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网络图片）
众所周知，今天未名湖畔的北大是民国时代燕京大学的旧址，而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的遗愿就是能将他骨灰埋在燕园，历时数十年，几经周折，这个简单的遗愿最终还是没有实现，直到2008年前，他的骨灰在杭州郊外的一个普通公墓入土。如果说民国时的燕京大学已在近一个甲子前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未名湖是北大所在地，“北大之父”、举世敬仰的蔡元培校长归骨北大，在未名湖畔选一块地，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遗憾的是多少年来，多少北大校友、知识界、新闻界人士不断呼吁，同样迄今未能实现。
罗孚呼吁让蔡元培归骨北大
1940年春天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故，当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了他最高的评价，毛泽东从延安发出的唁电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正值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华北早已沦陷，北大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兵荒马乱之中，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墓地在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一直呼吁让北大校长蔡先生归骨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坟》文中说，“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结果无人理睬。
相隔十来年，西南联大外语系出身的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得知蔡先生的墓仍在香港的坟场，情景十分萧条，给北大写了一封信：“恳请母校早日迎蔡孑民先生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供世世代代莘莘学子瞻仰。所需经费如有困难，可发动校友捐献，本人自当带头……”这一次北大校长办公室倒是回复了，见过这封信复印件的罗孚在《关于蔡元培的坟》文中引用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主要部分已于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属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重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批准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中心等，楼间的距离甚窄，闹声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罗孚老人对此提出质疑，蔡先生的墓本身就是文物，对北大而言，这是尤为珍贵的文物。如果真的重视此事，为什么不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从文物保护着眼将蔡墓迁葬北大，这本身就是对文物的保护。（罗孚《文苑缤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131页）
北大校友的同样呼吁也一直没有断过。2003年1月，罗孚在《金庸小说，革命文学？文学革命？》文中再提此事，“蔡元培先生是北大的老校长。但他的骸骨却是葬在香港的，埋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山坡上的千万坟墓当中。拥挤不堪的，使人有活人住在山边木屋区之感。我当年为此感到十分不妥，在香港和后来在北京，都在报上发表过文章，主张搬迁这坟墓回内地，回北京，回北大，这才能消除人们对这拥挤的不安。‘北京十年’后，我回到香港，又为此在报上呼吁了一次，但一次都得不到回应。”（同上，374页。）他不无沉痛地说：“我自然人微言轻。在某些不学无术的大人先生眼中，蔡先生似乎也还不够重。”（同上，133页）
如今罗孚先生已在香港谢世，他的八卷本《罗孚文集》在北京问世，其中至少有四篇文章呼吁北大校长蔡先生归骨北大的。想到蔡先生与北大的深厚渊源，而今他奠定的北大传统早已随风而逝，即使想归骨北大也不能，怎么不令世上所有爱蔡先生、敬慕蔡先生的国人黯然无语。
北大今非昔比 蔡元培不能归骨也罢
今日之北大实在愧对蔡先生，这样的北大，其实蔡先生的遗骸不归来也罢。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在广东《同舟共进》杂志发表的《让孑民先生安息》一文说，蔡先生归骨北大之议不成，也不必遗憾，“即使归葬未名湖畔，对蔡先生来说，那也只是‘燕园’；而蔡先生曾主校政的北大，他抗战流亡中至死魂牵梦萦的，应是在沙滩的红楼。昔之红楼，久已拨作他用，楼后校园，早就填满了简易楼房，而‘孑民堂’则属文化部机关所有：老北大旧址，倒更是‘楼间的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了。”他说，倒不如让蔡先生在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安息下去。
蔡先生不能归骨北大，无损于蔡先生一丝一毫，倒是大大有损于今日之北大，一个容不下蔡先生骸骨的北大，会是一个蔡先生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北大吗？会是一个有容乃大的大学吗？这些问号，在这个浅薄浮躁的唯物质化时代里注定了无人理会，还是让蔡先生想遥远的香港仔山坡上，日日夜夜面朝大海，或听海涛闲话，或闻惊涛拍岸吧。
责任编辑:兰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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