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个人维权抗争的“内卷化”与政治性反抗的必要(图)

作者:王庆民 发表:2024-09-07 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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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抗争(图片来源: 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4年9月7日讯】(本文转载自议报)最近两年,由于中国经济的下行、习近平政权的各种倒行逆施、社会矛盾的激化、各地政府和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乱作为”,中国民众时常遭遇权利和利益被侵害事件,人与人之间纠纷冲突的案例也大增。而因此导致的中国各地的维权抗争,也此起彼伏。

当今中国维权抗争的概况和特征

在推特、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墙内外平台,都能看到许多维权抗争的信息。其中推特由于没有中共网络审查,爆出的维权事件尤其群体性的、对抗性的事件相对更多。其中一些知名推主,每天都会发布若乾维权信息(来源主要是维权者自己或其他知情者投稿,以及这些推主自己搜集)。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些维权抗争的概况、共同点、特性。

比如,专门爆料中国维权事件的推特博主“昨天”,近期发布的若乾维权抗争信息:

“甘肃白银:政府零赔偿强征,出警镇压反抗村民(8月23日)”甘肃白银平川区黄桥乡牛拜村,当地政府零赔偿强征土地,于周五出动上百警察以及打手镇压抗议村民。

“上海奉贤:海银财富投资人再次维权再遭镇压(8月29日)”周四,上海奉贤区,海银财富的投资人再一次发起维权行动,要求公安局立案,但再次遭到警察镇压。这是自去年12月海银暴雷以来,投资者发起的最新一轮维权行动。;

“陕西咸阳:两烂尾楼盘业主联合堵路维权(8月26日)”周一,陕西咸阳,烂尾楼绿地新都会和融创御河宸院的业主联合维权,堵了咸阳房地产交易中心门口的交通;

“广东肇庆:建筑工人堵门讨薪与警察对峙(8月29日)”周四,广东肇庆端州区,中南高科双龙科创产业谷的建筑工人为了拿到工资,堵了大门并与警察对峙。据一名工人透露,周五,他们已经拿到了70%的工资;

“浙江温州:国企大幅降薪200工程车司机连日罢工(8月29至30日)”浙江温州交运集团的200名工程车驾驶员周四、周五连续两天罢工,抗议公司大幅度降薪。据罢工司机透露,他们原来的保底工资是每月8000,降薪之后只有每月2500.

“湖南衡阳:业主堵路抗议开发商卷走水电费(8月30日)”湖南衡阳福龙湾,开发商卷走业主缴纳的水电费后导致小区停水停电,维权业主周五堵了小区门口的公路:

“湖南衡阳:村民抵制核废料项目遭警察镇压(8月30日)”周五,湖南衡阳衡东县大浦镇太平村,抵制核废料项目建设的村民遭到警察的镇压,多人被殴打及抓捕。

“广东深圳:极兔快递工人连日罢工讨要工资(8月31至9月1日)”广东深圳光明新区极兔快递拖欠工资,员工连续两天罢工,用货车堵住分拣仓大门,阻止公司继续取件;

……

根据以上爆料,可以看出,各种维权抗争主要集中在工人或教师讨薪、国企员工要求保障待遇、小区业主抗议烂尾楼、“P2P”投资者在企业暴雷后讨要投资款、拆迁户安置和赔偿、强征土地、反对排污伤害家园等。而其他日期、其他推主/博主维权爆料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简而言之,以上事件基本都是公民因为个人的直接利益受损,若干相同单位/小区/村镇有相同遭遇的人,为维护个人利益或小群体成员们的利益,而进行的抗争。而这些维权者目的,也都是直接且现实的,例如发放薪水、保障工资和福利待遇、将烂尾楼竣工交付、赔偿投资损失、拆迁安置补偿、禁止排污保护他们健康等。

其中为了小群体维权的抗争者,最终也还是为了自己。参与者基本都是自身(或起码其亲属)也是利益受损者。如果自身没有受害,即便其所在的某个群体(如单位、村庄)其他成员受害,这些没有受害的成员往往也并不参与同事/同乡们的抗争。

而维权抗争的小群体,规模往往在数人至数百人不等,基本都是同一个单位/小区/村庄/受害圈子的成员,抗议范围一般局限于工作单位、居住地、事发地,有时会前往当地政府或相关负责机构抗议。其中绝大多数(90%以上)规模都不超过100人,也基本不会在涉事地点和政府机构附近之外的地方进行抗议活动。

除了这些群体性抗争,还有更多个人的维权、举报、上访,原因更加多样,除和以上集体抗争类似的原因,还有遭遇冤假错案、要求工伤赔偿、反映被诈骗、政府乱收费等,以及控诉政府和公检法对侵害各种权利问题不作为、乱作为、包庇犯罪等。这些个人维权同样是因为个人权利受损、要求补偿损害。

个人和小群体维权抗争的缺陷和局限、政治性抗争的缺失

而以上这些或集体或个人的维权抗争,都基本没有政治目的、没有意识形态主张和口号,也没有提出代表更加广泛人群的、普惠性的、长久性的诉求。换句话说,他们都没有触及大多数问题的根本,即如今的政治体制和分配制度,也没有将矛头对准统治中国、决定政策方针和社会状况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

即便一些人提出惩罚某些官员和公务员的诉求,也都只是针对侵害自身权利的个别人员,而并无对政府和执政团队整体的批判。虽然不少人也知道官官相护和体制问题,但很少以正式方式提出否定政权合法性的抗议。相反,在许多维权活动中,还时常有“请共产党做主”、“求习近平/xxx官员做主”之类的标语口号。

其中形成维权小团体的,也只是简单的出于共同利益的短暂合作,而没有固定和长期的结社。尤其是工厂工人、外卖员、P2P受害者等相对陌生人组成的维权队伍,更是临时性的,得到补偿或被镇压后就解散的。有些维权团体没有被镇压或实现诉求,但成员没有心力继续,本就松散的维权团体就自动解散或“僵尸化”。

另外,许多不同个人或集体的维权活动之间,乃至同一抗议集体的内部,还存在利益的对立和现实的冲突。一些维权者还会提出无益于甚至有害于大众普遍利益的要求。

例如一些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不仅要求足额发放工资,还要求落实各种政策优待,保障其远超普通民众、农民、非国企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待遇;

一些前官员、干部、防疫“大白”,也上访维权、举牌举报,讲自己对党和政府的“功劳”,希望获得应有“待遇”;

一些小区业主,听闻自己所购同期房房价格下降、新购房者购房价更低后,在小区和售楼处乃至政府部门抗议,要求开发商“不要降价”或“退还差价”;

一些居民反对在自己住宅较近地区建设变电站、电信基站、核电站、火葬场、垃圾填埋场、临终关怀中心,哪怕一些设施没有实际危害,还有一些则是必然需要建设;

……

这些人的维权要求,是损人利己的、以损害无辜者或更加弱势者利益为代价的。例如一些国企“工人贵族”和干部,劳动价值不抵收入,其获得的收入,需要从全体纳税人那里支取;他们得到的“待遇”,往往是凌驾于平民百姓之上、远比非国企工人和农民优厚的;他们所“维”的“权”,往往不是正当权益,甚至是特权。有些人,则是在反智思维和邻避心理下追求排他性的目的、逃避公共责任。

而那些未损害他人利益和未追求特权的维权活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也都是为了个人/小群体的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施压,以满足其特定的少数人的诉求。而这也意味着,其他同样处在体制性不公不义环境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从其维权中获利。

进一步说,由于中共政权惯常以“拆东墙补西墙”、动用公共资源来“维稳”和平息事态,这些个人和小集体维权者的活跃,在部分达成维护自身利益目的时,客观上还让更多相对更为弱势、沉默无声、种种原因无力维权的人受损更多,以自身的“失”承担了维权者“得”的代价。而且中共维稳不惜代价,无论对上访者/维权者是压制还是安抚,包括处理纠纷过程中的人员和经费使用,都会花费巨量金钱、人力物力,代价当然也是全体纳税人埋单。而一些官员、打手,反而可以从对上访者/维权者的镇压中获得利益,包括“维稳经费”和官职升迁。

而不同身份的维权者之间、相同身份和维权原因的不同个体之间,往往也会争夺舆论的关注、第三方的声援,相互形成竞争关系,试图最大限度获取本已受限的关注度和支持。虽然有时不同维权者也会形成某种联动和呼应,但显然也存在冲突,整体上是不利于维权者得到关注和帮助的。

那些缺乏发声技巧、其事件没有特别亮点的个人维权者或小群体,他们的苦难和诉求,往往被更吸引眼球的维权者/小群体及热点事件的舆论声浪掩盖了。这些被忽视的维权者,也恰恰占了大多数。他们的抗争往往因为缺乏关注而失败,既是因为那些成功的抗争者的抗争成果不能惠及他们,还在于那些得到关注的抗争者客观上挤占了舆论焦点和各方支援。

之所以中国民众普遍只为个人私利维权,而回避对根本体制的批评和变革要求,也是中共政权有意诱导所致。中共政权一方面对批判政权、直接涉及政治的反抗严防死守,一方面又对个人因私利维权而网开一面,就是故意一“堵”一“疏”,诱导人们放弃改变体制、推翻政权的尝试,而只顾个人私利,以便于政权各个击破。而且个人维权的要求往往也较低、较易满足,也不会对统治集团的统治造成冲击,政权也就不害怕,有时也愿意部分满足人们个人诉求。

而笔者对于个人维权者自私自利的批判,主要是针对那些干部、工人贵族、体制内各种要求保障特权的人,而非弱势的大众。弱势大众的维权正因为自身的弱势也就更难成功。只有克服个人维权的局限、结成更加团结的社团、甚至进行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的抗争才是集体维权的出路。

但无论如何,目前个人或小群体为个人私利进行的维权抗争,显然都是颇有局限的、不宜高估的、应当寻求更加有效和普惠性抗争方式的。

中国维权活动及维权者之间的“内卷化

对于这些个人维权及其作用和影响做简单概括,可以称为维权的“内卷化”。

“内卷”是近年中国流行的词汇,指就是人们获取利益、争夺固定量的资源,投入巨大精力与他人同质化竞争,且竞争门槛和成功要求水涨船高,而竞争过程并不能益于其个人和社会,空耗人们的精力、增加压力和痛苦,反过来损害人们的生活质量、阻碍社会真正的进步。

而根据“内卷”的定义和特点,维权抗争显然同样在“内卷化”。

虽然,相对于默默无闻、逆来顺受、接受被剥削压迫的代价,人们敢于说出来不公和提出诉求,甚至上街举牌、前往政府请愿/抗议,是前进了一大步,是值得称赞的。这反映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和维护权利的意愿,以及可贵的行动力。这也可以施压政府,让其看到人民的诉求、做出必要的改变。

但当各路维权者都只为自己发声、只为狭隘的小群体说话,也并不要求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性的变革,只是要求获得自己个体的、眼前的利益,并不顾及社会中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和关切,乃至愿意让执政者从他人和公共资源中挖出一些满足自身需求,部分维权者还在自身需求被满足、获得利益后又站到政府一方、对其他受害民众加以漠视、嘲讽、批判,这样的维权显然就“变味”了。即便客气些批评,这样的维权也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无法让大多数人的处境得以改善的。

如果不能改变根本制度和分配不公,弱者处在缺乏保障、贫穷虚弱状态,就必然时常遭遇权利被侵犯,尊严被践踏、剩余资源也被明抢暗偷的情况。而在物质匮乏和时常遭受伤害情况下,弱势老百姓不仅会被上层欺凌,中下层民众之间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冲突更多,各种纠纷此起彼伏。这些老百姓就会陷入贫困和暴力的恶性循环,在各种迫害和纠纷中越陷越深,无论物质利益还是精神心理,都遭受重创,人生被毁掉。

即使对于这些个人维权者自身,其只追求个体利益,也是不易实现的、难以维护长远利益、还容易被“秋后算账”的。对于统治者,这些分散的维权者当然相对“好对付”。即便组成维权小团体,无论其成员所属还是利益诉求,都局限在特定而狭小的范围,而没有足够公共性,且内部往往也是没有纲领和团结性,很容易被分化和各个击破。

例如一些“烂尾楼”受害业主,并不能和其他“烂尾楼”受害者长久团结,一旦政府和开发商对部分业主拉拢,同意退房款或尽快施工交楼,这些人就不再顾及其他没有得到退款和交楼的“烂尾楼”受害者,而p2p集资诈骗事件受害者,同样在得到退款/赔偿的就会退出维权,不顾其他受害者。而政府可以通过根据维权者情况,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只满足抗争能力较强的维权者,而相对更弱势的维权者得不到支持,就只能放弃维权,不放弃也难以有以前的声势和影响、难以维权成功(往往最后也都不了了之)。政府就“维稳”成功了。

而这些人即便在短期维权成功,也并不意味着再也没有了侵害。在不公不义、缺乏民主法治的环境中,被侵权是常事。而每次被侵害权利都维权抗争,代价是很大的,且几乎不可能每次维权都成功。尤其涉及公权力和权贵的不法行为,维权成功率很低。

而维权后被打击报复,也是常态。许多维权者当时依靠证据、舆论、人多势众,暂时维权成功。但往往会在舆论淡忘、维权组织解散后,被各种“秋后算账”、“穿小鞋”。而这种可能性,本身就吓阻了很多潜在的维权者。即便一些人勇敢的抗争了,之后也是无尽的麻烦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危险。例如在胡锦涛时代为被拐卖卖淫的女儿伸张正义、2013年在法院胜诉的唐慧女士,就在2023年被地方政府和公检法报复,被逮捕判刑。唐慧还是广受关注且其抗争颇有公共性的人物,都被如此报复,可想而知那些被忽视的抗争者被“秋后算账”的危险和悲剧。

这些都是个人为了个体利益维权的局限和弊端,很多弊端都可以视为维权“内卷化”的表现。与近年来国人在劳动、学习、考试等方面恶性竞争、零和博弈的情况类似,个人或小团体的维权,客观上演变为较弱势民众之间的利益争夺,上层统治者坐收渔利。这些个人维权也并未改变体制和社会环境,整体人权状况的恶劣和分配不公都没有改善。

政治性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所以,基于个人利益的维权抗争,固然值得称赞,但其弊端也颇多,有着明显局限性。那么,如何才能革除维权的弊端、打破局限性呢?

笔者认为,只有人们不再只为个人利益、局部和短期利益、具体物质利益而抗争,而是愿意关心和参与更具政治性的、抽象与意识形态层次的、触动乃至改变根本体制和分配制度的反抗行动,才可能实现广泛而长久的、既宏观和根本又能惠及每个公民的有益变革与收益。

中国社会的各种微观问题,无论是欠薪、烂尾楼、执法不公、环境污染、就业难、看病贵、教育内卷、养老保障差劣……以及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缓解,甚至愈演愈烈,都在于这个国家的权力并非真正归人民所有,决定国家方向和各项政策的当权者与人民割裂和对立;

而国家资源和财富及分配权,同样被权贵垄断,人民只有劳动权而无保障所得的能力。当人们只能争夺权贵漏下的残渣求存,就必然面临物质贫乏和生存困境,生存压力巨大、时常受欺凌的无尊严生活状态下,中下层民众之间也会更为激烈的争夺利益,各种纠纷层出不穷,欠薪、诈骗、各种刑事犯罪多发也就不奇怪;

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舆论、新闻媒体领域的垄断,也控制了话语权,对人民进行洗脑、操控社会舆论,对民间不同声音进行灭杀。这让人们即便有不满和异见,也无法表达。而许多被洗脑的民众,也缺乏对中共专制邪恶的认识,对于遭受体制伤害的人缺乏理解和同情……

总之,中国各种问题,总根源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其实都是政治问题以及政治问题衍生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国人不去针对根本问题进行反抗,而只是在具体事情上维权,必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即便得到一些妥协和让利,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无法弥补作为公民在权利、物质、尊严、话语权等方面各种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损失。

外国与中国历史上政治性抗争的前例、组织和动员方式及其重要性

而纵观世界各国的公民抗争与人权进步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一直以回避政治来维护权利,更无法纯粹依靠个体或小群体维权实现社会变革。各国的民主化、平权措施、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在经历政治性的公民抗争和根本的体制改革后,才逐渐实现的。例如掀开欧洲民主化的法国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都是以争取公民普选权、废除贵族特权、八小时工作制等广泛民权为目标。

即便各国有一些抗争的起点和直接目的,是基于个体事件,往往也会引向普惠性的目的。例如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就是通过个体对种族歧视的诉讼,争取全体黑人的权利,而并非只是满足那一个黑人的要求。而欧美的工人运动,也是为整个行业乃至全部工人阶级谋取权利和福利,而非只是为个人的加薪。

而无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宗教保守主义/教派主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看似抽象的意识形态,也都是人们争取权利、凝聚人心、达成抗争目的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对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认同,才能超越自私和短视的局限,形成广泛的人际网络和联合,团结起来去争取政治权力,达成参与者的物质与非物质诉求。

在抗争过程中,形成身份认同和组织、有一致的目标和分工,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韩国人民反抗军政府专制、推动民主化过程中,工人组成的工会、基督徒组成的基督教会、学生组成的学生团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参与者们也都有超越个人利益的信仰和目标,成员分工合作,并且有人愿意付出坐牢、被酷刑乃至生命代价,其他人也会在其被捕或死亡后继续抗争。这才成就了韩国民主化的胜利,和民主化后一系列的人权改善。

而新疆维族、西藏藏人、香港人、台湾人,其之所以能够长期的反抗并颇有影响力,也在于他们基于对自己民族/城邦/地域/宗教信仰的强烈认同和自豪感,形成了共同体,有着共同的族群情感、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现实利益,以带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教派主义倾向的抗争运动,有效团结了相当一部分同族同胞、共同对外,且在信仰和责任感激励下,人们愿意为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付出代价,相互扶助和支援,乃至出生入死。虽然他们并不总是成功,还会作为整体受到更多打压,但即便失败也能产生巨大影响力。而中国大陆汉族人之所以无法像港台疆藏那样的影响力,也正是在于缺乏这样的族群认同和凝聚力,一盘散沙下就无法反抗“利维坦”。

中共自身的崛起,同样依靠的是通过阶级动员,号召工人、贫农、各种弱势和边缘人,参加共产党和军队,逐渐发展壮大,取得革命成功。当然中共当权后背叛了理想和承诺,但这不影响对其早年发动大众成功能事实,以及他者学习其成功经验。而一度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同样是广泛发动大众,依靠基于民族和阶级的动员,取得反清革命、国家统一、击败日本侵略的成就。

以上这些案例和历史经验,都反映了人们超越个人私利、广泛团结、为宏观的和利于大众的政治目标而抗争,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变革,并最终利于族群内每个具体成员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需要将个人私利搁置,更多为公共利益和根本变革而奋斗牺牲。

结语:中国的社会概况、结束维权“内卷”、组织起来政治抗争的必要与困境

对于中国大陆人,尤其因缺乏身份认同和信仰(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其他信仰、信念、理想)、原子化和散沙化的汉族人,无论选择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还是基于阶级、民族、宗教、地域,总之都需要有超越个人私利的信仰和目标,愿意为他者着想和付出,团结抗争,部分人在必要时甚至愿意付出坐牢甚至死亡的代价,才能改变如今一盘散沙甚至内讧的状态,共同反抗专制强权和特权集团,实现民主,之后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如今社会里的各种不公不义。

当然,在如今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人想要实现团结和组织起来,为宏大的政治目标而斗争,是不易实现的。中共政权必然是严防死守、千方百计破坏的。而国人经过几十年迫害和洗脑,也普遍精致利己,缺乏为公共利益奋斗的意愿和能力。即便真的人们普遍觉醒、明白团结和组织性的重要,大数据极权下统治者触角的无孔不入,散沙化的社会、缺乏公民素养和政治参与能力的人们具体如何形成有效的连结,在具体路径和细节上也困难重重。

但即便困难,有识之士也应该早做筹谋,沟通和动员大众,尤其让那些个人维权者明白改变根本体制才能维护个人权利的道理,让他们将保卫私人利益的热情和实践,转化为既为私又为公的抗争与行动力。

具体如何做,是又一个宏大的课题,在本文不再展开详细讨论。不过,上面提到的港台疆藏人的身份认同和组织性、韩国民主化的路径和民众团结方式、中国国共两党的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都是颇为值得中国大陆汉族人借鉴的。而从18-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到苏东剧变和“第三波民主化”,乃至十几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其中也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同样又有不少教训值得汲取。对于中国人,塑造身份认同、形成坚定信仰、构建共同体,并培养公共意识、拥有常识和判断力、有着现实行动力和掌握斗争技巧,是团结抗争、促成根本变革的前提和关键。

笔者强调为公共利益抗争、政治性反抗的重要,也并不抹杀个人维权的必要性和价值。正如前文所说,个人维权体现了人的权利意识,揭露了社会阴暗面和政府的滥权或失职,也能对政府造成一些压力,可能促成政府改善施政。另外,个人维权还能让许多人在维权过程中,自觉的明白政权的邪恶和推翻专制的必要。他们在权利被侵害和维权中遭遇的两重苦难、维权中各种经验教训,也让他们成为潜在且有力的专制统治反对者。如果自由派精英、民主运动人士,能够对这些维权者善加引导,就能让数量庞大的、以往不关心政治的人,成为打碎“利维坦”枷锁的巨大力量。

但为个人利益抗争终归是有局限的,这种抗争本身是不能推翻专制的。例如中共建政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上访者一直都很庞大,北京各机关尤其信访部门,几十年来没有中断过上访者。但显然并没有撼动中共体制。相反,很多老百姓的精力和钱财被消耗在上访的过程中,信访和个人维权也成了中共给老百姓制造“虚假希望”的画饼。这也更加反映了国人需要觉醒、通过政治反抗改变中国的必要性。

总之,中国此起彼伏的个人维权,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也很有局限。个人维权的“内卷化”,不利于中国全民整体和每个个体平均得到的权利改善。针对具体利益的抗争也“治标不治本”,政府的有限退让也是“换汤不换药”。只有人们普遍性的团结、为公共利益进行政治性的抗争,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各项自由得到保障的新国家、新体制、新社会,中国的各种不公不义才能逐渐消除,每个国民才能有尊严的、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生活。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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