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6月03日讯】我1931年11月23日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1952年7月毕业于江西省九江市师范（中专学历），1953年10月毕业于江西省中资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大专学历）。1953年11月分配到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中学任理化教师。1957年8月与戴蓉蓉女士结婚。
1957年9月中共弋阳县委召开整风座谈会（传达毛泽东“言者无罪”座谈会。），要求到会代表对县委、县教育局、县工会、学校行政提出意见和建议。我在会上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和意见。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10月份，我被隔离审查，罪名是反对党、政、工、团。我父母膝下只有我这一个儿子，父亲因病早逝；只留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听到这个厄耗，母亲吓得不省人事；没过几日，我的慈母在1957年11月29日带着恐惧和不解与世长辞了，享年只有57岁。1957年12月我被划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3月28日我被处罚，罪名是“拒不认错”，送劳动教养，押送到江西彭泽县的芙蓉劳改农场。1958年5月戴蓉蓉女士为我生下一女（名叫罗云霞），由于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年轻的她无力独自抚养女儿，在女儿刚满月时便送到弋阳县缪家村一缪姓人家中收养。因我女儿罗云霞是右派之女，在农村备受欺辱。由于缪家子女多，生活也比较清苦，无力送我女儿去读书受教育，可怜她一天书也没读过，直到1984年才回到我身边。
我于1959年10月转送到安福教养所，1960年10月又转送到东乡钢铁厂（劳改农场）。1961年12月戴蓉蓉女士忍受不了这种夫离女散的精神折磨，加上组织上又经常做其思想工作，要她与我划清界限，年轻的她遂提出离婚。我虽万般无奈，但想到她的痛苦和无奈，只好忍痛同意离婚。
在这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日子里，心灵上的痛楚是无以言表的，而在劳改农场里干的体力活也是无法忍受的。体力极度透支，温饱都难以保证，更谈不上营养，从而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于是在东乡钢铁厂炼焦楼3楼纵身一跳，以了此生。但事与愿违，从三楼坠落时被一凉棚挡了一下，只把左腿摔成骨折，腰椎骨骨裂，生命却无大碍，但病根却一直跟随着我，时常腰腿疼痛。好好的身体毁坏了，孑然一身的我越想越难过，想死的念头一直挥之不去。有一次趁人不备时，往防跑电网上撞，也许是命不该绝，刚一撞上，电就停了下来……经过这一系列的打击后，我也想通了，既然死不了，那就“好好地”活着吧。于是安心在劳改工厂进行“改造”。到了1962年12月又转送到新建县成新农场南湖分厂（劳改农场），1963年4月15日摘掉“右派”帽子。1963年11月释放回原籍江西省九江市。
回到九江后，因为是刚从牢中放出来的，到处遭人白眼，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只好以卖苦力讨生活。到处借宿，赚得一餐吃一餐，没钱就饿一餐，反正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就这样风餐露宿过了5年。到了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又被押送到瑞昌县山区接受农民再教育。
1972年8月，我因病回城。回九江后，还是找不到工作，最后还是拖板车卖苦力为生。1973年9月与丁玉珍女士结婚（丁玉珍女士带有1儿3女，4个孩子）。1974年12月，丁玉珍女士为我生下1个男孩，取名罗志清，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望着襁褓里可爱的儿子，我又高兴又难过，因这时我已经45岁了。好在妻子是个能吃苦又贤德的人，我夫妻二人齐心协力共同以拖板车卖苦力抚养5个子女。直到1978年3月，经同学介绍到九江化学纤维厂子弟学校任代课老师。
1978年12月25日，接到上饶市弋阳县中学通知去核对“反右运动”事情。在弋阳县我找到失散20多年从未见过面的女儿。1979年底接到正式改正文件，恢复公职（恢复工资待遇），就地安置到九江化学纤维厂子弟学校担任教师。1991年12月退休。
我打成右派时，是在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中学。当时的校长是李向阳和占天权。
（本人口述，女儿海本红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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