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黄永胜、吴法宪、林彪、李作鹏、邱会作合影。（网络图片）
位于江西北部的兴国县，在红军时期曾是中共中央苏区著名的模范县，当时这个仅有人口23万人的县城，竟有9.3万人参加了中共的红军，全县的青壮年几乎都被中共迷惑，也有5万多人在战场上当了炮灰。中共建政后的1955年，有56位所谓的开国将军从兴国走出，其中两位上将，陈奇涵与最年轻的开国上将肖华，开国中将也有六位，而今天所讲的就是其中之一的邱会作，当年与他哥哥一起参加红军。
邱会作从军以搞后勤起家
1914年，邱会作生于江西兴国的上密村，15岁时他与哥哥邱会佳一起报名参加了红军，参军前邱会作上过几年学，粗通笔墨，加上为人勤快，脑子灵活，后来被上级看重就把他调到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邱会作还真是天生的宣传能手，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就能写墙报、刷标语、演话剧，在与群众做宣传时，他还能利用当地口音，用生动的例子，绘声绘色给大家讲道理，让群众们听懂，也能接受。邱会作爱学习、能力强，打起仗来也很勇敢。
1932年，红五军团在赣州被围，在向外突围中，邱会作拿起一把钢刀，左劈右砍，冲锋在最前方，硬是杀出一条血路，带领宣传队突出重围，战后邱会作因这次勇敢的表现，提拔为宣传队队长，此时他只有18岁。在宣传队长的职位上并没有干多长时间，几个月后，组织上派他去红军学校学习财务知识，毕业后调入总部供给部，担任会计兼机要统计员。
邱会作天生对数字敏感，记忆力有非常好，加上受过系统的财务培训，他上任没多久就把供给部的枪支弹药、马匹粮草、药物器械整理的井井有条，数据也一丝不差，被称为后勤部门有名的一把好手。战功赫赫的四野名将从红军时期到国共战争前期，邱会作一直负责后勤工作，因为他搞后勤确实优秀，以致于大家都忽略了他出色的指战能力，直到抗战胜利后，邱会作调任东北，被林彪任命为第八纵队政委，他才有了上前线领兵打仗的机会。
当时八纵是新扩充的部队，很多都是没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东北籍新兵，邱会作就进行政治宣传，加强军事训练，很快将八纵训练成东北的一支劲旅。他与纵队司令段苏权率领八纵解放黑山、攻克阜新、攻打锦州，在后来解放沈阳战役中，带领八纵成为第一支攻进城内的部队，平津战役胜利后，他又领兵南下参加衡宝战役、广西剿匪，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中共建政后，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升为总后勤部部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12年，可惜晚节不保，因走错路1971年被撤销一切职务，1981年被判有期徒刑16年。
1981年9月，邱会作保外就医安置在西安，当时给他安排的独立的住房，夫人胡敏也陪他一起住，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最初每人是一个月100元的生活费，从1983年涨到每月200元，再加上30斤粮和半斤食用油。90年代，邱会作每月生活费涨至1500元，还搬了新住所，面积有170多平，住起来非常宽敞。
邱会作喜欢读报，刚来西安那几年，生活支出常常入不敷出，就借邻居的书报，他本着“快借、快读、快还”的原则，大家也都喜欢借给他。他从军几十年，一直保持军人气质，晚年年过八旬的他，坐立仍腰杆笔直，虽没有穿军装，却一直注意军人仪表，2001年底他因生了一场大病，被接到北京治疗，2002年7月18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
邱会作临死不入八宝山
他的追悼会是在8月5日举行的，当时很多战友、老部下以及他们的儿女都从全国各地赶来，竟有1300多人前来吊唁。他临终前曾嘱讬儿女，希望自己去世后，其骨灰葬于家乡，落叶归根，不过他病逝后，先是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直到邱会作去世6年后，儿女为完成他的遗愿，将其骨灰迁至兴国的上密村，葬于村边的山岗上，灵魂得以魂归故里。
邱会作长篇回忆录记录下共产党的邪恶
邱会作长篇回忆录，在他去世9年之后在香港出版，书中披露了“文革”期间多宗重大事件内幕。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邱会作并非一个陌生的名字。文革前，他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文革中，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九．一三事件”后身陷囹圄，又被指称为“林彪反党集团”(后升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2011年1月，这位文革风云人物去世9年之后，其长篇回忆录于香港出版。这是被毛泽东打倒的所谓“林彪集团”成员中继吴法宪之后，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发表的颇具代表性及史料价值的回忆录。读者和研究者们如果把中共最新“审定”的、干巴巴的、避实就虚、但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史教科书，和邱将军有血有肉的回忆录加以对照，无疑会得到考据和鉴别的乐趣，并且提高透视历史和透视中共的教益。根据当权者的利益和需要，人为地区别“敌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邓小平导演的“以法治国”的真谛。
破译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钥匙
邱会作将军是名人。他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部长达十二年(1959-1971)。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蓝图(“五七指示”)就是对他的报告的批语。文革期间，他进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这是由周恩来而不是林彪直接领导的“军机处”)，后被邓小平“依法”判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经过“公审”，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使“黄吴李邱”和“王张江姚”一起，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至于毛自己，则按照邓小平的同一设计，年复一年，高卧在纪念堂里，作为绵延共产党神圣统治的图腾，尊享一代又一代党国精英奉献的香火。
邱会作是江西一少年，十五岁参加“红军”造反。显然得益于好学深思，仅以文字水平而论，也决非李鹏所能企及。邱留下的回忆录，七十六万字，除了小部分讲自己的战绩以外，以主要篇幅记录了他在文革中的亲历。作为“毛主席的红小鬼”，他理所当然接受了共产党的历史观，但是，连他也终于认清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真面目。他细心而且详细地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做，替后人提供了破译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钥匙。
邱用了“林是被毛拖进文革”(页686)几个字，概括了林彪在文革期间自始至终的地位。连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也是通过周恩来向林摊牌的。
和局外人不同，邱把文革中的“军内”和“军外”加以区别。在叙述林彪在全国范围内追随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的同时，一一记下了林不能容忍中央文革通过军内造反派插手军队的事件。他记下了林彪和徐向前两个元帅之间围绕着“怕乱”和“不怕乱”的分歧而展开的斗争。按照广泛流传的信息，是叶剑英对江青拍桌子;邱会作指出，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叶剑英对徐向前拍桌子。他还记下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本来是林的爱将)转向江青以后，林、江矛盾的发展。在对杨的处理上，毛连续开了四次会表示对林的支持，擅于翻云覆雨的江青则迅速倒戈，抛弃了杨。
个人恩怨是中南海内斗的核心
领导层的个人恩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斗的核心。邱披露了周恩来告诫军委办事组的名言：“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在林、江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不谋而合，林也在掂量同样的问题：“主席是要军队(林彪)，还是要造反派(江青)?”林的判断是“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但是，最后证明，林彪的估计并不准确。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的首选，已经不再是军队了。
准备“九大”时，林彪支持陈伯达起草以“发展生产力”为主题的报告，被毛否定。毛要张春桥以“继续革命”为中心。这是毛、林分手的起点。虽然林彪被党章冠冕堂皇定为接班人，但是，无论毛泽东，还是林彪，彼此都十分清楚，林的健康状况，根本无法“接班”。
九届二中全会是党内外、海内外无法理解的谜。设不设国家主席，称不称天才，怎么成了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周恩来、康生和林彪、陈伯达一样，都在发言中主张设国家主席，汪东兴的调子比“黄吴叶李邱”高得多，但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周、康、汪荣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林陈黄吴叶李邱却成了反革命?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发展过程又是如何?是什么触动了毛泽东对自己生死存亡的恐惧，使他最后下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决心?在邱的回忆录里都提供了启发性的记载。
对盛传中的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由于原告提出的除了空话还是空话，在这种情况下，使读者有根据认为，被告对此嗤之以鼻是更有说服力的。
再现了一个“革命”的拜占庭
邱通过回忆录再现了一个“革命”的拜占庭。这是邱氏的独家记录，不可能不受到视野和视角的局限。但是我愿意向读者推荐两篇话。一篇是刘少奇在唇亡齿寒时对战友彭罗陆杨的批判(页434-438)，另一篇是林彪在类似处境下批判同盟者陈伯达的话：“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页721)往日的战友，一旦被毛抛弃，刘、林二人就无例外地以大公无私的姿态，施以无情的鞭挞。这种党内斗争，出于革命的本能，出于向最高统治者效忠的本能，更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邱在书中秉笔直书，没有为尊者讳，相当难能可贵。顺便提一下，作者在表达对林总的信仰和感情的同时，没有忘记客观地记下了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泰然自若”的神态和“胸怀宽广”的气度，尽管刘已经受到了来自毛泽东的致命的打击。
作者的回忆录没有终止于文革，他还沉痛地延伸到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的“公审”闹剧，立此存照：“公审是一个‘政治垃圾堆。’”(页38)他指出：起诉书人为地把老干部分成“黑榜”、“红榜”，“凡当局需要的人，……一律放在红榜之内，一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这样就把……同盟建立起来了。”至于“黑榜”名单，也就是所谓的敌我矛盾，“是由当权者圈定的”(页933)。根据当权者的利益和需要，人为地区别“敌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邓小平导演的“以法治国”的真谛。
责任编辑:徐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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