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信訪問題系列調查: 上訪的代價（2）（圖）

用中國政府官員的話來說，存在了50多年的信訪制度是百姓與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樑，但是在一些訪民和民間人士的眼中，信訪制度已陷入無能、欺騙和暴力的誤區。很多訪民反映說，他們因為進京上訪成為官方打壓的對象，人權受侵害的案例不斷發生。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訴和批評，本來是一項受中國法律保護的權利，但很多人的上訪路卻荊棘叢生、血淚交加，很多人為上訪付出難以想像的沈重代價。中國的訪民遭受嚴厲打壓的根源何在？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安培採訪了中國眾多上訪人和各界人士，就這一問題展開調查，試圖從信訪制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等多方面尋找答案。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安培的系列調查報導之二：訪民的敏感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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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北京一法庭外，備受冤情煎熬的訪民手執訴狀， 希望引起關注。（08年4月3日 法新社）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在中國各地，訪民遭到公安人員或政府工作人員毆打、被任意拘禁關押的案例近年來屢見不鮮。很多訪民說，他們的人權狀況是中國最黑暗的一個角落。記者在採訪訪民的過程中，最常聽到訪民說這樣一句話， "我們不是罪人"。這一集的報導就先來說說訪民這個群體，談為什麼訪民的身份在中國變得越來越敏感，下面分別是上海、北京和黑龍江的訪民解釋他們最初上訪的理由：

"我的房子給搶掉了。"

"首鋼拆遷辦指使河南人到我家拆遷、搶，我的冰箱彩電、公房兩間私房三間、家產現金全部都沒有了。"

"我自己上訪的事是因為司法局屬於迫害我的法律服務所的，不讓正常經營。"

訪民往往是權益受害者

顯然，多數訪民都認為自己因為權益受到侵犯才走上上訪路。2008年3月，黑龍江、山東等地一萬兩千名訪民發表致全國人大政協兩會的公開信，把訪民群體稱為中國56個少數民族之外的"第57個民族"。這些訪民說，訪民群體的產生是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行政侵權和司法侵權行為的結果，這些侵權行為導致很多農民失地、居民失房、工人下崗、老病無保障、司法冤案叢生，他們之所以上訪是因為社會沒有提供有效維護他們權利的法律救濟途徑。中國關注信訪問題的法制記者李鳴先生說："因為基層說難聽點就是土皇帝，違法行政、違法辦案造成一些冤假錯案。上訪人員應該說是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而且是最底層的，有的就是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為此去上訪，甚至有點借了外債去上訪，整天提防著別被抓走，回去以後別被關押起來，它是包括經濟上的重負和精神上的壓力。"

中國的信訪總量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就呈上升趨勢。2000年以後，中國官方公布的每年信訪總量都維持在1000萬件以上，包括重複的案例。國家信訪局官員曾承認，民眾集體來訪反映最突出的問題主要是拖欠工資、下崗後再就業困難、缺乏醫療保障、社保基金不到位等。農民來訪的主要問題在於他們稅費負擔重、非法違規佔地現象多、補償標準低而且被層層節流剋扣。另外，還有很多重複上訪案例涉及法律訴訟的判決、城鎮拆遷安置、幹部違法亂紀、環境污染等。北京理工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胡星斗教授分析說："信訪實際上還是封建時代的尋找清官心理的反映，在古代可能還有包青天，在現代恐怕是連這樣的人都沒有了，所以尋找包青天可能是更加困難。這個上訪的行為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也解決不了問題，所以聚集了很多怨恨、很多矛盾，就越來越多的人把它看成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學者不敢研究，官員不敢面對。"

失地農民上訪要求得到合理補償，下崗工人和復員軍人上訪要求按照國家政策得到合理安置，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上訪要求賠償，被法律拒絕立案的愛滋病患者上訪要求訴訟權利得到保障......顯然，多數上訪者的要求都和自身權益息息相關。2008年四川汶川等地發生嚴重地震災害以後，一些遇難學生的家長也走上上訪路，要求政府調查學校教學樓質量問題。遼寧的法律專家陸光先生注意到，中國出現的上訪洪峰跟目前的法律環境有關："我們現在還不是一個法制社會，還是一個人治社會，法律在社會生活中根本發揮不了它應該發揮的作用，所以造成大批訪民脫離了法律程序，直接走上訪。有的老百姓正在委託律師代理，他突然解除代理了，說我不打官司了，我要去上訪，就是說他們不相信法律。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現在確實存在法律不公，保證不了公民的訴訟權利。"

訪民動向關係到社會穩定

中國政府一向強調穩定的重要性，信訪問題和訪民的動向在這方面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目前沒有公布全國訪民的具體數字，一些進京上訪的訪民自己估計的總數是一千萬以上。北京是全國人大、最高法院等各大信訪機構的聚集之地，官方承認大量訪民進京上訪給北京的穩定造成壓力。中國社科院2007年一個調查顯示，北京火車南站附近的上訪村在最後一次被拆除之前，平時訪民的數量大概有兩千，北京有重大政治活動時，人數會增至萬人。中國媒體引用信訪機構內部人士的話說，上訪村訪民規模其實沒有外界說的那麼大，實際人數固定在五六百人，多數是老上訪戶。四川籍異議作家、《中國上訪村》一書的作者廖亦武先生說，訪民的總量很難統計："他們的地點不斷發生變化，重複的有，四川有個陸大春，90年代到現在一直在上訪，有些老的案子，因為常年在外面奔波，也焦慮，對他健康也有很大的影響，身體狀況的變化也是一方面。或許到了北京到了中央還好一點，越到基層越黑，或許你還沒有走出他們的管轄範圍，然後就被給弄回去。"

每個訪民都有自己的個案，一個信訪案例少則涉及一個人或者一家人，多的則涉及到數百甚至成千上萬人。以福建蒲田維權代表黃維忠一案為例，黃維忠代表當地10個村子的失地農民上訪，並向當地法律提起訴訟，在上訪訴訟無結果的情況下，黃維忠曾向當地公安機關申請遊行示威，遭到拒絕，2006年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刑三年，目前黃維忠已經獲釋。曾做過黃維忠代理律師的陸光先生說: "追究黃維忠犯罪，這不過是一個藉口，是迫害他的一個理由，他們就是想把黃維忠帶領群眾訴訟上訪維權打壓下去。黃維忠堅定地認為自己是無罪的，他感覺到自己被中國的法律欺騙了，他一直堅信法律能解決他的問題，但後來他被法律給扔到監獄裡去了，他反而成了有罪的人。"

中國信訪條例規定集體上訪要推選不得超過5人的代表。一些訪民在多年上訪無結果的情況下，往往大規模集體上訪，有時還會引發大規模抗議示威，也就是官方所說的"群體性事件"。中國信訪條例在保障公民上訪權的同時，也要求信訪人依法信訪，超過人數限制的集體上訪、有"過激行為"和"非法纏訪鬧訪"行為的人可能受到懲處。官方媒體 2008年7月曾報導，四川成都市有少數人違反法律規定，在上訪中採取過激行為，纏訪鬧訪，圍堵黨政機關大門，靜坐、打橫幅、呼口號，妨礙了正常辦公和社會秩序，遭到刑事處理。談到對這種現象的看法，中國一個省級官方電臺信訪節目特約法律顧問方先生說："這一塊很可能因為他們在信訪的同時，觸犯了其它的法律，據我們瞭解，也有這樣發生的，因為他人多、堵路，可能擾亂社會秩序。從目前信訪來看，如果你信訪按照《信訪條例》走下去，我想不應該出現這樣的情況。 "

湖北民間的中國監督網負責人王金祥先生有不同看法："上訪人一般是比較講道理的，他是依靠政府，把問題向上級政府反映。沒有地方說話，他們也得找個地方說話，公民也得有言論自由，一般沒有什麼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他們都是比較文明的行為。"

訪民參與人權運動

訪民的身份在中國變得越來越敏感，另一個原因是訪民上訪後提出改善人權狀況的訴求。上萬名訪民在致中央的公開信中說，我們上訪群體反映的問題通常都與地方權利腐敗有關，所以在合法上訪過程中常常遭到權力主導下的進一步迫害，如威脅、監控、跟蹤、騷擾、軟禁、毆打、關押、拘留、勞教、判刑、關黑監獄、關精神病院，有的上訪者還被權力部門雇佣的黑社會人員追殺在上訪路上。公開信引用兩個調查結果說，上訪群體中40％左右的人遭到過拘留勞教毆打，上訪群體沒有起碼的人身自由和生命財產權的保障。他們要求允許訪民通過各種渠道向社會說明冤情，允許訪民出版刊物、設立網站，允許訪民抗議政府的侵權行為，允許訪民成立自己的組織。訪民還要求政府明確截訪違法、追究截訪的罪責，保障上訪人的人身安全，釋放一切以各種形式被關押的訪民。陸光先生注意到這種訪民思想方面的變化："開始很多老百姓走上訪或者訴訟都是出自自身利益的訴訟，但是法律渠道卻遭到人為的阻礙，後來這些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反而把思想境界提高了，變成關心國家政治改革、關心人權、關心民主、關心社會進步。"

中國社科院學者一個調查顯示，560多名進京上訪民眾中，70％以上的人都表示，他們堅持進京上訪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中央對他們上訪後遭受的打擊迫害給個說法，表示"不上訪了認命"的人不到6％。以往，中國人權運動主要參與者主要是成立地下政治黨派或組織的異議人士和獨立知識份子以及受打壓的家庭教會成員，現在，來自民間的訪民自發維權活動成為中國人權運動中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一些訪民在上訪過程中，自學法律，不僅自己上訪，而且幫助他人上訪維權，有的公開批評政府政策，倡議組織集體抗議活動，要求改善中國整體的人權狀況。在政府官員的眼中，那些高調要求改善人權狀況的訪民可能是最令人頭疼的"釘子戶"，但在民間人權人士的眼中，這些訪民也許是中國最有效的人權理念傳播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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