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历史文化名城的由来
(接前)
成都的极盛时期还不在唐朝，而是在公元九○七到九六五年的五代时期。在此五十八年中，四川前后有两个独立国，都称蜀国。前一个称前蜀，为唐朝大将王建于公元九○八年所建，他称帝至九一八年病死，其子王衍即位，至公元九二五年被后唐所灭，计立国十七年。后蜀为后唐大将孟知祥于公元九三四年所建，他称帝至九三五年病死，其子孟昶即位，到公元九六五年被北宋所灭，计立国三十一年。前后蜀国的都城均在成都，使成都第四、第五次成为帝王之都。
这五十八年中，成都的繁荣可谓达于顶点。其原因是：第一，由于四川、尤其成都不像中原和其它城市遭到不停息的战争；第二，四川的财富不但不曾外溢，而且还以自己的特产、尤其是织锦之类，换入许多财富；第三，前后蜀国的两个后主都爱好文艺逸豫，朝野之间，形成一种享乐风气；第四，赋税较轻，劳役较省，社会较安定；第五，前后蜀的灭亡都没有经过城下之战。
这一时期，成都最为显着的事件有：一、孟知祥称帝后，为了加强外御，限制骑兵驰突，又在罗城之外加筑了一道不太高也不很厚的土城，名羊马城，长四十华里，从东北角逶迤到西南角，但筑城之后未使用。到孟昶时作为花坛，沿四十华里的土城上种了无数的木芙蓉，甚至连旧罗城上都种遍了，秋来开花，斓如云锦。故成都又称为芙蓉城，简称蓉城。
除此，成都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工艺之乡。蜀绣、蜀锦名满天下，列入中华四大名绣、名锦之列。成都的漆器以制作精美、工艺独特，为历代传世名品，近代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成都漆器可以作证。唐代成都出产的“雷琴”，载誉全国，被声乐界视同珍宝。成都的印刷业在宋代是全国三大印刷业基地之一，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赞誉，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文书中有五代时期成都的木刻历书，为世界最早的木刻历书印本。成都的造纸业也很著名，所造益州麻纸是官方规定的诏书、册令用纸。女诗人薛涛制作的“薛涛笺”被文人诗客视为上品，以能收藏一笺为幸。成都的金银丝制品、竹编、草编，也都有数百上千年的历史。
成都还是灿烂的蜀汉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四川文化教育的中心城市，拥有辉煌的文明史。早在公元前140多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学，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官办学堂，即所谓“文翁石室”，民国后称为“石室中学”，是成都著名的中学校之一，为四川的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汉赋四大家，成都有司马相如、杨雄两位。晋代史学家（《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唐代女诗人薛涛、音乐家段安节，五代词人欧阳炯、绘画大师黄筌，宋代学者（《资治通鉴》副主编）范祖禹、理学家魏了翁、医学家唐慎微，明代文学家杨升庵，清代著名儒将岳钟祺，加上现代文学家巴金、艾芜、李劼人等，都是成都人士。当然，造就成都文明史的，还有历史上众多的外来名臣、文士的巨大贡献。成都是历史上文化名流汇集之地，大诗人李白、杜甫、岑参、高适、韦庄、陆游、大文豪苏轼等都曾寓居这里，为后人留下了大批的文化遗产，使成都的发达文化享誉国内外。
公元九六五年北宋时期，成都遭了一次大兵灾。据史书言，是由于北宋认为蜀地太富庶了，灭蜀之后，除将孟氏所搜刮储积的财富全部夺去外，还对蜀地人民用尽各种花样进行剥剥。平民百姓简直活不下去了，于是青城县（即今青城山一带）一个叫王小波的平民率众反抗。不久王小波病死，众人推李顺为领袖，继续抗争四年，于公元九八四年攻入成都。可惜李顺仍不免陷入历史上农民革命的规律，一入成都便忘了起义的目的，而称大蜀王登基改元，以四个月的悠然时间，坐等宋朝官吏调兵遣将攻进成都，把他捉住。在这次战争中，城市破坏很大，许多好的建筑被烧毁，许多难得的文物也被破坏无存。尤其是古今无匹的壁画，所余不到一半。
此后不到五年，即公元一○○○年初，成都又遭一次兵变。起因是当地统兵歧视土著士兵，待遇不平，土著士兵愤而生变。打了八个月，使宋朝官吏很吃了些苦头。土著士兵从新都方面几乎是一里一里地攻到成都城外，又费了许多劲攻入罗城（是时羊马城已经颓圮了），又几乎是逐坊逐巷地从北门攻到南门。经过这次激烈巷战，对城市破坏更大。据宋朝人笔记：自此以后，由唐朝到宋初积累下来的各种文物几乎百不存一。数十年前营造得像仙景似的摩诃池、龙池，在北宋时已荒芜，到南宋便渐渐淤塞。据爱国诗人陆游说，许多地方已经变为“平陆”。
不过在整个宋代（公元九六○到一二七六年），成都也还有它兴盛的一面。第一，织锦手工业特别发达，并全部为官营，因为朝廷要利用这种特种工艺品去博取辽、金、元人的欢心，并用它去交换马匹。第二，雕刻书版愈来愈好，始终居当时临安的这项手工艺之上。第三，花笺纸也继续着唐朝余绪，未曾衰败。第四，城市建设除了前后蜀的宫苑限于当时体制未能恢复旧观外，其它很多名园胜境似乎比唐朝还要多些、好些。第五，城内河流除唐朝已开辟的一条金河（即今天的金河，稍有变便）外，还开辟了一条解玉溪（明末已淤为平陆），解决城内饮水、交通、消防问题。第六，在“红尘涨天”的土路面上铺砌石板，为全国首创，受到各大城市的仿效。这都是由于三百年间除宋初两次激烈巷战外，并无更大变乱；尽管黄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流和襄河、秦岭等处有过若干次大战，但对四川内地尤其成都影响不大，老百姓基本上能够安居乐业。
从公元一二二五年起，蒙古兵曾三次攻占成都，但直到一二五八年才在成都坐稳。蒙兵入城之初，杀戮破坏都很厉害，安定后也没有大的恢复。据书载，当时科差繁重，而且戍甲往来扰民甚重，军官或“抑良民为奴……”，使成都人民始终生活在痛苦之中，成都城也再度衰败。公元一三五七年（元朝末年），四川政权转移到一个湖北起义农民明玉珍手里。一三六六年明玉珍去世，其子明升承继，至一三七一年为明所灭。到一三七三年，明朝曾两度修复颓圮不堪的成都城墙，大致仍照唐宋时的规模。只是唐宋时在正北、正西和南面是两重城墙，故有子城、罗城之分，而从明朝起，便仅有一道砖石土混合砌筑的城墙了。
公元一三七八年，朱元璋封他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朱椿又在一三八○年大修城墙，并派人在五代前后蜀国宫苑遗址上，即摩诃池的东边（解放后成都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修建了一座藩王府第。其规模虽然比五代时的宫苑小，但以如今的街市情况来考察，北起今骡马市街，南至今红照壁街，东至今西顺城街，西至今东城根街，恰在城中心占了相当大的一个长方形。藩王府有两道城墙，内城墙在目前正在恢复的御河内沿，正南有三洞城门，其中的端礼门上有两重城楼（“文革”中被拆除）。城楼后有十几座大殿，崇楼杰阁蔚为壮观。外城墙名夹城，只有东、北、西三面，用来隔绝平民百姓。内城之外夹城之内为园苑。内城端礼门外有拱桥三道，跨于御河之上。其南还有大桥三道，跨于金河之上。当年东御街口上有鼓吹亭两座，名“龙吟”和“虎啸”，后被毁，一九五二年修建人民南路时始发现二亭石基。三桥之南有长达二十余丈的影壁一座，故此街称为红照壁，在一九二五年为军阀拆卖无余。
从明朝起，成都又渐渐繁荣起来。丝织特产在元朝也未消弭，到明朝因民生安定，需要量大，便又兴旺了。其它许多内外销的手工业品也是这样。虽然明朝二百七十五年间，在四川别的地方发生过几次战事，但成都还是平静的。故这里的官署寺庙、园林名胜一般地都修得很好，尤其在今天的华西坝和新村一带的中园，当时最为有名，梅花极多，并有唐宋遗留下来号称梅龙的古梅。这些大型建筑，成为那时成都城内的主要景观，除藩王府占去一大片地面外，东城一个大慈寺就有九二六个院落，西城一个圣寿寺则占去今天少城南面的一大半，北门除了五担山和今天的文殊院外，东北角还有一个绝大的益州书院。再加上又大又多的官署，民居和街市就占地很少了。以此估计，在明朝算是复兴了的成都，它的人口也不过十五万多。
公元一六四六年，成都又经受一次大灾难，事起张献忠。时值明末，天下大乱，张献忠拥兵占领川西，但大半个四川仍为土豪据守。张献忠不但不能去征讨，反有被围剿赶走之势。此时，清兵业已进入山海关，与张献忠同时举事的李自成退出北京，撤向山西、陕西，并有向湖北发展的意向，张献忠便准备率军去湖北与之会合。而张献忠这个所谓“农民起义”的痞子，流寇，土匪成性，故在其败走撤退时，不留一人一物，实行了一套比“三光政策”还更“彻底革命”的措施。一六四六年初，他开始有计划地将成都和川西平原上所有未曾跑散的人民都集中起来，一起带走，把所有城墙拆毁，所有房屋烧光，成都被他彻底破坏了六个月后几成废墟，只剩下五担山和金河这些无法变更和拿走的自然景物。至于人文古迹，也只残留了明朝建设的藩王府端礼门，金河上的三座大桥，以及桥南的两座大石狮和一道影壁；还有些明代以前的铜铁佛像等古迹，大抵在张献忠攻入成都时埋藏在地下，得以零散地保存了下来。史书记载：公元一六四六到一六五九的十三年中，成都一片荒芜，只有野兽出没而无一人生存。一六五九年清代四川巡抚高民滕奏请将省会由阆中移回成都，这里才重新有了人烟，城墙和房屋才因陋就简地逐渐修建。到一六八三年，据当时可靠的记载：由于奖励外省移民来此，才使城内“通衢”有了“瓦屋百十所”和一些茅竹房舍，“而北隅则颓垣败砾，萧然瘆人”。这就是大破坏之后三十七年的景象。又经十五年到公元一六九六年，距大破坏已五十余年，据记载，成都的“人民廛市”已增多，然而也不过几千人口、数百瓦屋而已。
清代，成都在休养生息中逐渐发展，到公元一七一六年，才陡然加快了发展进度。其原因，一是地方安定，出产丰富，适于人民居住；二是外地来此的官吏、商贾，因交通不便，来了就不愿再走；三是这一年清朝为征伐西藏，从湖北荆州调来满洲蒙古兵二十四旗，一千五百名官兵连同家属共约六千人到成都驻防，使人口骤增。及至公元一七七五年清朝对大小金川的用兵和一七九一年对廓尔喀的用兵，以及前后十几年川北、陕南、鄂西的镇压白莲教起义，成都一直是大后方的兵粮转运点。求名、求利、求安定生活的，都麇集于此，又使成都很快复兴起来。此距大破坏之年，已经历一百四十五载。
到一九一○年，成都做了一次户籍调查。虽不很精确，大体还可靠。据正式发表数字，城内人口为二十七万七千二百零三人，城外人口（主要在北门外、东门外，南门外较少，西门外更少）为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一人，共计三十一万四千九百七十四人。城内不过二十七万多人，已显得十分拥挤，许多园林胜地都被改成住宅，许多菜园荒地及城脚淖坝也都变成了低帘矮户、简陋污秽的小街巷。由此更足证明，唐宋明三代成都繁荣时，人口也超不过十五万。
公元一九一二年推倒清朝专制统治后的三十八年中，成都的变化越来越大，渐渐有了一些小型的机器工业，如兵工厂、造纸厂、造银元铜元的造币厂等，也渐渐有了一些现代设备，如有线电报局、发电公司等，但毕竟由于没有铁路，没有重工业，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此后各路军阀争战不休，又给成都带来一定破坏，但它仍在发展变化，仍是西南重镇。抗日战争中，西南地区成为大后方，不少学校迁来成都，人口骤增至六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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