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7月27日讯】我叫李凌，出生于1925年5月，现在已经是80多岁的耄耋老人了。我经常做噩梦，梦境大致相同，总是梦见一下后面有一群恶人拿着刀枪棍棒追我，要打我杀我，我吓得拼命跑。跑着跑着前面就是悬崖，再也无路可逃了，眼见后面的恶人越追越近，我心一横眼一闭纵身跳下……一下子我就惊醒了，心还在狂跳不止，半天才能平静下来。第二天，我的女儿问我：“老爸，昨晚是不是又做那个噩梦了？我听见你又哭又喊的。”我说：“是啊，又是那个噩梦。”
为什么噩梦总是挥之不去？那是因为50年前我被打成右派，受尽了摧残折磨，心灵深处烙下了可怕的阴影。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了解那段痛苦的历史，也许有些人拼命要淡化那个黑暗年代的罪恶；但是，历史不会改变，罪恶总是要清算的。我一定要把那个噩梦年代发生的事情告诉子孙后代。
我是怎样被打成空军头号右派的
1925年，我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父亲是小手工业者，家境贫寒。我13岁那年，家乡沦陷，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先是逃到香港，后来辗转来到大后方云南昆明，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在那里，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了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抗战结束后，联大解散，北上复校，我随着队伍进入北大，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后来，我进入解放区，调入中央青委（即后来的团中央），接受组织分配的任务，到农村参加土改、支援“解放战争”等工作。
1949年，我仍在中央青委研究室工作。不久，领导通知我，建立空军，需要大批知识分子人才，要从各单位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到空军工作。于是，我作为“优秀干部”之一，被组织选调到哈尔滨第一航校担任政治教员，并兼任政治部宣传科、文化科副科长。
1955年，我被调到军委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社，担任政治组组长。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作动员报告。他传达中央整风的精神，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共产党要听取不同意见，哪怕骂自己的难听的话也要听，从中可以发现问题，改进工作。他还检讨说，自己脾气急躁，常常骂人，影响很不好，希望大家，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带头，贴大字报，给他提意见，帮助他改正缺点，等等。
当时空军党委要办一份专门给空军高级领导干部看的《整风简报》，要我们政治组的分头到空军所属各机关看大字报，参加座谈会，把大家意见收集上报，登在《整风简报》上。于是我们分头到各单位了解情况。大家普遍反映说，刘司令员的报告态度很诚恳，很受感动，于是他们打破了顾虑，说出了原来不敢说的心里话。建筑部有一位工程师挨过刘司令员的骂，刘说要枪毙他，从此他就很害怕，不敢见刘司令员。有不少同志都有类似的经历和感觉，因此希望刘司令员“如冬日之可爱，不要如夏日之可畏”，等等。
有一天晚上，政治组的人回来一凑，许多单位都有类似反映，于是大家说，我们应该响应刘司令员的号召，贴大字报，希望能早日引起刘司令员的注意。把大字报内容凑齐后，谁署名? 这些人过去都因为家庭、历史等问题挨过整，被斗怕了，都不敢署，就说：老李，你是组长，是我们的头，又是老党员，什么问题也没有，你署吧! 我们支持你! 我当时只觉得自己是出于爱护党的忠心，就署上自己的名字。却不知由此惹出大祸，使我痛苦终生。
这张大字报题为《向刘司令员吹些和风细雨》，因为前些天《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题目为《整风要和风细雨》，我们就跟《人民日报》学，而且内容也真是和风细雨。主要是请刘司令员向毛主席学习，少发脾气，少骂人，所用的语言也几乎是刘自己检讨时说过的话，只是多加了建筑部那个工程师发言的例子。
我的大字报贴出两三天后，空政大院内就贴满了大字报，铺天盖地，一致声讨我这个右派，把我先后关在地下室和楼上的一个废弃了的厕所里；怕我跳楼自杀，还用木板把厕所的窗子钉死，派卫兵在厕所门口把守，开大小斗争会，把我像排球那样摔来摔去。
先定了性，再找证据。这是过去搞政治运动的一个常用手法。刘亚楼、吴法宪他们从我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方面找不到任何毛病，就从我的“现实表现”中找到两个“罪证”：其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其二是有一系列反党的理论和纲领。
罪证之一：五十年代初期，为了能阅读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的原著，我刻苦攻读俄文，1955、1956年我翻译了两本俄文书籍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名分别是：《成长中的一代》和《捷克斯洛伐克青年》。为了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写了《论公私合营企业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定息的性质》一文(此文长约8000字，《大公报》1956年12月23日发表，《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4期转载)。
1957年初，空政机关评先进工作者，因我工作一贯表现好，且翻译出版过书，又有政治经济学论文发表且被《新华半月刊》转载，是“向科学进军”的成果。于是把我选为先进工作者，戴大红花，到中南海怀仁堂，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下敌机的战斗英雄们一起受到毛、朱接见。
不想，仅仅过了几个月，我这个先进工作者却变成了右派，原来受表扬的先进事迹也被当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追求名利的“罪证”。在批判我的大会上有人说我因个人名利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发展到反党，云云。同一件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罪证之二：刘、吴派人打开我的抽屉，搜出我写的6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前面提到的关于论定息性质的已发表的文章，另外5篇，有一篇是我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笔记，其中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矛盾不会转化为对抗”的论点提出质疑。另外4篇是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当时中宣部办的理论刊物《学习》杂志正在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写这些文章，是为了参加争鸣。文章的主要论点是：
1．社会主义社会应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但又要注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
3．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如科学家、艺术家等或因负担的责任重，或因贡献大，应该多分配，但不能过多，否则就会脱离群众；
4．城镇的职工劳动创造的价值比农民大，又全是商品性消费，因此应分配多一些，但不能过多；
5．我研究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文件。文件规定，以后五年职工与农民的收入平均都增长25％一30％。我认为，都能增长固然很好，但工、农的收入基数本来不一样，如果都按同样百分比增加，过一定时候，工农收入的绝对差距，就会扩大。工农收入，城乡差距越来越扩大，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会影响大量农民放弃农业、拥入城市……
上述5篇文章都是初稿，没有发表。他们把这些文章搜出来，我心中还暗暗希望，领导上可以了解，我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巴黎公社原则(即官员收入不应高于工人)，到共产主义社会工农、城乡差别应消失，联系中国实际研究问题而写的，不是反党。可我太天真了！他们把我的这些文章当作我反党的罪证，当作我的反党纲领和理论。批判大会上，说我胆敢对斯大林的“伟大著作”提出质疑，真是胆大狂妄；说我关于分配问题的文章是在挑拨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挑拨工农关系，简直“罪大恶极”。我的罪名因此升格，从右派升为“极右”，亦即空军“头号右派”！
在空政大礼堂，在吴法宪的主持下，召集军委空军、北京军区空军和南苑空军部队所有知识分子共一两千人，开了整整6天批斗我的“反党纲领”的大会，不容我做任何分辩。
比起其他兵种来，空军知识分子特别多。他们是把我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的典型来批斗的，有“杀一儆百”的意思。发言的都是各部队的宣传部长、宣传科长和理论工作者。
有一天，在散会走出会场时，有一位刚在会场上批判过我的宣传部长迅速地走近我的身旁悄悄对我说：“你的文章都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批判你是不得已，是违心的。”说完马上就跑开，消失在散会的人群中了。这使我感到一丝安慰：到底有了解我的人!但我也知道，在当时气氛下，谁也不敢公开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否则，他自己也会被打成右派!
为把我搞臭，刘、吴把我写的几篇文章都印出来，装订成16开杂志大小，印发全军。其中一份也装进我的档案袋。在1979年为我平反时，我的这些“罪证”也退还给我。这使我在22年之后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思路，抚摸至今还滴着血的心灵的创伤。
我被定性为空军头号右派以后，宣布开除我的军籍和党籍，每月只发生活费20多元。我心如刀割，天啊! 我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十多年，如今竟被开除党籍!
我还从报上知道，我在白区工作时的战友，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的袁永熙以及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都被打成右派! 后来还知道，在校长蒋南翔的主持下，一个清华大学竟打出469名右派分子！四位曾经是西南联大的教授，除一位幸免外，其余三位，即费孝通、钱端升、潘大逵都被打成右派!
北大荒劳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958年春，我被两名持枪士兵押送，发配北大荒劳改。途经哈尔滨，我的同学、好友李晓(李曦沐)闻讯到哈尔滨火车站来看我。当时我是犯人，不能和一般乘客那样在火车站候车室，只能在霁虹桥下面铁路边上一个大约只有二三平米的扳道岔工人的小房子里等。他千方百计找到这里，我只能对他哭，有持枪士兵在旁边，不敢多说话。他也只能鼓励我要好好劳动，改造自己，就痛苦地告别了。他当时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副秘书长。那时，右派像麻风病人一样，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以他的身份来看一个右派，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的。诚挚的友谊使我终生难忘。
想起1949年12月，我满怀豪情，到哈尔滨航校担任政治教员，在此后数年中曾多次带领即将当飞行员的学生去参观，经过霁虹桥，万万没想到几年后却以“犯人”的身份哭着在这里和好友告别。
两个士兵把我押送到北大荒虎林850农场云山畜牧场第三生产队。我的身份是被监督劳动的极右分子。中午到达，还没喘过气来，队长就交给我一把大铁锹，命令我按规定尺寸挖土，挖成一方方的大土块(相当于砌房用的砖块)。然后叠起来作墙，木结构，茅草作顶，下雨漏水，这便是我们自己动手盖起来的“干打垒”的住房。床是垫上草的大连铺，每个人所占宽度约40—50厘米，睡觉时一个人想平身睡，旁边两个人就得打侧身。冬天时，几十个人的大房子，只有一个小火炉，四面透风，外面大风大雪，室内温度接近零度。每天劳动十五六个小时，累得腰酸腿痛，走路也打瞌睡。开始时，玉米高粱饭还能吃得饱，后来粮食越来越少，一个月口粮标准从30多斤下降到18斤。棒子面粥稀得照得见人影。午、晚饭就是两三个小窝头，就一点咸菜，根本吃不饱，真是饥寒交迫。
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队长、指导员经常训斥：“你们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你们不但要用汗水来洗清自己的罪恶，还要向党交心，互相监督，用行动来证明对党的忠诚。”这就是号召互相告密。
我记得有一个夏天的中午，我们班被派去锄玉米，玉米已经长得一人多高了。当时天气闷热，大家光着膀子干，玉米的大叶片满是毛刺，把大家弄得很难受，又热又累。大家请求班长(也是右派)休息一会儿，班长看着望不见边的玉米地，怕完不成任务，一次又一次请求，他都不肯答应。大概后来他自己也受不了啦，就同意大家歇一会儿。几个“右派”围坐在一起，有人忽发奇想说：这时要有一瓶冰牛奶喝喝就好了。有人说，不必牛奶，有瓶汽水就行，有人说有根冰棍就行，有人说有杯水就行……没说两句，班长就吆喝：“起来起来，别在这里精神会餐啦，快起来干活!”大家挣扎起来又去锄地。
没想到第二天清早集合时，指导员训话：“你们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你们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有人还梦想喝牛奶、汽水，吃冰棍，不死心，梦想恢复你们失去的天堂，过资产阶级生活，休想!”“我们掌握着你们每个人的思想，谁说过什么话，我都记在本子上，你们能不能摘右派帽子，就凭我们一句话!”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威胁。我知道，昨天的“精神会餐”被什么人告密，作为自己向党交心的立功表现了。自此以后，我们之间，只有闭嘴，沉默，不管多苦多累，不管内心多痛苦，多委屈，也不敢叹一口气，即使对最熟的人也不敢说一句真心话。一群人像一群衣衫褴褛的哑巴。
当时，我们甚至有点羡慕在附近劳动的其他劳改犯。被判到北大荒劳改的大都是反革命，杀人、强奸犯，判了重刑，但到底有一个期限，而我们何时摘帽，则是遥遥无期……有一次，派我们去烧炭，这是新活，谁也不会干。领导就派一个劳改犯当组长监管我们。对着一片水曲柳、山核桃和可以制造军用装备的黄菠萝木，我们问组长，这些都要锯下来烧炭吗?太可惜了!这就惹恼了他：“叫你锯你就锯，别说三道四。别看你们过去是老革命，我是老反革命，今天你们归我管!你们能不能摘帽子，就凭我一句话。”这一句话，就像唐僧的紧箍咒，一念起来，使我们人人恐惧。不几天，大片大片的好林木都被我们锯倒，烧炭了。后来听说，农场发不出工资，为了创收，就下令把这些珍贵木材当烧炭材料。炭窑都在山上，烧出来的炭装在草袋里，担到山下，一路上跌跌碰碰，整块炭变成了碎炭，不值几个钱，而大片好森林却毁了！
北大荒确实土地肥沃，千百年没有垦殖，野草长了又烂了，在地里形成厚厚的草炭肥，听说几年不施肥都可获得丰收。我们4月间刚一来时，看见大拖拉机拖着两台24行的播种机在广阔的平原上播春小麦，心中确实高兴，即使再辛苦，也愿为国家多打粮食贡献力量。但按一般气象规律，这里秋天收获时却是霪雨季节。我们这个农场的土地太平坦了，有些地方甚至有大片洼地，水排不出去，眼看金黄的麦子泡在水地里。原来准备用联合收割机收割的，但因地里积水，机器进不去，只有靠人割。这可苦坏了我们。每人分配几十亩的任务，累得腰酸臂痛，抬头一看，还是无边无际，一片麦海。完不成当天的任务就不能回去，累极了就只得趴着，跪着割、拔……原来是准备用机器脱粒的，现在机器进不了地，就只好把割好捆好的麦子在地里堆放成麦垛，割完后用人力背出去脱粒。这时已经割麦一两个月，麦垛里藏着一窝窝老鼠，麦粒早喂肥了老鼠，所剩无多。而我们一年的辛苦——竹篮打水一场空!对于农场来说，我们这些右派是不用付工资的，是可以奴隶般地使用的队伍，小麦失收烧炭补，这就是农场的如意算盘! 但是前面已说过，空毁了大片好森林，烧炭还是所得无几。
听说以前就有人认真调查过，认为这里地势平洼，而收获季节又多雨，应该先挖排水沟，再播种，但被认为是思想右倾。于是急功近利，先播种，结果吃了亏。总算使一些人认识到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于是决定在冬天不长庄稼时挖排水沟，任务自然又落到我们右派队伍的头上。
北大荒土地广阔，听说拖拉机开荒，晚上一直往前开不转弯，到第二天天亮才停下来，再往回开。在广阔的土地上挖排水沟当然就越挖越远。生产队住处离工地十多里甚至二三十里。老右们就不能在生产队宿舍睡觉。吃饭可以由生产队送，睡觉则只能随着工地进度往前进，即隔几天就要“搬一次家”。这种“搬家”是很特别的。每个“班”(约十来个右派)要搬的头天下午，监工头就派两个人拿着一把大锯，一把镰刀到前面几百公尺外的地方，锯几十根一人多高的木头，再割草把木头“人”字样捆起来．搭成马架式窝棚，再割些草垫在冰冻的土地上。待到天黑以后，这个班的人就陆续背着铺盖卷赶到，躺下就睡，这就算搬了家。由于任务重，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分别拿着铁镐、铁锹，推车赶到工地开挖。北大荒天寒地冻，真是冰冻三尺，三尺还不止。一大镐抡下去，在冰层上只起一个小白点，而每人每天的任务是五方土，在大跃进的年头，队领导逼着我们“放卫星”，于是任务增加到十方、十五方……“完不成任务不准睡觉!不准吃饭!”“你们还要不要摘帽!”一句话把我们镇得心惊肉跳，不管多苦多累，跪着、爬着也得干。快半夜了，自己睡够了的监工放话：“回去吧，今天没完成的任务，明天补!”大家回窝棚，满身泥巴，穿着脏衣服和烂鞋子，爬进被窝倒头就睡，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野外，有时冻醒，寒彻入骨。被窝还没有捂热，只躺三四个小时，天不亮就被赶起来干活。几个月不洗脸不刷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个个活像野兽!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想快死!
死，是唯一的解脱!是一个叫小安的难友的死给我的启发。
小安，来自中央某机关的一个右派，年纪很轻，大约只有二十出头，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身体瘦弱。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奉命上山伐木，还要套上牛车把木头拉回来给伙房烧。这时是初冬，北大荒的山上已经有积雪了，山很陡，路很滑，下山尤甚。我们锯完树，两个人一组，把长达六七米的大树扛上牛车。小安和另一个难友扛一根，大概因为木头太沉，又因长期吃不饱，不够睡，小安一下滑倒，沉甸甸的大树压在他身上，他满脸鲜血，脚也崴了，顿时人事不醒。我们赶紧把他抬上牛车，送回队部。队里的“医生”(实际上只是个卫生员)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给小安抹去脸上的鲜血，脚上涂点松节油之类，就算了事。队长又赶我们回到山上，把木头拉回来。后来听说小安在队里呆了两天，发起高烧，才送到场部医院，医生说“晚了，晚了”。不久就听说他死了。对农场和生产队来说，死了一个右派，无所谓。可是对我来说使我震惊和悲痛。后来我想开了，这倒是一个永久解脱的办法，从此我就想法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开始想过触电，但我也知道，触电不一定死得了，只落得个终身残废，而且我也没有机会接触到电闸；接着想到跳水，但一则附近没有河流，二则我会游水，入水后会自然浮起来游向岸边；我也曾想过像小安那样，在山上抬大木头时滑倒，让木头把我砸死。但此后就没有抬木头的机会，而且小安被压倒以后，鲜血淋淋的脸孔长期浮在我的脑海，实在太可怕了。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如果我不是在1959年底第一批就摘去帽子调离，如果我在生产队继续劳动，我就肯定累死饿死了。因为“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人民都挨饿，都是“低标准，瓜菜代”，我们这个右派队粮食就更少(一个月只有18斤定量，副食很少，油脂几乎没有)，活就更累。据曾和我在同一生产队劳动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在1998年出版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记载，许多右派被送去劳改的锦西煤矿劳改队，1200多名犯人，在“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饿死了1000多人!我们这里的右派队伍死亡比例略少一些，据一个队统计，为三分之一左右。
“摘帽右派”仍是右派，就像古代的囚犯脸上刺了字
1959年冬，我和陈瑞金等被宣布第一批摘去帽子，并分配到850农场党校(后改为机械化学校)当政治教员。这所学校仍然有劳动任务，一到农忙就停课，全校师生下田劳动，每天的劳动时间也在10个小时左右，很累。但到底比在生产队好些，而且摘去帽子，思想负担也轻了。让我当政治教员，那是驾轻就熟。但还是饥饿难忍，晚上时时饥肠辘辘，无法入睡。
我记得有一次春节时，上级发下来十粒水果糖，就是那种一分钱一粒的小水果糖。我真想一口气吃完，但一想，不行，只能慢慢吃。以后每天饿极时就舔一舔，一直到“五一”才舔完。学校还学习外地“先进”的经验，搞什么“双蒸法”，据说就是将玉米棒子的芯磨碎、掺上糠和玉米面蒸发糕。第一次蒸熟后再掺点水蒸第二次，看起来，发糕的体积比原来的大些。但粮食只有那么多，吃下去，一会儿又饿了，这等于自己骗自己。
周围的农民早把附近的树叶捋光、树皮剥光，吃了。大家都知道，“人怕伤心，树怕剥皮”，树的皮被剥光，树就死了。但为一时救急，还是剥了。虽然这样，因严重饥饿而得浮肿病的人很多很多，也常听说饿死人的事。北大荒的地很多，而且很肥沃，但是过去不准开自留地，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有的人在房前屋后种了点瓜菜，还被批判斗争，后来饿死的人实在太多了，才放宽了政策，准许开点自留地。从1962年以后，饥饿情况有所好转。
我的学员中有一位原来也是从部队中来的，到北大荒后，曾在农场场部工作过。他听过我的政治课，双方建立了信任。他结业前悄悄地对我说：场部在研究右派摘帽的问题时，看过你的档案。但怎么看也不像右派，而且农场要建党校，需要政治教员，所以就把你的帽子摘了。
我们这个右派生产队共有四五百名右派，大部分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包括文化部、文联、教育部、一机部、交通部、新华社、大公报等，军委系统的只有我们几个人。后来又有几个退伍军官因“说错”话，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此，这里的军队右派就多了起来。按规定，中央机关来的右派，一般都要回去，或到别的地方继续劳动或分配其他工作；而部队来的，即使摘了帽，也只能留在农场劳动或工作。我因此留了下来。
虽然黑暗恐怖笼罩在头上，但是人间仍有温情存在。使我十分感动的是，我联大的好朋友黎章民(时任音乐出版社的社长、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对我特别关心，时时写信来温暖我的心，出版了好的新书他也寄来。他知道我在北大荒挨饿，有一次说要寄食品来，我马上回信婉谢了，我知道全国人民都在挨饿，他也在挨饿，我怎能要他的食品呢!
有一次，我接到我爱人的来信，她那时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当编辑。信中说：春天到了，百花盛开。她带着两个女儿到中山公园玩。孩子们到处跑，她自己到树荫处找张藤椅坐下来，泡壶茶，看稿子。对中山公园我是熟悉的。接信后，忽然浮想联翩，一夜之间，写成一首自度长短句：
暮春三月，寒潮过罢，骤暖京华。一夜惊醒，千树万树梨花。中山园里，水榭堂前，风景如画。群莺乱舞丁香架，烟柳画桥雪山茶，游人如织，春装婀娜。不负那，艳阳天气，锦瑟年华。
争得一席地，傍着绿窗纱。一张藤椅一壶茶，斟酌再斟酌，文章传海内，一字不能差。任孩儿们烂漫玩耍。眼前景物千般好，压倒群芳，还数那，明眸皓齿，一对姐妹花。
可惜，那人在天涯，不然共泛兰舟，到柳荫下，却问人面好还是桃花?
怎生图将好景，和这番心事，一一告诉他；又只怕，画里的柳丝，系不住游子的心猿意马。牵挂，牵挂，越发想回家。
这首自度曲是我一气呵成的，兴之所至，随意拈来，根本不考虑什么格律音韵，满篇都充满着愉快乐观的情调。其实当时我内心正充满着悲伤：被开除了党籍，前途未卜，今生休矣! 还株连到爱人和孩子们。写这样的长短句，也只是想自我麻醉，苦中作乐，自我“精神会餐”而已。其实当时我心中常常默诵的是最能反映我悲苦心情的另一首古诗：“枯鱼过河泣，后悔复何及。寄书鲢与鲂，相戒慎出入。”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调整政策。由于我已摘了帽子，为照顾我的家庭，北京市委同意1963年9月把我调到北京通县麦庄公社任秘书，一直到1978年，在通县呆了16年。
这期间，我继续有劳动改造任务，工作主要是催耕催种和做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被当作“死老虎”(摘帽右派也是右派)批斗和强迫劳动，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满面流血。
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彻底平了反，噩梦年代终于结束了。整整22年啊，人一生最好的时光，就在最黑暗与最痛苦的煎熬中挨过了。而比起许多已经死亡的难友，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都是幸存者。
2007年是反右50年，想起当年我就禁不住心惊肉跳，悲愤满腔！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控诉那个黑白颠倒、人性灭绝的噩梦年代。今天我的最大心愿就是：罪恶一定要清算，教训一定要总结，让悲剧不再重演，让灾难远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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