付多少就是多少。"
我坐上車，懷裡抱著一村，腳下放著旅行包。光著上身的三輪車工人飛快地蹬著車穿過空蕩蕩的街道，只有行人道上有人睡在涼床上。午夜以後，我們穿過一條近路去大學，過去我在白天也迴避的地方，因為那兒有安徽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太平間和醫學院的解剖室。周圍有死亡的陰影；我緊緊地摟著一村，幾乎喘不過氣來。我為我可憐的女兒祈禱。等我們終於到達安大，大鐵門已經鎖上了。我放大了嗓子才把門衛叫醒。蹬車的不肯蹬進去，我只得又背上一村走到幼兒園。
值夜班的阿姨被我叫醒，懶得多話。她讓一村睡到地板上他的老地方，讓我跟他睡在一起。在一毛睡的褥子上，我看到她的一隻紅布鞋和她喜歡的洋娃娃，從這裡可以看出她被送走時一定很慌張。也許她再也不需要它們了。我來得太晚了嗎？我再也止不住我的眼淚。我又累又，可是我一會兒也沒睡著。我只願天早一點亮。
一村還在熟睡，我已經走到三里路外解放軍105醫院了。問訊處的女護士吃驚地問我："你來這麼早幹什麼？我們八點鐘才上班。"聽我說明情況後，她就到住院登記冊上找一毛的名字，找了幾遍也沒找到。我著急了，難道她已經不在了嗎？一名護士領著我從一個病房找到另一個病房，還是找不到。我更急了。最後，她說既然當初診斷為大腦炎，或許我應當到隔離病房去看一看。那兒的病人登記冊上也沒她的名字。護士長允許我自己挨著病房去找。快走到最後一間時，我看到安大幼兒園的一個阿姨站在門外。
"你為什麼到現在才來，李老師？"她繃著臉問我。"你女兒多少天來高燒不退。他們還沒查出來她害的什麼病。幼兒園派我來照顧她，等你來。我還得假裝是她母親，要不然醫院就不收她。現在你自己進去看看吧。"
一看見我女兒，我就忍不住淚如雨下。一毛已經不是本來那個漂亮的小姑娘，而是瘦得皮包骨，憔悴的小臉燒得通紅。我拚命控制自己的感情，輕聲說："毛毛，媽媽來啦。你覺得怎麼樣？"他慘淡地一笑。"媽媽，我一天一天數著日子盼你來。我想有九天或者十天了。我真開心你來了。哥哥弟弟怎麼樣？"她沒燒到講胡話，還那麼鎮定，我稍微感到寬慰。一個性格堅強的小姑娘，我女兒。"村村跟我一起來了，回到幼兒園。哥哥在香泉上初中。你放心吧。"她又問我："你想爸爸能來看我嗎？"我的心一揪，我自己發高燒他不是也不許回家看我嗎？我只能說我試試吧。接著又問："媽媽，我托王祖鑫叔叔帶給村村的麻餅和桃片，你收到了嗎？"她的頭腦這麼清醒！"收到了，早就收到了，我沒能寫信告訴你，因為郵政被洪水切斷了。"
這時候，一位軍醫來查病房。他一看見我就問："你是誰？你在這兒幹什麼？"沒等我回答，一毛就說："王大夫，這是我媽。她下放在和縣，剛從那兒來的。"王大夫露出困惑的表情。"又出來一個媽？另外那位女同志是誰呢？"我接著說明情況，澄清了混亂。王大夫從頭到尾給我講了一遍一毛的病史。安醫懷疑她患大腦炎，但後來在這裡做的檢驗結果是陰性的。他們又根據幾種假設，做了一系列檢查和化驗，先後排除了瘧疾、肝炎、流感、肺炎。目前的意見是傷寒。她對最近的滴注的反應好像好一些。王大夫並不悲觀，但是他拒絕提出愈後。
一毛入睡以後，我急忙回到幼兒園，安排一村的食宿。我又搶時間跑去找工宣隊領導，請求他們准許寧坤來醫院和我共同看護女兒。我的請求遭到斷然拒絕。我回醫院之前，先去市區給一毛買了半個西瓜，她說過很想吃。可是她嘗了一口就推開了，我看了很著急。幸好從我來到之日起，一毛的體溫開始下降。同時，多天來第一次大便。我端著便盆去處理傳染病人糞便的小屋子倒大便，在低矮的過道裡一頭撞在房頂。頭頂隱隱作痛，我也顧不上去理會。過了兩天，實在痛得厲害，我就跑去找一位護士。她以為是頭痛，讓我看內科。我說是頭頂上痛，她扒開頭髮一看大吃一驚，原來黑鐵絲做的發卡嵌進我頭皮去了。她拔了一下拔不出來，因為卡子和頭髮、血塊糾纏在一起。她用水浸濕，然後才慢慢把卡子拔了出來。她說傷口已發炎，再晚一點就會出大問題啦，她奇怪我怎麼會那麼麻木。
一毛先開始吃一點流體食物。一週之內，她的體溫恢復正常。她又能吃固體食物了。發燒的紅暈一退，她的小臉蒼白乾枯。為了讓她早日復原，我知道必須給她吃一些滋補的食物，這在醫院是辦不到的。她身體又太弱，暫時還不能跟我到高莊去住。她必須出院在合肥住一段時間，補一補身子，逐漸復原。
安大招待所答應給我一間客房，住到一毛能和我回家。她出院之前，出院表上"最後診斷"一項空著沒填寫。我問王大夫怎麼回事，他說實在無法確診。由於他們診斷的手段有限，我覺得這可以理解。我想，要給文化大革命的狂熱作一個確診，那就會更難啦。可是我說總不能什麼也不寫。躊躇了一會兒之後，他寫下"病毒感染"。
我借了一部板車把一毛拉到招待所，路上碰到的一個熟人看見她滿面病容就問我是否送她去住院。到了招待所，發現對門住的是俄語老師吳老夫婦。他的"狗叛徒"罪名早已清除，但作為退休後返聘的"臨時工"，他也被解除合同，等著辦手續回九江老家。他們十分熱情地讓我們用他們的煤球爐和炊具，甚至糧食。多年來，我第一次感到同志間的溫暖。大概牛棚裡患難與共的經歷加深了他對寧坤的友情。住在我們隔壁的是瀋瞎子，他從烏江押解回來後就住在這裡。原來那次"寬嚴大會"上的宣判只不過是一場"逼供信"的演出，無奈頑強的老人實在無罪可認，而那些生殺予奪的頭目又死不認錯。於是，他也在等著辦手續回安慶老家。他是個孤苦伶仃的老人，還得等一個侄女千里迢迢從貴州趕來，送貧困潦倒、雙目失明的伯父還鄉。因為公用廁所是在過道的盡頭，雙眼瞎的老人上廁所必須經過我的門口。不只一次，他摸進了我的屋子。有一次，他的枴杖搗翻了我在對面吳老家的煤球爐上給一毛熱的牛奶。他知道我是誰之後，就說寧坤在牛棚裡對他很好，他祝願寧坤比他幸運一些。我說："瀋老師，您的情況也會好的。"他說："我？我不值得再活下去啦。我現在要葉落歸根，一死了之。好了好了。我再也不用挨打挨罵，受苦受難啦。"我不忍再看他零亂的白髮下絕望的眼眶了。我心裏想，"貧歸故里生無計，病臥他鄉死亦難"，他一定會想到這兩行詩的。很久以後，我才聽說，他還鄉以後不久就因嚴重內傷死去了。
六
我在招待所住下不久，一天半夜一丁突然敲門來了。聽他講他怎樣一個人在大熱天從高莊走到烏江去找爸爸，我感到驚奇。一丁乾巴巴地說："一毛這場大病當然是件大壞事，可是它卻讓我們一家人從5月16號以來第一次聚到一起。這叫做‘壞事變成好事'，媽媽，正如毛主席教導的。"
九月初，中、小學已經上課，一丁和一毛都要遲到了。等到下一次安大有卡車去孫堡公社，我們一家母子四人就搭車回家了。我們坐在卡車上，擠在一起，面前放著三筐煤球，是用吳奶奶和一位女同事送的煤票買的。我們頂風坐著，等到家時已經被煤灰染黑了，活像一家大小"牛鬼蛇神"。
回到我的公房住家，我大吃一驚，發現自行車不見了。它是我們唯一的交通工具。"這事情嚴重，"我大聲說。正在這時候，老螃蟹闖進來了。我遞給他一包在合肥買的香菸。
"‘奔月'，好牌子，三毛五一包！"他邊說邊刮了一根火柴點了一枝煙，把那包煙放進口袋。"味道比九分錢一包的‘大鐵橋'好多啦！這就是你女兒，好漂亮。我們把你東西保管得很好，老李。你不少什麼吧？"
"我的自行車不見了。我把它靠牆放著的。"
"哦，自行車，對啦，自行車。老馮借去了。他看你在街上騎過，恨不得騎一下你的外國貨過過癮。他來找我，說借用一天。反正車也閑著。"
"可是我把車鎖上的。"
"不錯，車是鎖上的。我們砸了鎖，容易得很。"他吃吃地笑。"老馮是公社下放幹部管理小組的貧農代表。你不想得罪他吧，老李？"
"可現在我的車在哪兒呢 ？"
"那你得去問他。"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孫堡去找我的自行車。大胖子老馮正忙著賣魚。 "老李，你回來啦。歡迎歡迎。哦，你的自行車在家閑著，我用了一下。我想你不會在意的。""你怎麼會想起去搞我的車？"
来源:博訊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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