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社交媒体的效用－表达的快意与偏执的强化(图)

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Getty Images)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看中国2019年1月17日讯】从奥巴马在2012年大选期间借助Twitter、Fackbook赢得大选之后，此后美国、英国的选举战争，社交媒体的作用越来越突显，舆论争夺战的阵地不断从传统媒体挪向社交媒体。最近英国的纪实影片《脱欧：无理之战》（Brexit:The Uncivil War），也真实地反应了在这场公投中，社交媒体的巨大力量。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社交媒体效用的复杂性进一步凸显，人们在享受社交媒体带来的表达的快意、迅速成名之外，也发现它极易唤醒人的偏执，导致这种偏执更甚。

社交媒体的巨大政治作用

社交媒体出现之后，曾充当第四权力的传统媒体业很快失去了它的辉煌。人们发现，在选举年引导舆论，支持他们心仪的政治人物上台，社交媒体的传播效率远大于传统媒体。

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之前，“关键先生”多明尼克・卡明斯（《脱欧：无理之战》的主角）充分知晓大资料的威力，他苦心琢磨出的那句take back control通过社交媒体发送，成为唤醒沉睡选民的关键用语。这次公投还告诉世人：社交媒体必将成为选举战中争取选民的兵家必争之地，老一代政治家那套游戏在这个时代将慢慢淡出。那一年，英国媒体分成两派，有的支持留欧，有的则旗帜鲜明地支持脱欧，只有少数几家中立。但在《脱欧：无理之战》这部影片中，除BBC之外，基本很少涉及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的作用。

这种场景并非英国独有，美国2016年大选中，从未涉足政坛的唐纳德・特朗普也是利用Twitter作为传播政治理念的平台，力战美国98%的主流媒体，打败了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建制派，以及克林顿、布什两大家族，入主白宫。形成反讽的是，在伊朗大选中，传说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发现推特在改变伊朗大选上的作用，让Twitter将原定的实施系统维护的时间推迟了十多个小时，巧妙地促成了一场推特革命。这事后来被推特否认，但此后希拉里热衷推行“E革命”却是事实，她以“民主自由”意识形态为载体，以“互联网”为工具的革命外交政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杀伤力，因而获得“互联网革命之母”之称。她本人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在2016年大选中，她在受到美国传统媒体热烈的友好追捧时，在社交媒体上却成为维琪揭秘的重点目标。

经过英美在这两次大的政治事件，没人敢再小看社交媒体的作用。在中国红火一时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2017年）中，省委书记沙瑞金只关注网络言论反映的民意，传统媒体基本不在他了解舆情的范围内，只是党的宣传工具。

美国民主党正遭受社交媒体之困

美国的Twitter、Facebook与Google的老板都是亲民主党的左派人士，一直被指在帮助民主党删除控制言论。但最近民主党遇到了来自内部的新问题。

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有个团队，其骨干在桑德斯退选之后组成了一个“全新国会”（Brand New Congress），励志要改造民主党与美国国会。他们推出的明星人物亚历山大・奥凯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简称AOC），这位29岁的年轻女士因为采取了“开辟新票源”的战略，通过社交媒体争取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年轻人，用社会主义政策纲领——“一个基于大众对资源和生产的控制、经济规划、公平分配、女权主义、种族平等和非压迫关系的人道社会秩序”，与本选区的选民直接沟通，将自己贫寒移民的家庭出身、本人酒吧女服务生的职业等因素凸显成亮点，让自己以纽约14选区最常见的居民形象出现，这种“我就是你们当中的一员”为她赢得了极高支持率，击败了资深民主党议员乔・克劳利。后者在众议院民主党人中排行第四，本是议长的重量级角逐者之一，在过去14年都没有遇到过挑战者。

科特兹女士当选后，一直努力将自己的社会主义政纲具体化，先是提出金额高40万亿美元的全民生活免费计划（美国2017财年的财政收入共3.25万亿），让美国立刻实现社会主义；12年内把美国污染气体排放量降低到0%，美国成为全球唯一不使用石油等化石燃料国家；1月6日，她在CBS播出的“时事60分”节目中对主持人说，可以对美国富人征收高额税收，比如对年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的人征收“60%至70%”的税。这个说法立即引起美国媒体的讨论。支持者认为，这的确可以给美国带来数以万亿计的财政收入，这些钱可以用来促进社会进步。

新产生的第116届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多元也最年轻的国会。有25名议员是千禧世代（基本是民主党），属于80后出生的一代，对社交媒体的运用得心应手。他们正通过社交媒体阐述社会主义政见，唤醒民主党年轻成员的狂热支持。尤其是科特兹自当选后的一系列发言，包括对民主党元老们如南茜・佩洛西的攻击性批评，引起了民主党建制派的反弹。近日，该党退休参议员、2000年大选中担任该党副总统候选人的利伯曼Joe Lieberman在接受Fox Business News的采访时，公开向主持人Neil Cavuto表示：我当然希望她不是未来，我不相信她”，并直接批评了她向富人征70%的高税收的说法，会让民主党失去中间选民。民主党众议员克利弗警告科特兹：不应该“攻击你自己阵营的人”。另一位民主党众议员称：“她需要做出决定，想成为一名有效的立法者还是继续成为Twitter明星？作为国会的活动家和立法者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彬彬有礼的批评，只换来科特兹的尖锐嘲笑与继续骚扰。

民主党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威胁：一、科特兹等社会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与受到的追捧，已经超过担任众议院议长的南茜・佩洛希。二、他们已经看到迅速社会主义化的民主党将面临分裂的危机与失去中间选民的危险。2019年1月公布的拉森穆斯报告（Rasmussen Reports）表明，美国32%的选民认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NC）应该正式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去年7月的调查，持此看法的美国选民为28%。

南茜・佩洛西等民主党建制派，为了赢得中期选举夺回国会控制权，不得不让桑德斯一派的社会主义者加入民主党，并用大量资源与人力帮助他们竞选。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些借窝生蛋的外来者，一旦有了政治地位，就抓紧时机对建制派展开咄咄逼人的攻势。立场鲜明地用社会主义改造民主党。

社交媒体是把双刃剑

传媒形态的变革，往往会推动政治结构的变革。报纸的出现曾瓦解了传统的欧洲贵族政治，催生了法国大革命。互联网这一新传播介质的出现，同样会改变当代的政治结构，这种改变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期间出现了种种动荡因素，但有两大趋势却无法视而不见：

1、制造极有破坏力量的网络革命领袖

社交媒体的出现，往往会制造一大批在一个事件、一场运动中有着巨大政治影响力，却缺乏与之匹配政治地位的政治人物。力量与地位的不匹配，无疑会驱使这些人成为传统政治结构的天生破坏者，却很难成为新秩序的建设者。比如斯诺登泄密事件；退欧运动的关键先生多明尼克・卡明斯，还有目前在美国政坛上的科特兹，他们的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贡献。

因此，互联网革命对政治稳定的冲击，在民主国家远大于专制极权国家，因为前者的互联网是开放的，后者是管制的。在与推友@sophyzhang2003讨论《脱欧：无理之战》这部影片时，他对社交媒体文化的概括很有见地：“影片中不止一次提及toxic culture。这个词过去被用来描述工作场所、学校、人际关系、文化和压力。英国脱欧公投引发的讨论也被形容为“有毒的环境”，社交媒体平台也因为“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的‘有毒的影响’而遭到抨击”，《牛津词典》将toxic这个词选为其2018年度词汇”。

2、社交媒体对现存秩序具有破坏力而不具建设性

社交媒体几乎没有进入门槛，传播成本非常低廉，捕捉资讯的能力与扩散能力远远超过传统媒体，特别容易成为反体制政治力量的工具。这些反体制力量往往能够精确捕捉现存社会结构中最脆弱的部分，洞悉民众最隐秘的不满，通过社交媒体用煽动性的语言激发民众的愤怒情绪，就能轻而易举地掀起政治风暴。阿拉伯之春的第一把火，就是由Facebook点燃的。戈甯（Wael Ghonim）是谷歌中东及北非地区行销经理，更是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推手。他认为网络可以改变世界，并通过脸书实践了他的想法。因此，2011年底他曾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然而，经过几年的体验与思考，戈甯的想法完全改变。2015年年底，戈宁在TED演讲中，跟大家分享了他的反思与改变，认为通过社交媒体可以迅速地破坏现存秩序，但却无法建立新秩序。他认为，今天的社交媒体面对5个严峻的挑战：

首先，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谣言。那些谣言表现了人们的偏见，并被相信和散播。

其次，我们创造了自己的同温层。我们往往只和观点相同的人沟通，在社群媒体的协助下，我们取消关注或遮罩意见不同的人们。

第三，线上讨论会很快激起人们的愤怒。这让我们忘了，萤幕后面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阿凡达。

第四，由于社交媒体快速，简短的特性，我们很快就跳到了结论。在此情况下，很难表达出复杂，犀利的观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社交媒体被设计为利于传播而非参与，利于张贴而不是沟通，利于浅薄的观点而非深度的讨论。就好像我们认为，自己是来这里说教而非对话。

戈甯的反思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之上：阿拉伯之春波及的中东北非四国，没有一个能够回复到2011年以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准，利比亚回到部落时期，叙利亚成为ISIS的发源地，至今仍未恢复和平。

全球最大的几家社交媒体公司Twitter、Facebook终于意识到，科技应该成为解决方法，而不应成为麻烦的一部分。这些公司邀请了大量外部团体帮助他们就谁该被禁言、什么内容不可接受做出判断，但这样的解决方案并未能完全解决现存问题，除了部分团体认为应该禁止的恰好是另外一些团体认为是正常的，还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包括公众的反击、投诉和法律纠纷。

社交媒体如今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类的社会秩序必将因其而重构，但这一重构的过程将充满了动荡、痛苦。

来源:《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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