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雲珠」，這是一個曾經在中國電影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她塑造的許多角色，已經成為銘刻在一代中國人心中永恆的經典。但誰又知道，在這些令人炫目的光環背後，卻又是一個個說不盡的辛酸的滄桑往事？
一九七八年，上影廠為上官雲珠平反，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年那麼一個紅遍上海灘的大明星，平反大會上竟連一張照片都沒有，還是電影廠用她檔案裡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比起她在螢幕上演繹的那些哀怨的角色，上官雲珠自己的真實人生故事，纏繞著大歷史與人性之間的錯綜複雜，更令人喟然長嘆，黯然神傷。
低調平和的韋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的編輯，負責上海地區的業務，卻又經常被熟悉的電影界長輩介紹，參加電影圈的諸多紀念活動。回憶起美麗的母親，美麗的姐姐，那些經常讓韋然紅了眼圈的往事，已濾去了最初的巨痛，轉而成為一種淡淡而持久的憂傷。
母親之死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來信，讓我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十七歲，剛離開北京到山西農村插隊還不到一個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車，不知道已經支離破碎的家，又出了什麼事。
一路顛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這樣一個噩耗：十一月二十二日凌晨，母親跳樓自殺。
一九六六年，正在江西農村參加「四清」的母親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術。手術很成功，她身體恢復得也很快。此時《舞臺姐妹》已被定性為「美化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反面教材」而遭重點批判，母親與導演謝晉、電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牽連。所幸那時有醫生的干預，她才被留在醫院，沒有過早被捲進那場險惡的政治浪潮。
但是兩個月後，母親又突然昏倒，檢查結果表明，病變組織轉移到了大腦。接下來她又做了一個大手術，從十幾小時的昏迷狀態下甦醒過來後，幾乎不認得任何人。直到一個月後，母親給我寫了第一封信，告訴我她已經認得三百個字了。
而此時，外面的形勢變得更險惡，她參演的《舞臺姐妹》與《早春二月》成了文藝界的兩株「大毒草」，母親一瘸一拐被趕出醫院。她在建國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個家，一到四層樓道的牆壁上，全是母親的名字，橫七豎八，打滿紅叉。29室的房門，也被砸得像蜂窩一樣，從上到下佈滿了黑洞。
此後的兩年，對母親來說是黑色的歲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電影廠上班，所謂「上班」，其實就是要每天去牛棚報到，那時她的身體，還遠未恢復到健康狀態。在那裡學習、勞動、寫交代、受批判。
五十年代初，母親與其他文藝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澤東數次接見，這一度曾保護她免遭「右派」的命運，但「文革」一來，這卻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狀之一。出事前一天，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母親又一次被傳喚，兩個外調人員和廠裡的造反派*番逼問她，要她承認參加了特務組織，並利用毛主席接見她搞陰謀。母親不承認，他們就脫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臉……回到「牛棚」時，母親的臉被打腫，嘴角流著血，目光呆滯，身體不停地顫抖。同被關在「牛棚」裡的黃宗英和王丹鳳阿姨看她被打成這樣，馬上端來熱水安慰她，但母親始終一句話都沒說，只是不住地哆嗦。
當天晚上回到家裡，母親被造反派勒令寫交代。也許她實在害怕即將到來的又一場羞辱與磨難，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從四層樓的窗口跳了下去……母親的身體重重地落在樓下小菜場一個菜農的大菜筐裡，當時尚有意識的母親還向圍上來的人們說出家裡的門牌號碼----也許在那一刻，她還有一種本能的求生慾望，但等到有人找來黃魚車把她送到醫院時，已經沒救了。後來有人告訴我，聽說菜場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沖掉了菜葉上的血，繼續賣給來買菜的人，我並沒有那麼驚訝。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這樣的舉動並不那麼不容易理解;更何況，那時候的人們，對各種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習以為常。
在母親去世後的這麼多年裡，我曾無數次想起這殘忍的一幕，我相信母親在縱身跳下的那一刻，內心一定充滿了徹骨的絕望。那時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廠給她貼了大字報，她身邊的那個男人也沒有為她遮擋一點點風雨。在我看來，很多「文革」中自殺的人，並不僅僅因為外界的羞辱、事業的中斷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與不幸，也是促使他們告別世界的原因之一。母親的內心，已沒有了一點點的溫暖與光亮，除了死，她還能選擇什麼？
那一年，母親只有四十八歲。
明星的誕生
上海，是母親結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當年事業開始、轉變人生的地方。
一九二○年，母親出生在江蘇江陰長涇鎮，是家中第五個孩子，原名叫韋均犖，又叫韋亞君。舅舅的一位同學叫張大炎，是同鄉一富紳的兒子，他原來在上海美專學西洋畫，畢業後在蘇州做美術老師，母親也在那裡上學。張大炎一直很喜歡比自己小九歲的同學妹妹，也照顧有加，不久母親有了身孕，他們只好結了婚。十七歲那年，母親生下了我的哥哥，為此她中斷了學業，回家鄉做了富家的兒媳婦。我手裡還有一張母親穿著泳衣，和張大炎在家鄉河裡游泳的照片，可以看出，母親在當地確實屬於領風氣之先的人物。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他們的家鄉被轟炸，我的一個姨媽被炸死，母親跟著張家逃難到了上海。剛到上海的母親，為謀生，到巴黎大戲院(今淮海電影院)邊上的何氏照相館當開票小姐。母親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聰明大方，何氏照相館經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他從霞飛路上給母親買了時髦衣服，還為她拍了許多照片放在櫥窗裡，以作招牌。
何佐民原是明星影業公司的攝影師，跟上海電影界人士來往密切。當時影業公司老闆張善琨與紅極一時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產生矛盾，張老闆故意想捧母親，準備讓她取代童月娟出演《王老虎搶親》。導演卜萬蒼覺得「韋均犖」的名字太過拗口，於是取了個「上官雲珠」的藝名。雖然不久張老闆與童月娟重歸於好，母親又被換了下來，但那也由此成為母親進入上海演藝界的起點。
母親與反對自己演戲的張大炎的分歧越來越多，我的大姨是知識女性，終身未嫁，一直鼓勵母親要獨立、走自己的路。一九四○年，母親離了婚，張大炎帶著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親拍攝了她的電影處女作《玫瑰飄零》，這一年又相繼拍攝了許多當時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鴛鴦蝴蝶」類文藝片，開始在影壇嶄露頭角。
一九四二年，母親加入「天風劇社」，在此結識了成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蘇州人，早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活躍於上海文壇的才子，回國後與魯迅來往密切。魯迅去世後，姚克就是十位抬棺者之一。因為他舉止洋化，曾被人叫做「洋場惡少」，他知道後很委屈，黃宗江曾安慰他說:「你哪裡是洋場惡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場良少！」姚克後來熱衷於戲劇，一九四一年，他寫的《清宮怨》問世，這部戲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員加盟，雖然母親只在劇中演一個沒有幾句台詞的宮女，但不知憑什麼吸引了名氣遠遠大於母親的姚克。一九四四年八月，母親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時的母親，已是眾人眼裡的「大明星」。她的事業一帆風順時，感情生活卻再一次遭遇危機----這一次問題出現在姚克身上。在母親到天津、濟南、青島等地巡演時，姚克在上海愛上了一個富家女。母親聞訊後立即決定同姚克離婚，不滿兩歲的姚姚姐就跟了母親。
在姚克離她而去後，母親曾與藍馬有過一段感情。藍馬是一個好演員，也是一個好人，但大家都覺得他們兩人不合適，藍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較粗放，兩人最終還是分了手。
很多人認為，母親的演技真正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還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所拍的那些電影，如《一江春水向東流》、《麗人行》、《萬家燈火》、《烏鴉與麻雀》等，它們後來都成為中國電影的經典，母親在這些影片中塑造了性格各異的形象，也使她在影壇上的地位更加確立起來。
我對母親以前在電影界的地位並無多少概念，直到這些年，我看到無數觀眾仍在懷念她，讚頌她，我才漸漸意識到，母親是一位多麼偉大的藝術家。客觀而言，母親在進入這個圈子時沒什麼特殊的優勢，但母親比較聰明，她也會利用一些關係，比如與姚克的結合，與藍馬的交往，以至於後來與我父親的結合，對她的演藝道路都有幫助。但光有這些關係，也不足夠。瀋浮導演曾對我說，母親排《紅旗歌》時有一幕，她一個人站在台上有一大段獨白，其實母親個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幾。但瀋浮說，你媽媽一上臺就能把檯子壓住，別的演員上來就沒這種感覺，個子高也沒用。也有很多被湮滅的女演員，她們曾經得到過各種各樣的機會，但並沒有持久。
母親文化程度並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強，有創造力。她也很會處理在電影界的各種關係，後來有人要拍母親的電視劇，我在這個圈裡的一個好友勸我放棄這個念頭，他說個人傳記最難拍，因為文藝圈裡關係複雜，拍電視劇總要涉及很多人，他們以什麼樣的面孔出現？一旦不合適，有些人的親屬就會出來糾纏不休。我把這個意見反饋給上海籌拍這部戲的人，結果他們回話說:我們調查過了，你媽媽沒有一個敵人，完全可以擺脫開那種複雜的人際關係，寫她的藝術造詣、寫她的人生道路。我想母親的成功與此也有關係吧。組成媽媽這一代電影人的成分複雜，有國統區的，有延安來的，也有淪陷區的，這些人分成三六九等，但她把幾方面的關係都處理得很好。我想，她能處理好這麼複雜的關係，固然有從謀生中學習來的生存智慧，但更多的是出於本性。
一九五一年，我的父親程述堯與母親在上海「蘭心大戲劇」舉行婚禮，成為母親的第三任丈夫。
父親出生於北京一殷實之家，畢業於燕京大學，與黃宗江、孫道臨都是同學，也是學校文藝舞台上的活躍份子。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日本人跑到燕京大學扣留了司徒雷登等人，也逮捕了一批進步學生，其中就包括我父親。其實父親算不上「進步」，因為真正「進步」的學生早就去西山了，他充其量也就算是個「活躍份子」。父親被關在沙灘紅樓地下室(注:當時日本憲兵司令部所在地)一個多月，後經親友斡旋才解救出來。
畢業後，父親在中國銀行做行長的英文秘書，有一份很不錯的薪水。他就用自己的工資資助那些朋友的戲劇活動，他組建了南北劇社，自己擔任社長，丁力、黃宗江、衛禹平、孫道臨、於是之、黃宗英等都是劇社成員。於是之後來在話劇《雷雨》裡演周萍，有一個情節要跳窗而去，我聽爸爸說過，於是之跑到燈市口附近我的祖父家，在窗台上跳來跳去地練習。
一九四六年，父親與黃宗英結婚。不久黃宗英去上海拍戲時結識了趙丹，向父親提出離婚。父親不甘心就這樣結束，從北京趕到上海。父親追到上海也沒有挽救住這一段婚姻，卻從此就留在了上海，後來做了「蘭心大戲院」的經理。
父親與黃宗英離婚後，他們之間的友誼卻並沒有因此受影響。父親與母親結婚後，也與趙丹、黃宗英保持著正常交往。
我小時候在上海電影劇團的托兒所，和黃宗英的兒子、寄養在她家的周璇的兒子都在一起，有時候趙丹家的保姆也會把我接到他們家，下了班後父親再到他們家接我，一切都很自然，那種關係不是這個圈子裡的人，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紀六十年代，母親到北京來開會，爺爺帶我到賓館等他們到來。那些演員們坐在大廳裡，有人介紹說:這是程述堯的父親，上官雲珠是他的兒媳。大家開玩笑說:「還有一個兒媳婦呢！」黃宗英站起來，給我爺爺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那個時候，電影圈還沒有像後來那樣四分五裂，一九五○年，父母新婚到北京看望我的爺爺、奶奶，正值孫維世與金山結婚，母親帶著我姐姐，江青帶著李訥還參加了他們的婚禮。
一九五二年，全國開展「三反」運動，有人揭發父親貪污蘭心劇院的款項。父親平時就是大大咧咧的一個人，他以為數目不多，承認下來將錢補上就可以盡早擺脫麻煩，於是母親從家裡拿出自己的八百美元和兩個戒指送到劇院，作為「贓款」退賠。父親顯然太天真了，雖然這件事情後來被證明是誣告，但這樣一來，他就被徹底打上了「貪污犯」的標籤。
當時母親正進行著將自己從舊上海的明星脫胎為新中國文藝工作者的努力，為災區籌款義演、勞軍義演，她每次都積極參加，甚至勞累過度，得了肺病。此時此刻，她不能容忍父親的「錯誤」，於是堅決提出離婚。
很多父母當年的老朋友談及此事，認為只有父親程述堯與母親最合適。當母親要與父親離婚時，周圍的朋友們組織起來，輪番說服母親，當母親有些回心轉意時，父親卻犯起了大少爺脾氣，堅決不同意。這段婚姻維持了不到兩年，又以失敗結束。他們離婚時，我只有一歲多一點。
很快，母親與上影導演賀路有了她最後一段感情。賀路對母親心儀已久，父母感情還很好的時候，他租了我們家的一間房子，中午交飯錢在我家吃飯。當父母之間產生裂痕時，他「適時」地出現在母親的生活裡。賀路井井有條，或許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父親那種粗枝大葉的性格對母親形成的缺憾。
不過他們之間並沒有結婚。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親也很快就後悔，但那時已經進入到五十年代，組織上也不允許她再鬧出更多的風風雨雨。
很多年，母親與賀路各花各的錢，平時是賀路向母親交「飯費」，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一直以「食客」的身份呆在這個家裡，他與母親周圍的朋友也格格不入。在我的記憶中他們好像從未同時出現在同一場合，我也沒有他們兩人在一起吃飯、逛街的任何記憶。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覺得賀路是生活在陰影裡的人，這麼多年來，他崇拜母親，但與母親在一起不久，母親便失去了她曾經令人仰視的位置與榮耀，曾經的光環並沒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給他的卻是一場災難。一次體檢時他查出了癌症，結果一週後他就去世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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