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腐敗生物鏈牽涉到以下幾類人:具有煤礦發包權的國家礦山負責人、一切能夠插上手的地方官員、煤礦主、礦工。由於與民主政治下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能源開發體制不同,多了兩道環節,所有具有「中國特色」的故事均由此產生。
市場經濟國家的能源開發體制一般是這樣:企業主必須通過購買(極少數是祖產)獲得該礦山的所有權,然後雇佣工人開發,市場上的能源價格、企業成本(包括人力資源的成本)以及供求關係決定了企業獲利水準。而人力資源的成本則由該國的平均生活水準、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勞工供求關係、工會力量大小等複雜因素決定。
但中國礦山開採權屬於國家,而國家是抽象的,國家權力需要官員代表,於是礦山開採權就成了權錢交易的籌碼;又因為國家部門繁多,官員們獨吞利益絕對是招禍之由,於是利益均沾,一切只要能夠與礦山沾點邊的人物──其實是對礦山開採權發包者與承包者能夠構成傷害的權力部門,山西一個熟悉煤炭產業的記者計算過,大概有27個部門和單位能夠插手煤礦的事情──都附著於這條生物鏈上,而赤裸裸地送錢容易出事,好在中國人這方面的創造力幾乎是無窮的,於是官員們的利益就從他們在煤礦企業的「股權」中體現出來。
對於承包者來說,上交的承包費用不能少,官員們的進貢不能少,企業的利潤也不能少──煤礦主算過,賺一塊錢,就要拿出4、5毛來打點各種關係,這些「關係」除了官員,還有以揭露煤礦問題為由索賄的真假記者──於是只剩下兩個可以壓榨的環節,一是礦工的工作環境,二是礦工的人力資本。於是,中國的礦工成為世界上最悲慘最危險的職業。
首先是工作環境險惡,幾乎沒有任何安全設施;其次則是工資低。有人計算過不同所有制企業的採礦成本:一些國營礦在2004年的採煤成本是每噸133元,而私營小煤礦每噸煤成本則只有40元左右。這「節約」下來的成本,就是與礦工生命有關的工資與福利。煤礦老闆上貢給以「股東」身份出現的政府官員及各種利益關係人的部分,就出在從礦工身上摳出來的這一部分「生命成本」。在中國政府不允許任何勞工組織存在的情況下,本來作為監督者的國家應該負責保護勞工權益,負責檢查礦山的安全設施,但因為負責的官員們都成了煤礦企業的股東,於是這種檢查就成了例行公事,於是中國就成了世界上礦難最多的國家,每年因各種事故死亡、殘廢的礦工人數成為世界之最。
最近,上述腐敗生物鏈被曝光了。筆者到中國的新聞網站上查到了如下信息:一個近年來醉心編「中國富豪榜」的英國青年胡潤,在他編製的「能源富豪榜」裡含糊提到:上榜富豪中,山西煤炭老闆佔到了三分之一──這個數字可以反映出煤礦作為資源行業中的油水究竟有多大;
而官員與煤礦主的關係也從下列新聞標題可見一斑:「山西900多官員入股煤礦,涉及金額達9,000餘萬元」,「貴州公職人員登記入股煤礦金額超過 9,000萬元」,「國家聯合督查組抵達遼寧核查官員入股煤礦問題」。其餘如甘肅、吉林、廣東、陝西、內蒙古等省均存在官員入股煤礦這類同樣的問題──這些新聞可以表明煤礦這條腐敗生物鏈到底有多粗;
而不斷發生、國人早已麻木的有關礦難的新聞則表明著一點:煤礦老闆的富裕、官員們的灰色收入與煤礦工人的生命之間有著關連,僅在中國新聞網上,10月26日這一天發布的有關山西煤礦事故的新聞就有四條。這一數字雖然不全面,但多少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只要上述這條牽涉到無數生命的巨大腐敗生物鏈存在,中國的人權狀態就不能說有多少改觀。曾有那麼一部根據真實故事編寫的小說(後改編成電影)《盲井》, 反映的就是煤礦工人的生存現狀,那是一部鐵石心腸的人看過以後也會有所觸動的電影。
(華夏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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