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共产主义社会”挨饿的经历

2012-06-16 12:50 作者: 李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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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豫北某地一大型棉纺织厂工作,一次干部会议上,一位张姓领导在讲话中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啦!再用社会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就落后啦……”,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上大学时,向苏联是一边倒,“苏联老大哥”啥都好,你要敢于说个不字,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教材是毫无例外地照搬,政治课本就是《联共党史》。当时记得其中谈到过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有两个条件:一是物质极大的丰富,二是思想极大的提高,现在二者一个也不具备,怎么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啦?怎么“苏联老大哥”教科书上的话也不算数啦?不过,在那个年代里,也只能是心里想一想,绝对不敢提出质疑。既然说是到了共产主义,我就谈谈那几年过“共产主义社会”的滋味吧。

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挨饿。粮食定量是每月25市斤(其中细粮1斤),油1两.。单身,吃食堂,清水煮菜,见不到油星,更见不到肉。平均每天不到1斤粮食,肚里又没有油水,年轻小伙子饭量大,天天饥肠辘辘。进入五九年后情况更糟,不仅粮食少发1斤(名为节约),一天多的口粮,在当时是天大的事情。同时粗粮又换成了豆饼面,吃下去之后胀肚放屁,所提倡的瓜菜代的瓜菜也极少吃到了,为了填满肚子,白菜疙瘩、干白菜帮子、玉米芯子面等,逮着啥吃啥。业余时间只要不开会就是睡觉,多数星期天是一顿饭,饿的骨瘦如柴。当时人们到一块的唯一话题就是“吃”,最大希望就是能吃上一顿饱饭。五九年的一天,机会终于盼到了,厂方组织去农村劳动,午饭放开吃,这一下大家欢呼雀跃。人民公社送来的是黑窝头,咸菜,白开水,大家蜂拥而上,抓着就往嘴里塞,狼吞虎咽,有的噎的抻脖子瞪眼,虽然上面趴满了苍蝇,也是视而不见。黑窝头每个足有一市斤,吃的时侯不时发现有死苍蝇,吃到了就抠出来,甚至还吃到了一个死蝎子,也是抠出来继续吃,当时根本顾不了那么多。我一口气吃了四个之后,还想接着吃,这时犯起了嘀咕,别撑死了!于是不甘心地停了下来。幸亏没有喝水,即使如此,肚子依然难受了好几天,并终身落下了胃病。这件事至今想起来还是后怕,如果当时随即喝上一碗水想来必死无疑,像这种情况撑死(实质是饿死)的,我知道的就有。什么叫“饥不择食”?我那时是切身体会到了。

纺织女工的情况就更糟,早、中、夜三班倒,上夜班时,白天很难睡好觉。工作环境差(夏天温度高,一般在摄氏38度上下,一年四季湿度大,空气污浊,噪音大),劳动强度大,机器24小时不停(每周20—21个班),一般是每周要上七个班,一个月难得休息一天。班前会、班后会,一般是一天两会,还得提前15分钟做清洁、交接班,简直与机器人没什么两样。像布机和细纱挡车工等为了赶产量,多半是在小跑中干活,几乎个个腿部静脉曲张。在这种情况下,肚子吃不饱,腹内无油水,营养跟不上,致使纺织女工们几乎是全部闭经,所以在1959—61三年中,纺织女工几乎没有怀孕生子的。

因当时没有研究生制度,大学本科毕业就是最高学历,大学生在全国可谓是凤毛麟角,按常理讲,我这样的人,应该有较好的待遇。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同年龄的技工相比,差异就很大。首先是政治待遇: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中坚力量;而知识份子是团结改造(实为奴役专政)的对象,不信任,不重用。工程师本应在技术人员当中晋升,可在58、59年却在技工中提拔了一大批工人工程师。这些人大都是49年前后参加工作的,扫盲班毕业。工程师的头衔,永远也不会轮到我们。其次是经济待遇:(1)我实习期满转正后是技术13级,月工资51元(地区级别提高后改为52.5元),比同年龄的技工少30元。(2)我的粮食月定量是25市斤,比专业技工少10斤。别小看这10斤粮票,在当时,它比30块钱重要的多,你钱再多,没有粮票照样挨饿。像陕西、四川等地,在当地找不到老婆的光棍汉,只要有几十斤全国粮票,在豫东地区就可以换个老婆带回家。粮票是命根子,在当时就这么重要。我的工资待遇和粮食定量如果和技工一样的水平,也不至于饿到那种程度。

我于六一年元旦结婚,同年九月喜得千金,女儿体重只有五市斤,分娩前母女加在一块还不到七十市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其母所得到的营养,也只能是勉强保命,基本上没有奶水供给女儿。奶粉之类的代用品,更是闻所未闻,所以女儿从一出生就挨饿。大人可以忍着,孩子不知道忍,天天饿得张着小嘴哭。我这个三口之家每月所供给的三市斤白面,成了女儿的救命粮。这三斤白面每天平均一两,大月一两还不到。我们每天就用这一两白面熬汤喂给孩子。白面熬汤,总得有点糖啊!这又成了难题,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糖。无奈,跑遍了大街小巷,总算找到了一家卖块糖的商店。块糖属于特供,无论如何也不卖给。经过再三恳求,得到了营业员的同情,同意把碎糖渣卖给我,并答应以后也给我留着。每市斤4.8元,几乎相当于我工资的一成,再贵也得买。回家后把糖渣化成水,渣滓沉淀后,清水倒入面汤里。面汤不敢熬稠,一两面要分成六,七顿吃,每顿只有一钱多面粉。孩子吃不饱,每次往外取奶嘴时,总是咬着不放,一旦取出,就放声大哭。刚出生的婴儿,面汤消化不了,天天拉稀。一百天时,女儿只长了一市斤,体重才六市斤,到了八个月还不会坐,脖子直不起来,身上是皮包骨头。两个“国家干部”,竟然不能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吃顿饱饭!

我妻子家在豫东农村,那里就更苦了,大锅饭刚开始时还可以,尚能吃到个窝窝头,进入60年以后,一天不如一天,经常一天见不到一粒粮食,天天是清水煮野菜,老百姓叫“照人汤”,顾名思义,即可以照出人影来。先是老人和小孩饿死,紧接就是饿殍遍野。像我的岳丈家,第一个饿死的是我妻子的祖母,临死前向子孙们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叫我喝一碗面汤再走!一大家人谁也不能满足老人的要求,只有默默流泪……就这样老人带着遗憾闭上了眼睛。

我妻子的堂叔赵**,当时也就40岁上下,四胎生了五个孩子,前四个是女孩,第五个是男孩,老大、老二,十五岁左右,老三、老四双胞胎,也就七、八岁,小男孩不满一岁。大概是五九年,看到形势不妙,老大、老二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去了新疆,找了婆家,算是保住了性命。剩下的五口可就惨了,家庭主妇首先饿死,把三个孩子撇给了丈夫,其中一个尚在吃奶。每天从公社领来的“照人汤”,根本不解决问题,孩子们饿的是齐哭乱叫,后来小男孩饿的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当父亲的毫无办法,自身都难保,在妻子死后不到一个礼拜,也饿死了。孩子们不知道爸爸已经死了,哭着、喊着、拉着躺在床上爸爸的手要饭吃。四邻们看到这种情况,无不垂泪。大伙找了一领破席将尸体草草掩埋之后,就轮流照看三个孤儿。但是大家都挨饿,也无力养活三个孩子。不得已,两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在大雪天光着脚出去要饭。就在附近的村庄,两个女孩都在娶不起媳妇的光棍汉家里当了童养媳,算是保住了性命。那个不足一岁的小男孩,四邻们你给一口,她给一口,勉强没有饿死,但三、四岁了还不会走路,只能在地上爬,个子很小,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名字,就叫“矮子”。

60年,我在新乡第一钢铁厂劳动时,认识了一个从信阳地区死里逃生的约十七、八岁的女孩,名字已忘记,她家老少三代近十口人,除她之外全部饿死。她给我讲述了家乡的情况:大办钢铁时,为搜集炼钢铁的原料,农民家里的锅、杓、门鼻,柜鼻,箱鼻、锁、盆等只要是与“铁”字沾边的物件全部洗劫一空,一律吃大锅饭,喝“照人汤”。老人小孩先受不了,于是有的人就在夜间,利用偷偷藏起来的脸盆给老人或小孩偷煮野菜吃,一旦被村干部知道,就要带来塌天大祸,天亮以后就拉出来斗争。斗争会方式也是别出心裁,如果有两家犯了这样的“错误”,就叫两个人对打,你先打我,我再打你。本来都是饿得半死的人,怎么有力打别人,一会儿就无力打了,这时,村干部就让参加斗争会的群众把他们围起来斗争,亦名“辩论”、亦名“筛糠(就是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直至把人折磨死为止。如果是一家犯了这样的“错误”,就直接拉出来“筛糠”,直至整死算完。今天整死几个,明天整死几个,久而久之,一家一家,一个村一个村,先先后后都被村干部们整死、饿死了。在当时你只有在家里等死,如果你想出去逃生,这就等于给社会主义抹黑,一旦被村干部抓到,那就死得更惨。信阳地区在河南搞得最左,除村干部外,全家死绝、全村死绝的现象非常普遍。

我所在厂属于省管企业,每月总有几次去郑州出差的机会。那几年在郑州火车站,逃难来的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饥民是人山人海,这些人以要饭为生。他们是要得来尽量要,要不来就抢,在饭店里、马路上等公共场所,欻(音:chu□,方言,借用一下这个字,因实在查不到,意为趁其不备一把抢走)饭现象屡见不鲜。只要欻到手,拔腿就跑,有的被抢者也理解,食物抢走也就抢走啦!有的被抢者本身就饿急,就想把抢走的食物夺回来,于是抬腿就追,抢饭者为了保住抢来的食物,就往上吐上唾沫,有的被追上后,紧吃慢吃,不管你怎么打,能多吃一口是一口。

六一年的一天,妻子在郑州纺干校学习,我去郑州出差,有一天两个人在马路上闲逛时路过一家饭店,橱窗里摆着几块高价肉,已经两、三年没尝到过肉星啦,口水马上流了出来,那几块肉就像吸铁石一样吸住了我们,就是不想走。经过反覆考虑,再三商量,终于下定了决心,只要吃上这顿肉,哪怕今后再饿死也心甘情愿。记得花了十几块钱,买了一盘肉,两个馒头,边吃边提防,总算是全部吃到了自己的肚里。比邻桌的顾客就幸运得多,他们最多吃了一半就被抢走了。真香啊!觉得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

河南在全国是最左的省份,饥民乞讨非常困难,就离乡背井往情况较好的江南跑。像豫东我妻子的四姐夫,带着最小的儿子(容易取得同情)偷偷爬上运煤的火车往南方跑。因在陇海线上,扒车时,认准是南下的就上,至于拉到啥地方,听天由命,哪里停车就哪里下。如果乞讨比较容易,就停下来呆一段时间;如果情况不妙,就继续南下。遇到过年也不例外。因家里无一粒粮,活命要紧,就专门趁过年老百姓改善生活的机会往南方跑。也确实见到了成效,乞讨的结果,除当天能果腹外,有时还少有剩余。剩余部份晒干后就装到讨饭袋内带回家,以备全家人分享。

这就是我在59—61三年的时间里所尝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滋味。

山东李鲁翁2012.6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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