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色到赤字的中國

2月13日晚上九時PBS的FRONTLINE節目中播出了兩個小時的記錄片China in the Red。片子以十個中國人在三年間的歷程作為視角，用素描的方式窺視中國在轉型期間的陣痛與樂觀，展示普通中國人從朱鎔基宣布國有企業在三年實現轉型的1998到2001年間的生活狀況。生活在中國之外的人，甚至也包括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從這種斷層掃瞄式的直接鏡頭上或許應該獲得比侷限於個人生活範圍與眼界更廣闊的視野。即使是作為歷史性的回瞻資料，也會讓一般人受益匪淺。

北京的Zhang Wu算是在中國國有企業轉變中的成功範例。他從一個北京包裝廠辭職組建自己的廣告設計公司，在1998年擁有一百多僱員，自己平均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他的雄心得到了回報，他的公司取得巨大的成功，同時為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主持形象設計。他也通過關係與金錢突破「一胎化政策」的限制，取得了生養第二孩子的特殊權力。他那種自視甚高以及基於自己從素質到智力相比絕大多數人的「高超」而獲得生養權利的辯護話語或許讓人覺得很不「政治正確」，但在中國的語境中應該屬於自然的理由。

在北京第一機床廠工作了二十八年的四十四歲工人Feng Hui-Xiu作為廠長助理，不得不面對被解雇工人的憤懣。她雖然也經歷了被解雇所到帶來的巨大衝擊，但最終還是適應了環境，在她丈夫的修車鋪裡工作，並開始盈利。其中她與兒子因為兩代人的觀念衝突以及升學考試而引起的掙紮在中國人富有典型意義。

首都鋼鐵公司生產部門經理Wang Hao-Ren則面對親自解雇工人的痛苦，自己爭取獲得寬敞住房與家人團聚的掙扎，以及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公司因為大量污染環境可能搬遷的命運。作為成長於毛時代的人，他深深的失落感體現在他高懸於辦公室牆上的巨幅毛像，以及對時代的艱難把握。

1999年，32歲的攝影師Nie Zheng一直追求著自己的夢想，遊走並沉浸在北京的音樂圈裡做著藝術攝影。對他來說，搖滾樂就是解放自己，就是你所想的、所做的、所認可的一切。他認為自己為普通人製作肖像的愛好應該與生存分離開來，但在同齡人都在忙於結婚賺錢買車買房的時候，他的逍遙和幽閑不可避免地與他身為政府高級官員的父母對他的期許格格不入。

「我父母總是對我不滿：『你的生活一點都不穩定』。可是我想，什麼叫穩定？掙著固定的月工資，那算一種穩定，是吧？可是我的心並不穩定，怎麼辦？」對於走過類似生活歷程的人來說，Nie Zheng面對外界的掙扎與痛苦不難喚起感同身受的情緒。在2000年他母親去世前的最後一個月，他竭力在彌留之際的母親面前做了妥協，只有一項讓她難以瞑目：他一直沒有結婚。於是在內心深處的愧疚驅使下，他為了掙錢而製作一些商業攝影、雜誌封面、錄像攝製等，將藝術的理想深埋心中。

當攝製組找到陝西尋找採訪對象時，製片人Sue Williams特意選了一個貧窮並且偏遠的村莊：栗花村。當地的負責官員竭力想為攝製組選配幾個富裕的家庭，但Williams執意自己尋找具有代表性的對象，於是最後接受採訪的是兩個婦女：現在家境很好的Tian Xiao-Wei和一貧如洗的Hong Huan-Zhen。

讓Tian Xiao-Wei談談自己的生活時，她自言自語地說了四十分鐘。她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是一個沒有用的女人('I'm a good-for-nothing woman)。」她的父母屬於出身「不好」的階層，在五十年代以後特別貧窮，受到周圍人的歧視；她也從來沒有機會上學讀書，還因為只能生女兒而讓家人和鄰居瞧不起。80年代開始獨自開辦經營麵條廠。看著她晾晒一攏攏的麵條，曬乾之後又用菜刀在塊尺的量度下切短，然後用油墨印製的報紙撕成的紙條和著漿糊包裝麵條，我禁不住想起小時候在農村時經歷類似場景。她的執著與勤勞最後使得她的全家過上了相對村子裡其他人較為富闊的生活。

同村的另一個婦女Hong Huan-Zhen則逐漸陷入貧困的境地。1998年她的甲狀腺炎使得她巨大的脖子在屏幕上特別刺眼，在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和補貼的情形下吃著從美國進口的藥物，花去全家約四千元年收入的一半。她有個先天精神失常的兒子，便把全部希望寄託在十四歲的女兒身上。在片子的最後(2001年)，地方官員不再允許攝製組採訪Hong Huan-Zhen了，只是簡單地告訴他們，她的狀況比較糟糕。

瀋陽有幾個願意接受採訪的人都是在同意不播放面部後才敢對官員腐敗的惡劣狀況大膽放言，而Zhang Shu-Yan則是攝製組頂住瀋陽機床廠宣傳部門的阻力而極力爭取而來的採訪對象。她畢業後先是在一間花房工作，經管手下20個婦女。花房倒閉之後，在虧債纍纍的瀋陽機床廠做倉庫管理貨物。她一直在工廠失業的威脅下生存，丈夫中風，工廠袖手旁觀，她還得供養女兒升學。屏幕上的她眼淚不斷地滴落，為自己每天從原先的一點五美元降到現在的一美元的工資而面臨的困境黯然憂傷：「作為妻子，我能夠拋開丈夫不管嗎？我不能。可就這麼點錢，我怎麼活啊？我說不下去了......這太痛苦了，但我必須為了整個家庭堅強起來。唯一的希望就是女兒能夠上大學，有一個像樣的未來，那我這輩子也算有了交代。」

另外一個接受採訪的瀋陽人是慕綏新，中共遼寧省瀋陽市原市委副書記、市長。在1998年的鏡頭下他面對大量的失業工人及其不滿還是一副雷厲風行、敢說敢做的鐵腕官員形象，可是他的雄心壯志和意氣風發到了2000年年底時就成了另外一番情景，因為貪污受賄而被捕。攝製組一再請求，也沒有獲得申請採訪慕綏新的批准。Williams當初選擇採訪對象時也沒有想到慕綏新後來的境遇，對他患有癌症還得接受審判並被關禁閉深懷同情之心。

據政府的控告，慕綏新受賄數額六百多萬元，最後接受死刑緩期兩年的判決，2002年初在監獄裡死於癌症。其女兒慕洋於1996年創辦的瀋陽市明陽廣告公司利用父親的便利，專斷了瀋陽的廣告行業，五年期間偷稅達六百多萬元，虛報註冊資本三百多萬元。她後來逃離中國，在北京的兩套房子於2002年被政府拍賣。

山東郭村被攝製組選中是因為它反映了中國農村的平均狀況。農民Guo Xin-Ming的日子還算可以，修建了新的房子，但他對政府的苛捐雜稅深惡痛絕咽不氣，但也無能為力。他的十七歲兒子Guo Xiao-Lei，最大的夢想就是千方百計離開農村，這也是做父親的最大心願。後來被招收北京從事修電冰箱的技術工人，Guo Xiao-Lei毫不猶豫地就參加了。但2001年攝製組在北京遠郊找到他時，他其實是在做每天十幾個小時的拆牆回收磚塊的苦力活，作為學習維修電冰箱技術的交換。他們白天幹活，晚上上課學習技術，課程還常常因為白天的苦力延長而不能正常進行。Guo Xiao-Lei的未來仍然處在一片混沌之中......

製片人Sue Williams的母親在中國出生，她的外祖父母也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她從小就耳聞了不少有關中國在1950年代前的事情。 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她陸續拍過"China in Revolution"，"The Mao Years"，和"Born Under the Red Flag"，合稱 "China Trilogy"，在錄像店裡找到，在Amazon.com的片名叫"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製作者耗資一百多萬美元，製作中花費百分之六七十的時間在與中國政府及其地方官員的週旋與獲得採訪允許上，從新聞報導、選裁，到製作、配樂等，都獨具匠心。為了獲得各級政府官員的許可採訪各種人物，攝製組出來花費大量的時間遊說，還得照搬中國的流行方式，用飯局和香菸開道，最後才得以展示一些政府官員不願讓外界看到的所謂「負面」現象。

片名中的紅色不僅象徵中國曾經走過的共產主義理想與道路，也彰顯著如今面臨過去歷程所帶來的後果而引發的一系列從經濟到文化的赤字。雖然有著可能被那些神經過分敏感甚至脆弱的人指斥為「妖魔化」或「臉譜化」中國人的危險，他們有意沒有選擇人們耳熟能詳的中國東南沿海發達地帶，展現一個不容易為外界(也包括無數中國人)所知道的普通人們的生活色譜。

中文網早期知名人士「瓶兒」是記錄片的助理編輯，片中政府經濟學家吳敬鏈以及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康曉光等在其中的解說給時代的氛圍提供了學理上的辨析。Sue Williams沒有沿襲慣例配上讓她昏昏欲睡但卻給一般美國人一種異國情調的中國傳統音樂，而是採納崔健、王菲、田震、唐朝樂隊的音樂，給畫面背景鋪墊了恰如其分的襯托。

比起中國媒體中慣常的報導方式，以及諸如春節晚會等晚會上的相聲小品單純為了取樂而對農民工人的所謂富裕生活所做的偏頗、誇張、失實甚至庸俗噁心的表演來，這種讓採訪人自己說話的聲情並茂的寫實素描實在是天壤之別。作為一個遠離中國的人，看著屏幕上人們的述說與情感流露，除了深切關心那片土地活生生的真切感受與悲歡起伏，也不禁夢想，那塊土地上的普通人們應該享有與他們經歷的陣痛相配的報答。何時中國的環境能夠讓從事新聞的人自如地展示類似的敬業與職業風範？但願這不是我空懷的短暫夢想。也衷心祝願記錄片中那個曾經執著於藝術攝影卻困擾拉扯於孝順、婚姻與生存等諸多方面的北京人Nie Zheng能夠實現自己的生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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