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中国的悲剧 爸爸请原谅女儿!(组图)

2021-01-29 01:00 作者: 黄昌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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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中国的悲剧爸爸请原谅女儿!
这张老照片是我和婆婆、爷爷大约在五八年照的。(网络图片)

我这个爷爷其实是后爷爷。亲爷爷在三十多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婆婆靠帮人洗衣把我父亲养大。她只有这一个儿子。改嫁后也没有再生育。我这个爷爷叫章祖臣,听说是绍兴人,抗战时期随亨达利钟表行内迁到重庆来的。听婆婆说,他有个女儿嫁给了渔民,经常寄点干海鲜来,爷爷也经常寄钱回去。他在亨达利钟表行任财务主管,工资有七十多元,算是当时的高级白领了。我两岁多就和爷爷婆婆在一起生活,印象中在重庆城里解放碑周围搬过很多次家,九尺坎、沧白路、临江路……最后在戴家巷定居下来。我们住的是一幢四层楼房子的楼上两层,一层是卧室,一层是饭厅、厨房、晒台。晒台就是我在家里的活动场所。婆婆在晒台上养了鸡,每当母鸡要生蛋了,我就在那儿等着,等到鸡蛋生出来后,我马上拿去给婆婆,婆婆把蛋壳敲个洞马上喝了。那时候的我,每天只晓得蹦蹦跳跳地玩,什么也不懂。我只记得婆婆很注重仪表(用重庆人的话来说叫“很爱好”),每次出门前都要用线把脸拉一拉,头发梳得光光的,再抹上油,换上熨得很平整的衣服。别看她是一双缠过的小脚,她还担任了地段上的居民委员,很热心为公益活动颠来跑去。

共产中国的悲剧爸爸请原谅女儿!
这张老照片是五九年一月学校放寒假我到涪陵去看父母时照的。(网络图片)

跟爷爷婆婆一起生活,特别是刚上小学那几年,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可以说像个“小公主”,亨达利钟表行在公私合营后有图书室,爷爷不断借书回来给我看,家里也有些藏书,全是那种老本子线装书,纸都有些发黄了。记得有《战国策》、《康熙字典》,还有《卖油郎独占花魁》一类古典小说。有些书我也记不住名字,看不懂我也看着玩,有的书拿到学校去看,还被老师没收了。爷爷对我的学习帮助很大,晚上或星期天只要有空就给我讲故事,讲书,教认字,教数学,教写作文等,所以我上学以后学起功课一点不觉得费力。

亨达利钟表行一直在解放碑旁边。我和婆婆经常去解放碑等爷爷下班,吃晚饭后一起去看越剧或京戏,回家的路上,我在前面跳,他们就跟在后面走。我脚上一双新鞋穿不了几天,婆婆就又该修鞋掌了。因为我长得快,衣服很快就不能穿了,婆婆爱去买典当行的旧衣服,买回来改了给我穿。同学看我穿得又好、还经常是新的,都很羡慕。学校组织出去郊游,别的同学都带馒头或自家烙的饼子,只有我带买的蛋糕,背个电影中日本兵背的那种帆布包。因为生活上显得“特殊”,尽管老师同学都喜欢我,但是因为有同学提意见,说我从来没穿过补疤衣裤(当时是“艰苦朴素”和“劳动人民本色”的表现),班上评三好学生好久都不评我。

我因为从两岁起就跟着爷爷婆婆生活,一直没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婆婆爷爷都去世后我才回到母亲那里,当时父亲已经去世几年了,所以我对父亲的印象很淡漠。听婆婆讲,父亲小时候学习很刻苦,日本飞机来了,人家都慌着跑警报,他却只把头伸出窗口去看一下,又接着做作业。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过年的时候,好多单位和亲友、邻居都来找他写春联。父亲很喜欢唱歌,而且也唱得好。五十年代初,他在立信会计学校学财务,后分配到涪陵榨菜厂当会计,母亲也作为家属随着去了。我只是在小学二、三年级放暑假时曾去那里玩,同父母一起住过几天,留下的印象就是在乡间捉蜻蜓。那里说是厂,其实就是在乡下,工作条件十分简陋,做榨菜的厂房其实就是个工棚,是用稻草盖的屋顶,厂里没钱买瓦盖。

五八年大跃进时,提倡技术革新,我父亲就想造机器自己做砖瓦,我只知道他回重庆来买过几次有关机械的书,后来听说是改装单位的切面机没有成功,和上级部门领导发生了矛盾,上级领导要处罚他,调他到另外的单位去,他不服,不知怎么他就被关起来了。支持过他搞革新的厂长也被开除了。

父亲出事,我母亲也不了解详细情况,只是听人说。当时不准她和父亲见面,只准送了点生活用品去。本来还要把母亲及我弟妹的户口下放到当地农村,可以想像我母亲当时在那里举目无亲好艰难,母亲坚决不干,说我从哪儿来的就要回那儿去,这样母亲就带上子女回了重庆。先是帮人织毛衣,后来到街道运输队当搬运工,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一家的生活。街道运输队是生产自救性质的小单位,承接到业务,做一天就有一天工钱,收入没有保障。

父亲被关了半年后(五九年)放回到重庆,工作没有了,他也曾到街道运输队上过班,队上的人还是很照顾他,有时让他做做帐或写写东西,不知为什么后来他又不在那里上班了,东搞一下,西搞一下,什么都没做成。困难时期,有段时间开放自由市场,他就想做点小生意,也没做成,卖伊拉克枣子,碰到邻居、熟人的小孩来了,他就抓给他们吃,最后连本钱也没收回来。其实父亲是个很聪明能干的人,我们几个子女,除了最小的弟弟在医院出生外,都是爸爸自己在家里接生的。但是那时他却到了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地步了。

大饥荒年代,爷爷也得了浮肿病。婆婆为了让爷爷生活好点,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操不完的心。又因我父亲一家回到重庆后衣食无着。婆婆又饿又急,在六一年一月突发肝硬化去世。当时这种病还很少,医院提出想要拿遗体去作解剖研究,我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时生活那样困难,也根本没想找医院要点报酬。

婆婆去世后,家里就像蹋了半边天。爷爷无人照顾,我也无人管,父亲当然也得不到婆婆的关照了。

回想起来,有件事使我悔恨终身。大约在六二年初,我刚到凯旋路中学上初中,有一天中午放学后,我边走边看书,走到觧放军剧院时,听见有人喊我,我抬头一看,是我爸爸,他悄悄问我:“有没得粮票和钱,给我一点……”我一听这话,心里就不高兴,心想我哪有多的粮票和钱?当时,爷爷每月给我8元生活费,要我自己计划着用。我知道我母亲在运输队上班很辛苦,家里弟妹多,她又有肺病,我从不去找母亲要钱,只能自己省着用,中午经常是在饭堂打3两饭,再买两分钱豆瓣下饭吃,节省下钱来买书、买本子、租书看和买一点生活必需品。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结果六四年初中毕业体检,查出我有结核病,后来病是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没理会爸爸,扭头继续边走边看书回去了。根本没想到这就是我和爸爸的最后一面。我和爷爷住在解放碑附近的戴家巷,父母和弟妹们住在下半城长江边的东水门石门街。那里有一段重庆旧城残留下来的老城墙。就在那天过后不久,突然有一天妹妹跑来找我,说爸爸从东水门城墙摔下去了。我们跑到医院去,医生说已经没救了。他是怎么死的,我一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自杀,也有人说他是偷人家东西吃,被人追急了从东水门城墙上摔下去的。

后来我一直不愿回想这件事。一想起来就悔恨自责。爸爸本是个开朗的人,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他决不可能自杀,更不可能去偷人家的东西吃。后来听说他经常是把自己的粮票卖掉一些,用卖粮票的钱来买东西吃,那样的挖肉补疮,又能维持得了多久?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会伸手找女儿要钱和粮票的呀……可是,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些情况,就是知道了,我又能够帮得了他吗?现在我只能在心里说:爸爸,请原谅你不懂事的女儿吧!

七二年我从外地回到重庆后,曾多次给涪凌那边有关单位发过申诉信,要求给我父亲落实政策,都没有回音。直到大约八五年,爸爸才得到平反,还是因为当时被开除回家的厂长的努力才办成的。但父亲已去世二十多年了,去世那年他才三十七岁。

责任编辑: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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