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騏：關露之死

她在冤案徹底平反後悄然棄世。她死得寂寞淒涼。她的死引起了社會和文壇的震動 1982年12月5日，一個寒風凜冽、大地冰封的日子。 北京城內一條普通的小街上，一幢陳舊的機關宿舍的一間只有10平米的小屋裡，居住著一位疾病纏身、孤獨寂寞的老婦人。她滿頭灰白頭髮，一臉憔悴疲憊不堪神態，彷彿一個長途跋涉的旅人已經耗盡了體力，再也支撐不下去了。這天是星期日，請來照應她的保姆按例未來上班，一個經常來幫她整理文稿的朋友也回去忙自己的家務了。當夕陽西下臨近黃昏時分，她目光呆滯無望地凝視了一下週圍的一切，然後慢慢地從床頭櫃的抽屜裡取出一個小小的藥瓶，擰開瓶蓋，朝手心裏倒出了其中所有的白色小藥片，然後果決地放人口中，順手端起半杯溫水喝了一大口，猛地將藥片全部吞嚥下去。接著，她便平靜地在自己那張破日的單人木板床上躺下，蓋上薄被，很快就昏昏沉沉地睡去。她從此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這位在寂寞和淒楚中自殺身亡的老婦人名叫關露，時年75歲。

令人困惑而又唱嘆的是，就在她去世之前不久，即1982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曾專門為她發了一個文件：《關於關露同志的平反決定》，明確指出：「關露同志原在上海作文化工作。1939年秋開始為黨做情報工作。1942年春由組織派到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導部聯合主辦的《女聲》雜誌社工作，蒐集日偽情報。關露的歷史已經查清，不存在漢奸問題，『文革』中對其拘留審查是錯誤的，應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撤銷公安部1957年2月《對關露的審查結果與處理意見的報告》；撤銷和推倒強加於關露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為什麼她在冤案得到徹底平反之後又會採取如此輕生自棄的行動呢？

關露生前可能沒有想到，她的死引起了社會和文壇的一次不小的震動，和她在生前備受冷落、倍感寂寞和淒涼的境況形成了強烈反差。文化部和作協不僅為她舉行了莊重的悼念儀式，而且特別為她召開了一個規模不孝規格不低、有數十位名流參加的座談會。一些文化界的領導和資深的老戰士都作了積極熱情的發言。

丁玲說：「她是一個善良的人，甚至有點傻，總是犧牲自己。她的心靈負了傷，jie然一身，沒有親人，她是很寂寞的。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滿陽光，但是陽光照不到她身上。」

姜椿芳說：「她一生不幸，受盡苦難，最後在她的枕邊陪伴她的，是一個大塑料娃娃，可見她晚景的孤獨和淒涼。」

周揚說：「她是一個好人，一個善良的人，但直到她生命結束，方被人提起，才受到表揚。這也是一個教訓。」

關露生前的好友之一許幸之的書面發言具有總結性：「關露是值得我們尊重和敬佩的女詩人，忠誠於黨的事業的優秀黨員，堅強勇敢的好戰士。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她不怕艱難險阻，敢於深入虎穴，降伏敵人，不惜犧牲個人的名譽地位，雖身敗名裂而在所不計，為抗日救亡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像她這樣一生經歷了那麼多苦難坎坷曲折離奇的身世的人，在中國婦女界是少有的，在中國文藝界更是少有的。」

她從一個孤兒成長為一名革命戰士。她放棄自己的文學志趣，轉入隱蔽戰線去扮演一個「難堪」的角色關露，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1907年出生於一個沒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8歲那年，她父親不幸逝世。15歲那年，她的母親又因積勞成疾不幸早逝。從此關露和小她兩歲的妹妹便成了孤兒。

關露努力上進，用功讀書，幾經曲折，終於在1928年考取了中央大學。入學的頭二年，關露讀的是文學系，後來受宗白華先生影響，又轉到哲學系去學哲學和美學。在此期間，她經同學鐘潛九的引介，結識了當時已在南京文壇初露頭角的張天翼、歐陽山以及途經南京滯留的胡風等人。她同他們談文學、談創作，自己也在這時開始了創作實踐，寫了一些短詩和短篇小說。她還被邀參加由歐陽山主編的文學刊物《幼稚週刊》的編輯工作，由此步人了文學圈內。

1931年夏，關露離開在南京的中央大學，到上海去闖世界。不久，鐘潛九、張天翼、歐陽山等也相繼到了上海，參加左翼文學運動。鐘潛九已是中共地下黨員，正秘密參與工人運動。在鐘的鼓動5導下，關露投入了工人運動，參加了「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工作。1932年春，她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黨。從此，她就在黨的領導下，全身心地投入了黨的事業。

此後，關露一面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和工人群眾的鬥爭，一面加入左翼文藝運動行列。她先後參加過丁玲領導的「左聯」創作委員會的工作，參加過任鈞、蒲風等組織的「中國詩歌會」的活動，參與編輯《新詩歌》的刊物。她的詩歌創作成績引人注目，為影片《十字街頭》寫作的主題歌詞《春天裡》經音樂家賀綠汀譜曲後廣泛流傳，膾灸人口。她還寫過一些短篇小說和散文，翻譯過一些外國文學作品。毫無疑問，關露對文學有強烈的興趣和執著的追求，並已被證明有著多方面的才華。

如果沿著這條路繼續前進，她是可以在這方面獲得更多更大成就的。

但是，做為一個已經決心獻身於黨的事業的戰士，後來卻不得不放棄自己對文學的志趣，走上了黨為她安排的另一條充滿艱難、曲折的道路。

1937年「8．13」事變後，上海的進步文化人紛紛撤離上海，或向大後方轉移，或奔赴抗戰前線工作。關露則根據黨的安排留了下來。

1939年秋後的一天，上海地下黨負責情報工作的劉少文秘密約見關露。他給關露看了一份從大後方打來的由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葉劍英署名的密電，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小廖即廖承志，當時是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南方局要關露去找小廖幹什麼，電報沒有任何提示，按地下黨工作規則，關露不能多問。她只有服從。

數天後，關露乘輪船赴香港。到港後的第二天下午，有兩位風度翩翩的男子到旅館來找她。剛一坐下，其中一位稍胖的首先對關露說：「我就是廖承志。請你到香港來，是要你接受一項特殊的工作任務。具體工作和應當注意的問題（他指了一下同行的另一位戴眼鏡的男子），由這位潘漢年同志給你佈置和交代。他是從延安來專門負責這方面工作的。」

把她調來擔負特殊的情報工作，具體原因是：曾經是中共地下黨員，後來被國民黨逮捕自首叛變，再後來又投靠了日本人成為汪偽政權特工總部頭目的李士群，因不想在漢奸這條危險的路上走入絕境，希望能和中共暗中有所聯繫，做一點於抗日有利的事情，為自己留一點退路；而中共情報機關在獲悉李士群的這一動向後，也決定從抗戰大局出發，因勢利導，對李士群進行爭取策反工作。李士群希望中共方面能派曾經營救過、有恩於他的中共黨員胡繡鳳擔任和他聯絡的任務。只因胡繡鳳當時遠在大後方且另有任務，中共情報機關便決定調胡繡鳳的姐姐、和李士群也有過來往的關露代替胡繡鳳去擔任和李的聯絡工作。中共南方局正是根據情報部的建議才電令關露赴港接受任務的。潘漢年知道關露已是入黨多年經過鍛練的幹部，便開門見山地對她說：「組織上要派你到漢奸特務頭子李士群的身邊去做聯絡工作。

可以從他那裡聽到和見到許多情況，他也可能主動向你透露某些情況。這些情況對我們都是有用的情報資料。」

接著，潘漢年便簡要地向關露介紹了李士群的一些情況和所以要派她去擔負此項任務的原因。這才使關露心裏有了點底。她深感責任重大，自己又沒這方面的工作經驗，便懇請組織上對她今後的工作再作些指示。

潘漢年說：「千萬要注意，你在那裡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

稍頃，潘又補充說：「以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了，你可不用辯護，一辯護就糟了。」

關露沈重地點點頭：「我不辯護就是了。」

潘漢年最後交代說：「你在香港稍事休息就盡快回上海去。以後，我會派人專門和你聯繫的。」

一個星期後，關露回到了上海。

回上海後的第三天，地下黨的吳成方同志就根據上級指示和關露接上關係，要她盡快到李士群那裡去開展工作。

關露沒有辜負黨的信任。她克服各種困難，堅定沉著，勇敢機智，很好地完成了既定任務。她利用和李士群夫婦的頻繁接觸，他們那裡瞭解到不少敵偽方面的情況。李士群既知道關露和他往來的使命，出於自身利害的考慮，有時就故意透露一些敵偽的軍政動態信息，通過關露向中共表示某種求得諒解的姿態。從關露這條線傳遞出來的情報資料，對於潘漢年領導的敵後情報機構來說當然都是很有用的。關露的工作受到了組織上的充分肯定。

她犧牲自己「左翼作家」的名譽，忍辱負重去扮演「文化漢奸」的角色 1942年春的一天，吳成方代表組織通知關露：她以後可以不再去和李士群進行聯絡蒐集情報了。李士群那邊組織上已另外安排了人。

關露聽說自己以後可以不必再去和李士群週旋了，頓感一陣輕鬆，心頭彷彿卸去了一塊重壓的石頭。她當即向吳成方表示，希望組織上能讓她到延安或是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去直接參加抗戰工作。吳成方說，這個願望是好的。但組織上還將派她去擔負新的可能是更艱鉅的任務，一定要安下心來。

果然在幾天之後，吳成方就又通知關露：組織上已決定派她到一家日本人辦的刊物去工作。他解釋說，這個刊物是由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導部合辦的，刊名叫《女聲》。社長是一個叫佐籐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她曾受過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有一些日本左派朋友。他們現在要找一名中國編輯，組織上決定派你去，是希望你能接近佐籐，通過她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設法找到日共黨員，再從他們那裡搞到一些日方的情報材料。

《女聲》為綜合月刊，每期打頭的文章照例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東亞共榮」之類的謬論。三名中國編輯分別負責編各自的欄目。關露擔任小說、劇評和雜談的編務，她小心翼翼地履行自己的職務：既不讓公開為虎作倀的漢奸言論出現，又不能觸犯日本官方的禁忌而暴露自己。她只有多編一些自己並無興趣的風花雪月之類的文章。做這樣違反自己心願的文字工作，不能不說是一件苦事。

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開所謂第二屆「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這是日本當局拉攏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佔領的殖民地文學界的一項重要活動。日本本土以外的參加者大都是由日方人士推薦才被邀氳摹Ｔ諢嵋槌銼鈣詡洌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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