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文革成为御用棍子，不知道害死多少人的戚本禹，近年在香港出版文集，不仅毫无忏悔之意，竟大骂改革开放是反共反毛的右派，遗憾当年没有消灭他们。
戚本禹。（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文革流星戚本禹（1931～），蹲秦城十八年，一九八六年出狱，蛰伏上海图书馆收藏部，“演出”早已结束。偏偏他最看不上的资本主义渊薮香港，还有出版社惦着他的“峥嵘岁月”。天地图书公司二○一一年出版他的《评李秀成》，收入他一九六四年搅出“叛徒”大潮的两篇文章及〈李秀成自述〉（包括影印原件）。
八旬出集，还是这种惹出政治大祸的文字，按说多少会有一点“晚年悔少”，至少应该有点总结历史的态度。可出于“阶级立场”，戚氏并无此意，仍以毛泽东“十六字批语”为自己撑腰，坚持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等赤左逻辑，还在运行文革思维。二○○九年撰写的序文，以坚决捍毛形象自居。序文尾句：是啊，对待这些反华、反共、反毛的右派，我们是太缺乏警惕了！
香港出版社真正尊重作者“言论自由”，没删去这些“反动言论”，使国人与闻这位文革弄潮儿的晚年真声——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他的毛主席。他最后的遗憾是当年对“右派”太缺乏警惕，未能宜将剩勇追穷寇，将他们彻底消灭，以致“右派”翻转坐大，搞出今天的“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真的复辟了。
一九六四年笔者十岁，与闻戚名与他这篇评太平天国大作。稍长成，不解陈糠烂谷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何以那么热。这次精读戚集，尤其读此氏两篇“成名之作”，恍若隔世。当年那么神圣发光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无产阶级革命”⋯⋯已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矣！不过，这位当年的戚御笔却还在熟练操用赤左意识形态，还以毛左斗士自豪，提醒国人“警惕叛徒”！
批李秀成，为老毛倒刘所用
戚文〈评李秀成自述〉载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历史研究》，引起争议后，毛泽东于一九六四年春批出“十六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毛泽东因势利导，借题发挥，晚年一招一式，无一不服务于“党内阶级斗争”。掺乎李秀成叛徒问题，当然是看上“农民起义”、“叛徒”、“晚节不忠”这些与中共的暗合处。
一九六四年，老毛已下决心扳倒刘少奇，已在酝酿政治大动作，开始将“反修”定为全党中心任务。名义上反苏修赫鲁晓夫，实质“意在刘公”。但刘少奇根基深厚，其白区地下党大多知识份子出身，多为中央或省市大员。毛当然知道抗战前刘少奇的北方局有六十一人写了反共自首书出狱：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杨之华、廖鲁言、魏文伯、冯基平⋯⋯白区多叛徒，抓“叛徒”，正好符合倒刘的“挖墙角”，正合朕意。评古寓今，用“叛徒”说事儿，抽紧那批写过自首书的白区干部脊梁骨！
戚文正好赶上毛的政治节拍，就像毛泽东需要王进喜证明“工人阶级火车头”、需要陈永贵证明人民公社优越性、需要吴桂贤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需要王洪文这样的文革干部⋯⋯否则，怎么会突然看上这位高中生小秘？只有成为毛棋盘上的棋子，才可能有接下来的“知遇之恩”——毛泽东对戚说：“我写了那本《新民主主义论》，这本《文化大革命论》要由你来写了！”戚的锋头一时盖过张春桥、姚文元，迅速窜红，出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副总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毛泽东大秘。陈伯达、康生要见毛都得通过他，权重一时。
文革初期，北京民族文化宫武斗，吴德去了都制止不了，反困其中，戚本禹一个秘书找了两派头头，一报身分，武斗立停。吴德感慨：“我一个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说话还不如人家的一个秘书顶用。”（《吴德口述》第41页）
戚本禹当年不清楚毛的政治部署，今天则无论如何都清楚了，但他对此就是不著一字，仍以文革逻辑作结，奈何？
毛擅改党史，抓叛徒整死人无数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奸佞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一九三六年报纸影印件。毛未批复，留中不发。此时，毛对刘虽已亮剑，但彻底倒刘时机尚未成熟，仍须“清君侧”，刘在各省市的根须尚未完全打倒。
“六十一人自首出狱”，经当时中共一把手张闻天批准，完全合乎手续的“组织行为”。当红卫兵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赵林，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复电：“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审批，附信：“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请示。
但为打倒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复〈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及附件，将此前已定性的“自首出狱”重新定性“自首叛变”，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发至全国，各地旋即刮风“揪叛徒”，从北京到省市地县成立各级专案组，大揪叛徒。四月，华东局将“著名党员”陈琏（陈布雷之女）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十一月十七日陈琏遭大会批斗，十九日深夜从十一楼跳下自杀。全国至少六千余中高级干部受审查，农业部长廖鲁言、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瞿秋白妻杨之华等被折磨至死。文革初期，戚本禹亦积极参与“揪叛徒”。
《评李秀成》戚序对文革无一悔语，对当年依靠政治暴力压服论敌，亦无一字忏悔，还在声讨周扬“太霸道”，陶醉于“能引起两大革命领袖（毛周）的关注，值了”。只在“附录·说明”中对当年为他所伤的罗尔纲（1901～1997）稍稍示歉，但不涉政治，只说罗尔纲对《李秀成自述》的一些具体考订。尽管戚翁未言其他，但谁都明白这短短十余行字，乃戚翁对罗尔纲的“最后姿态”。在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看来，能够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弯腰示意，已经很有风度很那个了。
罗尔纲一生研治太平天国，功力深巨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后耗时四十九年，戚本禹不过一“革命战士”，阶级感情有余，沉淀研学不足，出狱后也未继续太平天国研究。失却政治动力，小戚已无兴趣再研究太平天国，李秀成是不是叛徒亦无关宏旨。当年因学术问题政治化，小戚显赫一时，一颗文革小流星吧？
痛斥李志绥，否定大饥荒
按说，戚氏短短四年“人生得意”换来十八年秦城铁窗——“请假检讨”，以及晚年负名“文革余孽”，所遭之罪并不低于“右派”“叛徒”“走资派”，也是极左思潮受害者，对极左赤潮应该有所反思。尤其对杀伤力甚大的“少作”，应该有点认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红旗》第十三期〈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戚攻击翦伯赞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乃“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赞。
一九六六年第七期《红旗》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红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当年小戚“佳作”迭迭呵！可戚氏就是咬定赤潮不放松，晚年仍“阶级立场”坚定，打烂屁股还提裤护毛（毛御批送他入秦城），认定邓小平叛徒一个，中国已资本主义复辟，坚决要求回到毛时代。还要人们“警惕呀”，好像还有人会认同他的马列主义与“继续革命”理论。
《明报月刊》一九九六年六月号载〈御笔痛批御医〉，戚本禹在痛批李志绥的同时既否定大饥荒，也否定毛独裁——
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
沉舟侧畔千帆过，且不说文革，马克思主义都已金光黯淡，旗折魂失。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暴力革命，这些赤货已被实践证谬，绝大多数赤国赤党都修正抛弃。难道历史还可能转回戚氏当年的“峥嵘岁月”么？虽说一代有一代的思想，每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像戚氏这样坚定保持“革命者气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算一道文革遗景吧？
李秀成叛徒问题：毛的极左史观
根据《自述》，李秀成押禁囚笼，奉承乞活，“心悔未及”，以招降长江两岸太平军残部求赦，气节有亏，确为事实。不过，要求面对屠刀面不改色心不跳，要求李秀成拥有“无产阶级革命者气节”，既超越人性本能也超越历史可能。罗尔纲的“诈降说”，也是当年赤潮高压下逼出来的产物——必须为负面农民暴乱寻找正面论据，英雄人物更不能蒙尘，必须通体金光闪闪。
周扬等人最初就是持此逻辑批驳戚本禹，周扬打报导给周恩来要求批戚，论据之一：“李秀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页8）当年政治高压下，罗尔纲即便意识到李秀成最后“忠王不忠”，也不敢指为叛徒，担心会背上污蔑天朝英雄的罪名。罗尔纲处处为太平天国及李秀成曲意护短，“《李秀成自述原稿》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与强烈的革命的感情。”阶级分析事实上成为罗尔纲这部心血巨著的“时代硬伤”，后人只能给予“同情式理解”。
今天，太平天国种种暴行一一裸露，神光不再，恢复原评“一场阻拦中国现代化车轮的暴乱”，连整个农民起义都神圣不再，阶级斗争的“合法性”都坍掉了，“阶级分析”徒留笑柄。李秀成是不是叛徒，价值微渺，谁还有兴趣在这儿折腾纠结？惟当年何以折腾出如此动荡，或值后辈史家留足稍顾。
戚氏到底气度不大，这本集子未收入当年批戚文章与相关资料，只有“半壁江山”——他自己的一篇，读者一时难窥全豹。当然，这处“细节”也暴露这路赤色人物的一贯作派——无视对方的“不同声音”。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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