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讀到德國前總理勃蘭特跪向波蘭死難人民紀念碑，代表德意志民族表示懺悔的時候，有誰懷疑過勃蘭特總理的國家民族代表資格？全世界的人們都感到心靈的震撼，幾乎都接受了他的所代表的民族懺悔。當他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金的時候，人們都聯想到，這是德國人民的光榮。
可是正是這位勃蘭特Willi Brandt，曾經喪失過德國國籍，改名換姓（原名福拉姆，勃蘭特是逃亡時的假名，成名後因襲用之），借用過外國護照，加入過挪威國籍。直到1945年才回到柏林，申請恢復德國國籍。
中國的異議知識份子楊建利博士回國考察工潮和社會狀況，被中國當局關押，失去自由。過去，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王策博士也為勸說中國黨政領導人厲行改革，放棄一黨專制，和平轉入民主憲政，結果以偷越國境罪判處四年徒刑。（現已釋放出獄，回到西班牙）。王策被判刑並且不被「寬恕」出國，必須長期服刑的原因僅僅是他仍然持有中國國籍。王策博士的夫人唐絢中曾經介紹過王先生的想法，他並非沒有機會取得歐美國籍，可是他堅持持有中國國籍，就是立志要為中國的前途貢獻自己的全部心力。哪怕因持中國國籍而坐牢，他也要把牢底坐穿。楊建利先生也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也有幾乎一樣的信念，堅持持有中國國籍，隨時以本國公民的身份為國為民報效前驅。如此的高風亮節令人肅然起敬，彷彿是當今中國社會敗風披靡道德淪喪的暗夜中耀眼的星斗。
每個人都可以堅持信念的選擇。但是今天我們也應該反覆掂量持有中國國籍與民主人權事業的實效之間的得失。國籍與知識份子的理想志業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外國國籍並不妨礙一個中國人繼續為國內的民主人權奔走，卻可以成為遭遇迫害時的護身符，中國當局面對外國國籍知所顧忌，外國政府藉此可以依法干預。而且確實也有不少已入外籍的中國人依舊在從事中國民主人權的活動。如果必要時，依照國際的慣例，像勃蘭特一樣恢復祖籍國國籍也不應該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關於國籍和民主活動的關係，勃蘭特的故事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勃蘭特的故事
中國共產黨把民運志士放逐到西方國家來，他們能夠做什麼？我們可以找出許多歷史前例。孫中山、秋瑾、鄒容、劉天華；甘地、列寧，中共留法勤工儉學團；索爾仁尼琴、昆德拉等等。留德學人想起了納粹時期的德國流亡政治家，後來的德國總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威利．勃蘭特（1913-1992）。
勃蘭特原名福拉姆，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日生於德國北部名城呂貝克。他是一個非婚生子，生父不知誰何，母親是個售貨員。家庭社會地位不高，外公和母親都是典型的社會民主黨工人運動積極份子。勃蘭特從高中時代已經接觸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成為工運的青年活動家。高中畢業以後，一九三三年納粹的白色恐怖已經無孔不入，他和許多左派青年逃亡北歐，經過瑞典，落腳挪威。化名威利．勃蘭特。
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流亡異國的生活，給流亡者帶來許多壓力。德國的詩人、戲劇家布萊希特形容居留簽證的困擾，把居留許可稱之為「生命的許可證」。其中的艱辛困擾只有經歷過國內戶口遷移和海外簽證麻煩的人才會感同身受。為了一紙居留許可，一張床位，一個飯碗，一筆現金，耗費了流亡者們無數的精力和心血。
平心而論，海外（北美西歐）中國知識份子今天的居留許可比他們當時的情況還要輕易得多。德國的政治和宗教庇護政策正是對當年納粹時期流亡政治家避難經驗的反饋。聯邦德國的基本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代政治家們的政治作品。他們深知，沒有海外的政治庇護權利，就不會有戰後德國政界的人才濟濟。一九九三年德國限制政治庇護的修訂條例在國會討論時，左派列出曾在國外流亡、申請過庇護的德國政治家名單，名單很長，令人吃驚。
當時的世界各國對於德國的法西斯統治和損害人權的狀況並非一無所知，可是他們對於德國的經濟力量迅速成長和德國擁有的強大武裝，十分害怕。當勃蘭特和他的同伴們到荷蘭去舉行工運國際青年局成立大會的時候，德國要求荷蘭王國的警方配合，捉拿、引渡所有的德國反法西斯份子。荷蘭當局為了一時的利益苟且偷安，竟欣然應允，突然襲擊了大會會場，許多民主志士被他們一網打盡，引渡回德國，被投入集中營。勃蘭特因為持有一本挪威的假護照，得以倖免於難。相當耐人尋味的是，後來德國法西斯當局並沒有對荷蘭王國的合作投桃報李，侵略的鐵蹄照樣踏平了無數和平的荷蘭村莊，毀滅了無數的工場和橋樑。
相比之下，當前各工業國家（臺灣和日本除外）對於流亡海外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採取了默許的政策，也基本上沒有逮捕和引渡的惡例。比當年德國的海外流亡人士處境優越了許多。不僅大批參加民主活動的中國知識份子都在海外獲得了居留，而且使大批並無反抗政府言行的留學人員獲得了長期海外居留權，更使數十萬淘金打工的中國公民也順勢獲得了移民海外的機會。
勃蘭特憑他的年輕和能幹，相當迅速地學會了挪威語，並成為斯堪迪納維亞報刊的記者和德國新聞評論者。同時他又是國際工人運動的青年活動家。他活躍在兩個社會圈子之間。一方面，他是德國流亡者，關心德國的命運，支持德國的反法西斯抵抗運動。另一方面，他又是挪威社會民主黨的積極份子。觀察和學習北歐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和實踐。
吊銷不同政見者護照，即取消公民國籍的首創「專利」不屬於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德國法西斯秘密警察在挪威和西歐的特工人員逐步查明瞭勃蘭特就是福拉姆。於是在一九三八年柏林的國家公報上公開宣布，勃蘭特為「人民共同體的敵人」，取消其德意志帝國的公民權。勃蘭特的護照失效以後，在挪威領取了臨時的外籍護照(FremdePass).
當納粹德國一步步威脅挪威政府嚴厲限制挪威的政治流亡人士的時候，挪威懾於德國法西斯的淫威，竟然步步退讓，開始驅逐在挪威沒有親戚的德國流亡者，勃蘭特獲得了比他年長九歲的社會學者卡羅拉小姐的愛情。她決定跟勃蘭特結婚。婚後立即申請加入挪威國籍。可是局勢急轉直下，入籍手續的半年期限還沒有期滿，德國法西斯的侵略鐵騎已經踏上了挪威國土。幾天的抵抗之後，挪威投降了。勃蘭特所持有的外籍護照反而成了禍害，萬一被德軍和秘密警察發現，立刻會被送回德國集中營。幸好一位曾在西班牙一九三七年反佛朗哥戰爭中結識的挪威籍西班牙朋友救了他，脫下了一身挪軍制服，讓他銷毀外籍護照，再冒充挪軍戰俘，混入戰俘營，接受德軍的遣散處理，然後逃亡瑞典。一年以後，妻子帶著新生的女兒與他在瑞典團聚。從挪威流亡政府那裡，勃蘭特獲得了挪威國籍。
流亡的時間長達十三年。流亡中，他曾冒用挪威大學生的名字到柏林去「留學」，瞭解德國納粹政權的現狀，到法國傳遞國際工運的信息，在歐洲各國籌建國際工人運動的組織和領導機構。參加過西班牙反法西斯的共和保衛戰，同時又是德國流亡者中的理論家和組織者。海外的德國流亡人士不僅生活上遇到許多困難，而且在政治組織上發生許多的爭吵和內鬥。勃蘭特所在的社會民主工黨領導成員一度分裂成勃蘭特派和反勃蘭特派。雙方鬧到互相見面不講話的程度。當時的流亡人士中流傳著一句話說，海外的政治運動組織好比是植物學上的低等動物，幾乎是依靠自身的分裂才得以維持生命的延續。海外異議運動的統合之難，並非自今日始，也並非中國人素質特別低劣。
蘇軍和反法西斯盟軍的戰鬥節節勝利，勃蘭特和他的戰友們期待的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到來，蘇軍和盟軍踏平了希特勒的軍事國家機器。德國幾乎成了一片滿目瘡痍的瓦礫堆場。可是勃蘭特就在這個時候，如飛燕南歸，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祖國。他宣布放棄挪威國籍，重新申請加入德國國籍，並重新回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之下。（當年他是脫離社會民主黨，籌建社會民主工黨後逃亡國外的）
十三年的流亡生活並沒有付諸東流。勃蘭特已經鍛練成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國際工人運動的活動家，已經寫出了一些理論著作。他吸取了北歐社會民主黨人的寶貴經驗，在後來的黨務和國務活動中借用了這些有用的經驗。他在流亡中已經體會到，挪威社民黨人從傳統的基督教民主文化中，從經典的人道主義中所汲取的力量比從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得到的多得多。
這些經驗為勃蘭特和其他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徹底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提供了現實的榜樣。導引這些激進的革命者回歸民族的文化傳統和人道關懷。戰前蘇聯三十年代的瘋狂大清洗，從反面教訓了這些社會民主黨人，警惕共產主義的血腥本質。
勃蘭特用自己在流亡中大難不死虎口餘生贏得的生命來重建他的祖國。德國將在瓦礫中重新崛起。東西方對峙以柏林為前線，東德和蘇聯的倒行逆施使得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在西德聲名狼藉。他和他的黨在一九五九年哥德斯堡通過了新的綱領，徹底告別了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跟共產黨人劃清界線，社民黨不再是一個階級的黨，而是一個全民的黨，選擇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的道路。重新去贏得人民的信任。僅僅在新綱領公布十年之後，社會民主黨就取得了執政黨的地位。勃蘭特從柏林市長、外交部長、副總理一步一步前進，終於當選成為聯邦德國第一任社會民主黨的聯邦總理。
在總理任期中他完成了「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妥協。跟蘇聯、跟東德達成了一系列協議。贏得了來之不易的和平。他在訪問波蘭期間，出乎所有政界和新聞界的意料，竟然跪立在第二次大戰中波蘭死難人士的紀念碑前，代表德國民族向戰爭受害者請罪。這一震撼人心的舉動，感動了世界各國的人們，為德國人民重新贏得世界各國人民的信任表達了真誠的懺悔。他的國務活動贏得廣泛的讚賞。一九七一年勃蘭特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金。
勃蘭特的榜樣告訴我們，流亡海外並非無所作為。流亡的代價當然是沈重的。報國無門，有家不能回。必須忍受許多人的嘲弄和異樣眼光，失去許多優惠的機遇，反而不斷受到官方的刁難和限制。即使實現民主以後，人民也未必會按照過去曾為民主做過奉獻而對他論功行賞。但是海外的流亡民主人士中必定會有卓越的人士脫穎而出，為未來的民主中國奉獻長才。勃蘭特是一大(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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