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国际主义精神”的白求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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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诺尔曼‧白求恩是位“国际主义精神”的榜样，和中国的雷锋一样。在对雷锋的造神运动中，了解历史上真正的白求恩，似乎很有意义。不过，这种还原，还得由白求恩的祖国来做比较合适。由加拿大研究白求恩问题专家、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及其夫人莎朗合作编撰的《凤凰传奇：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将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白求恩。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这本由加拿大麦吉尔-皇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记，采用编年体形式成书，从白求恩的童年开始，全面讲述了白求恩的一生。其中第14到18章讲述了白求恩到中国支援抗战并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去世的经历。而该书是斯图尔特40多年研究白求恩的集大成者，从酝酿到完成用了10多年的时间。为确保该书真实、完整地再现白求恩的一生，斯图亚特夫妇访问了世界各地所有白求恩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采访超过300人。他们于2005年专程重返中国，前往白求恩工作、战斗过的地区做了大量实地调研和取证。全书披露了很多以前白求恩不为人知的故事。

白求恩于1890年3月3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镇，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母亲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白求恩的故居坐落在著名的旅游区姆斯柯卡，距离多伦多二百公里。

1923年，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临床研究生。此时他遇见了比他小11岁的苏格兰姑娘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尽管性格迥异，但在喜欢冒险、固执而疯狂的白求恩的追求下，同年8月13日，弗朗西丝不顾家人的反对，与白求恩在英国伦敦举行了婚礼。

1926年，白求恩与弗朗西的婚姻关系走到了尽头。当时，白求恩得了肺结核，他将弗朗西丝叫到身边，认为自己快死了，并强迫妻子与他离婚。“除非你同意跟我离婚，否则我决不到疗养院去治疗。”可能外人无法探究白求恩当年迫使弗朗西丝与他离婚的真正原因，但据白求恩故居所提供的短片介绍，此时的白求恩生活相当放荡，他酗酒、抽烟，晚上参加各种舞会，生活相当没有节制。白求恩与弗朗西丝离婚后。在特鲁多疗养院，采用了当时非常冒险的一种“人工气胸”的方法治好了肺结核。1928年初，病愈后的白求恩回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成为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加拿大胸外科开拓者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医生的第一助手，其间他发明和改进了十二种医疗手术器械，还发表了十四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1929年秋，在白求恩的哀求下，远居苏格兰的弗朗西丝再次回到白求恩的身旁，他们在蒙特利尔复婚了。但几年后，白求恩又故态复发，1931年3月，他们的婚姻再次走进死胡同。所不同的，这次是弗朗西丝提出来的。

斯图尔特表示，他了解白求恩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地位。因此，他也最担心中国人民是否会接受一个他书中描写的真实的白求恩：“我们既不是要创造一个英雄，也不是要毁灭一个英雄，我们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最有魅力的人去讲述他的故事。”

他指出，自己希望尽量准确地讲述白求恩的故事，因为许多人都只看到他的一面。中国人认为他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在加拿大他则因是共产党人被关在国门之外。事实是，他在生命最低潮的时候不能再回到西班牙战场，在加拿大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到中国找共产党是他的一条出路。

1936年9月，得到德意志法西斯支持的西班牙叛军开始对马德里发动进攻。为保卫西班牙政权，世界上54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组成了“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白求恩就是其中之一。1936年11月3日，白求恩来到被法西斯军队包围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个月后建立了“流动输血队”。1937年初，阿兰也以战地记者身份到达西班牙，两人于当年２月在马德里相遇。阿兰发现，白求恩虽然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脾气暴躁的坏毛病令周围人难以忍受。“我有时讨厌那家伙，他昨晚又喝醉了，关门时震碎了玻璃。”这是阿兰1937年2月在西班牙的日记中的一句话。白求恩经常做噩梦，为此他有时半夜开车（甚至是救护车）出去不知去向，甚至５天杳无音讯，这让“国际纵队”方面以及阿兰感到很尴尬。

据加拿大人迈克尔•彼得罗在《MacLean’s》杂志上披露，1937年初，一位美艳惊人，自称卡莎的瑞典记者到输血队总部，要求采访白求恩。据白求恩的年轻助手特德•阿伦回忆，两人见面不久就双双消失，在一间卧室中共度了两日。特德不小心曾撞见两位裸呈床第；白求恩间或出门露面，对人说该记者正对他进行深入访谈。

除卡莎外，白大夫曾向许多记者求欢，闹得声望日隆。加拿大人在国内报刊上读到他的业绩，为之陶醉，于是源源不断的捐款被送到了白求恩的流动输血队。然而，几个月后的1937年4月，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前，白求恩突然离开了西班牙。当时公开的文件表示，1937年4月19日，白求恩给军队卫生部门的首脑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上说，输血队在西班牙当局管理下工作正常，不再需要他了，所以他将离去。然而回国后，白求恩几次要求再次重返西班牙，都被国际纵队拒绝了。白求恩在给他前妻弗朗西丝的信中称：西班牙是“我心上的创伤”。两年后，白求恩到了中国，并在那因手术感染而离开人世。

白求恩在战事仍在进行时离开西班牙，谜底直到60年后，苏维埃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解密，人们才发现，白求恩是被当时的西班牙强迫离去的，理由是他被指控为叛逆和间谍嫌疑。一个名叫胡安•艾尔琛塔勒的西班牙共党官员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解释了为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白求恩离开这个国家。他列举了白求恩的一些过错：“出于行为不端和其他原因，他经常酗酒，其身心状况一向都不适于领导象输血那样细致的工作。……他曾拿走一些首饰，借口说是要交给某某，后来又说他要到巴黎去把它卖掉，好为本队筹资，其实至今谁也不知道他拿那些东西干了什么。”

“他洋洋得意大手大脚地花钱，从来不想想钱是加拿大无产阶级为了表示同西班牙的团结，常常是一分一分筹集来的。……我们一向注意到他对上前线有极大热情，无论何时，只要有战斗任务；但从来不是为了输血的正当目的。”然后这位官员给出了对白求恩最严峻指控：“根据一份已送交我党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卫生部的报告，白求恩有重大间谍嫌疑。”“他经常接受一位瑞典记者卡莎的采访，而卡莎被怀疑是位法西斯分子。”

1936年9月，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为了发动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曾自费到海外呼吁帮助。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友晚餐会，在那遇到了白求恩。身为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当白求恩听说陶行知来自战火纷飞的中国时，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并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不久，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白求恩来到了中国，1938年春到了延安，并在晋察冀边区担任军区卫生顾问。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没有了牛奶、面包和香浓的咖啡，只有山村的粗食杂粮，但白求恩忍过来了。他拒绝了给他的特殊照顾，和其他人一样，吃住在一起。那时白求恩每天工作18小时以上，他曾在69小时内做了115例手术。……

阿兰称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突然转变似的。”1939年，白求恩在五台山地区一次手术中遭到感染，得了败血症。儅中共领导得知此事后，下令全力抢救。当中共上海地下党得到包括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它抢救药品的采购单时，傻眼了，一是这么大的需要量，别说是没钱了，就是有钱也无法在上海买到这么多的严禁私自采购的药品。万般无奈下，他们硬着头皮找到上海滩的杜月笙帮忙，杜月笙看了这单子后也是半晌没说话。最后杜月笙缓缓地说道，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埔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当这批急需的药品运到唐县黄石村的时候，白求恩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时，中共内部出现两种意见，一说这些药品太珍贵了，就是给白求恩用了也不见得管用，要是不管用就白瞎了。另一种意见是管不管用也要用。最后大家僵持不下，于是一致认为听听白求恩自己的意见。于是派了一名翻译与两位负责人前去问白求恩大夫。白求恩缓缓地说道：“还是用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重要的。”可这话最后传回来的却变成了：“还是算了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可以奉献的。”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闭上了眼睛，但一批珍贵的药品却节省了下来。不久毛泽东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一文，从此全体中国人知道了加拿大有个白求恩，他是个“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史迈克是加拿大约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也是一名加拿大基督教的牧师。1960年代末他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期间。他们大部份学生也都受到左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也参加很多左派的组织，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加中友好协会”，因此就知道白求恩，也多次带中国方面的客人到格雷文赫斯特去“朝圣”。在1970年代，加拿大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他读过加拿大共产党写的《白求恩的故事》。但其实这是半小说，按照1949年中国大陆作家周尔复描述的白求恩而成。史迈克说，当时他对白求恩也是很崇拜的。但因为他认识另外一个加拿大人乔治·莱斯里·马偕，也相当出名。白求恩跟马偕有一个共同的一点：白求恩出生的地方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的父亲是一个长老教会的牧师，白求恩是在牧师馆出生。加拿大著名的传教士马偕，也是长老教会的传教士。

史迈克关于白求恩的真实故事，就来自于马偕。白求恩小时候在牧师的家庭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个外科医生，也相当有成就，赚了不少钱。白求恩的祖先是苏格兰的贵族，祖先曾经是圣工会蒙特罗的主教，所以白求恩习惯和上流社会在一起，他那时候并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和关心社会思想。大概是到了1935年，他去苏联参加一个国际医学会；那时是西方经济大萧条时期，但苏联并没有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所以白求恩觉得苏联共产主义很不错。因为对民主国家，对西方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完全失望，所以那时像白求恩这些知识份子都觉得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就是共产主义。当白求恩从苏联回来，就开始接近很多左派的人。刚好第二年西班牙爆发了内战，西班牙左派跟佛朗哥的一个法西斯政府。当时西班牙的战争在西方人的眼里是善恶之战，白求恩就去西班牙帮助西班牙左派政府。

但是，白求恩的私生活很有一些问题，西班牙共产党把他赶回去了。白求恩回来后，作巡回演讲，也帮共产党在美国、在加拿大的社会地位提升不少。白求恩很有口才，也很会写文章。1936年7月，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国际觉得白求恩既然引起那么多人对西班牙的关心，派他到中国可能有同样的作用。于是他1938年1月就起程往中国。他到了中国之后开始并没有去延安，而是在“国统区”待了一段时间，而且有一段时间失踪了。

史迈克介绍，白求恩从香港进入中国，慢慢到华北，到开封附近。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已经在延安，八路军去接他要带他进入延安八路军区。在开始等船要渡黄河的时候，他就跑掉了。当时在中国华北也有加拿大传教士，里面也有一个医生在中国服务有20多年了，而且对抗战也相当有贡献，他的名字叫罗明远（Robert McClure）。共产党就找罗明远想办法。罗牧师那时在中国的工作是在乡村作医疗，关系相当广，很快就找到了白求恩。原来白求恩已经喝了好几天的酒，几乎爬不起来，而且边喝酒边玩女孩子，在乡村的娼寮；罗牧师就把他抱出带回来。这两个人都是医生，都是要帮助中国人抗日。而且罗明远在中国行医25年，对中国医学或者救死扶伤这方面作了很多贡献。然而，中国大陆人却并不认识这个罗医生。日本曾悬赏数万要要罗医生的命，但中共建政以后却被赶走了。

白求恩到达延安之后，这部份的故事大部份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但史迈克说，这段期间，白求恩看起来似乎有很大的变化。白求恩是爱作秀的人，很喜欢跟记者写文章，很会作演讲，也爱喝酒，爱玩女人。但到延安，没有什么记者，没有什么葡萄美酒，也没有什么女人好玩。这种自然环境本身也局限了他不能做他原来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应该不怀疑白求恩在那边所作的贡献。但即使是这样，在白求恩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并没有人宣传他。包括中共自己没有大力的宣传，而极力的宣传或者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这个名字，是从1965年之后，在这之后由于大力宣传毛泽东的“老三篇”，其中提到了他，让全国人民大力学习。由此，白求恩才开始慢慢被神化。

史迈克说，白求恩在加拿大一般了解公共事务的人都听说过这个名字，除非加拿大的共产党。现在加拿大人知道白求恩，归功于1970年中国跟加拿大建交，在建交过程里中国方面不断地提出：“我们很喜欢加拿大人，加拿大人是中国人的最好的朋友”，所以那时候有一家报纸出了一篇漫画，加拿大外交部长扛一个推车，满推车都是加拿大小麦进入中国的大门，在外面有英国商人挡在外面，说进入中国的密码就是白求恩。所以后来加拿大人对白求恩的了解，就是把中国人的了解又外销到加拿大去。1971年中国大陆官方就已经开始谈白求恩在加拿大的历史地位，该不该立一个纪念碑。而加拿大有一个委员会负责讨论该不该立一个小的历史纪念碑，纪念这个人还是这件事。1971年这个委员会是觉得白求恩并不是那么重要，不必立什么纪念碑了，加拿大没把他当成回事。但是1972年当时的总理去中国，一天到晚听到的都是白求恩，他说这个白求恩就是打入中国市场的一个秘诀，我们一定让中国高兴。所以他说，我们要做一个适当的白求恩纪念馆。那时候白求恩出生的牧师馆有一些中国的代表团会到那里去看，那时还是一个教会的牧师馆，教会觉得很烦；加拿大外交部说，我们外交部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当时的加政府为讨好中国，要出口小麦到中国，所以就建立了这么一个纪念馆。

但到纪念馆去的，绝大部分却是中国大陆人。观众留言比如:“白求恩在抗战的时候，帮助过中国人民很多事情，因为他是大夫，救过很多中国的伤员，救死扶伤，最后不幸牺牲在中国了。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从国外来到中国的这样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所以我们大家对他都比较崇敬，比较尊重他，有机会会过来看一看他。”；“记的我们中学课本都学过《纪念白求恩》，我应该还能记的住前面几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想中国人很多都会过来看一下他的故居吧。这我已经是第二次过来了。作为中国人来讲呢，我们都要感谢这位奉献自己生命，为中国人民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从年青的时候就受白求恩精神的感染，受白求恩精神的激励。到加拿大来以后，白求恩故居必须要看一下。加拿大政府自从设立了白求恩纪念馆以后，重视中加的友谊，加拿大政府和中国政府一起，共同来营造一种比较和谐进步的气氛，推动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然而加拿大人认为，白求恩并不代表了加拿大。他可能是个不错的医生，他自己决定去中国，在那儿做了许多好事，所以人们感激他；但是从任何意义上来讲，他都不代表加拿大。原因是他们并不赞同共产主义，相反是很喜欢加拿大现有的制度，都非常珍惜这一点。而加拿大人的价值观，也是全世界人所关心的，“很显然，我们在这里享有比中国人更多的自由，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新闻自由，有比中国人多的多的自由。希望中国人与我们一样享有更多的自由。”

史迈克觉得，白求恩在中国的那段经历后来被神化了。“为什么要这么纪念他呢？它不是为了白求恩，而是为了共产党自己。共产党当时已经有腐化的现象，所以共产党都需要它的圣人来做一个榜样，叫别人应该去学习他。此外是因为毛泽东当时在延安这个地方，大概不要说外国人没有什么印象，大概北京上海人也没有什么印象，所以能够用白求恩这个名字提高自己。白求恩对他有用处，既然已经死掉了，那就更好了，你说他怎么样都可以，可以随便。”

在《白求恩》这个电视剧里面有两句话蛮有意思，说是白求恩说的两句话：“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让我们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来发财当作可耻的事情。”

面对中国的现状，这个电视剧选用的这些话，很有意义。假如白求恩活在今天，还在中国大陆，看到今天的中国，其批判和厌恶是否如同他对当时的加拿大1930年代的社会一样，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没有公义的一个社会？！他非常关心的就是医疗问题，说加拿大那时候没有社会医疗，没有由国家出钱随便再贫穷的人还是可以免费看病的制度。现在中国大陆也没有，大陆医疗制度已出现很严重的问题，贫穷的人根本看不到医生，而有钱人有很豪华的医院。这是否就是白求恩加入共产党前看到的情形，就觉得这很不道德，很不公正？！现在他看到中国，会否觉得中国大陆完全违背了他去中国的这些理想？！

但无论如何，他说的“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尤其“让我们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来发财当作可耻的事情”，仍具有现实意义。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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