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国策》
袁红冰出版的自由台湾三部曲
第一章
人类大劫难：第三次世界大战已悄悄拉开帷幕
——中共极权的全球扩张战略
一、引言
“冷战早已结束，人类终于走出民主与专制两大阵营对峙的危险时期，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中共会由于经济的发展，逐步开始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极权专制不再是对人类的主要威胁。”；
“基于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的利益互相依存度日益强化，世界性战争爆发的几率趋于零。”——所有这些对于世界各国文人和政客的国际政治观的总结性表述，都如同一支支注入人类精神的催眠剂，正在麻醉二十一世纪的神经。连美国的小政客总统奥巴马家庭的圣诞之树上，也赫然挂出中共极权之父毛泽东的照片，而更加渺小的政客马英九，则频频眨动他那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声称同中共建立起了互利双赢的关系，“两岸离战争越来越远”。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神经被麻痺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前述对当代国际政治局势的经典性观念，都在表述谎言。而民主国家的政客、文人与中共极权的御用文人，在谎言的表述上竟达到令人震惊的一致。不同之处只在于，有的谎言表述是基于愚蠢或者人格的堕落，有的则是基于故意欺骗。民主政治的价值并不表现为理想主义的状态，而只表现为防止最坏的状态发生，即防止极权专制对人的奴役。因为，多数选择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原则，而绝大多数人都是靠感觉和常识作出选择，而不是凭借深思熟虑的理性与智慧。由此一来，民主逻辑选择的政客，往往只有哗众取宠的小精明，而没洞察先机的大智慧；民主逻辑中浮现出的知识分子明星，常常也只像模特儿一样，通过扭腰摆臀式的浅薄的文化表演，赢得世俗的影响力，而完全不具备“民族智慧之镜”的能力与资格。这正是当代民主国家的政客、文人引领世界行进在谎言中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利益所收买，把灵魂出卖给中共，才开始随谎言的节拍起舞。
极权专制的罪恶根本在于对人的精神奴役。不过，极权专制又有能力选择某些诡诈至极的智慧和知识的拥有者作它的御用文人。现在，中共的御用文人正把智慧和知识变为欺骗世界的工具——欺骗世界，让人类在谎言中麻痹，是为了掩盖中共全球扩张的政治战略和事实。
人类的命运在愚蠢者与卑鄙者相信的谎言中蹒跚而行。这显然意味着时代的悲剧。而人类的命运在诡诈者的欺骗中行进，则必然预言历史的大劫难。对于智者和先知，这是一个荒凉的时代。但是，出于对人类自由事业的忠诚，我必须踏过万里谎言，站在智慧之巅，向历史讲述事实的真相：中共极权从来没有泯灭过全球扩张的政治野心；当代，以胡锦涛的猥琐人格为扩张野心的生命承载者，中共极权已经形成并展开全球扩张的政治战略；通过“超限战”的模式，中共在“和平崛起”的谎言掩护下，悄悄拉开了以征服全世界为战略目标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二、中共极权扩张的政治意志
——从未熄灭的欲望之火
“性格决定命运”。对于个人，这个判断意味着真理的表述。就人类的历史而言，命运的决定者则往往是主导历史精神的政治意志。
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种全球扩张、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是浴血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魂，也是中共从建政之日起从未熄灭过的欲望之火。现在，分析中共历史、判断中共未来政治走向的著作汗牛充栋，甚至多如印度夏日的飞蝇。然而，其中却很少能够找到从全球扩张的政治意志的角度解读中共政治人格的真知灼见。事实上，征服世界的野心构成中共国际政治行为的“第一推动力”，而且相当程度上影响中共国内政治的决策。
韩战是中共建政后，在全球扩张野心引领下发起的第一战。对于中共，韩战并非起始于“志愿军”越过鸭绿江。北韩军队大举南侵之日，就是中共开始扩张的首战之时。因为，金日成实质上不过是中共军队的一名中级军官，北韩共产党也只是中共的一个分支，北韩军队南侵的主力亦由中共军队改编而成——金日成及其政党和军队，是中共政治肢体的一部分；北韩的南侵作战并不是两种意志的体现，而是中共极权扩张野心指导下的统一行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极权之父毛泽东曾要求赫鲁晓夫动用核武器，发起对美国的全面战争，并承诺中共将组建一千个师或者更多军队参战。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宣称，打核大战，即使人类损失三分之二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能换来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也是值得的；人口数量再经过几十年发展也会恢复。
彿学把贪欲视为人的三种终极罪恶之一。拥有世界的贪欲一旦同独裁者的权力结合在一起，人类就将面临重大危机。只是因为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没有坚定到毛泽东那样疯狂的程度，人类才免于一劫。此后，由于赫鲁晓夫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没有达到极致，以及其它更为复杂的政治原因，中共指控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发动核大战的建议被赫鲁晓夫拒绝之后，毛泽东决定自己全力开发核武器——中共开发核武器的意志起点，不是基于自卫的愿望，而是基于征服世界的欲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中营——“人民公社”的倒行逆施，以及经济“大跃进”的非理性举措，使中国陷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近四千万中国农民被饿死。就在这样的悲惨时刻，中共全球扩张的贪欲之火仍然炽烈。中共拨出巨款发展核武器和核潜艇，而置伏尸万里、白骨撑天的民族大悲剧于不顾。此刻，我重述以上历史，并非试图感动什么人；我深知，在一个冷漠的时代，很少有人会为别人的苦难流泪，更何况那是五十年前的苦难。但是，我希望历史的重述能够提醒人类：中共极权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可以冷酷和坚硬到无视最惨烈的人间悲剧的程度。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爆发为全面的政治社会危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这次政治社会危机贴上的虚假的标签。然而，以“文化大革命”命名的大危机发生前后，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政治意志不仅继续主导中共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轨迹，而且显得更加亢奋。
毛泽东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国际政治，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三个世界，即美苏“霸权”国为第一世界，欧洲等国家为第二世界，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中共自命第三世界的领袖，并以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作为合理性根据，进行全球扩张；输出“革命”，则是当时中共全球扩张的主要方式。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共制定并不遗余力地执行其输出革命的全球扩张计划，在东南亚、南海群岛、南亚次大陆、非洲、拉丁美洲的广阔地域内，散布共产革命的激情，培育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政治势力和游击队式的军事力量。由于当年中共的经济能量还不足以为其野心勃勃的扩张战略提供足够的物资力量支持，所以，那一次共产主义扩张的狂潮，主要表现为精神能量的释放。即便如此，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扩张，仍然留下许多不应当被忘却的悲剧。
那个历史过程中最具浪漫激情的事件，是数万“红卫兵”怀着发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越过中缅边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然而，理想是虚幻的，现实则比死亡更残酷——数万美如朝霞的年轻生命黯然消失在东南亚阴暗的丛林中。现在，他们的白骨早已腐烂，他们的鬼魂却可能重返人间，因为，和他们曾经有同样的“红卫兵”情结的人，例如薄熙来一类，正在被培养为中共“第五代”权力执掌者。
那个历史过程中最血腥的事件，莫过于红色高棉的大屠杀。波尔布特拜谒毛泽东，领受“最高指示”之后，以共产主义式的社会改造之名，在短短的时日内，竟然杀死近三分之一柬埔寨人，其中包括数十万华侨。时至今日，中共还在用重重政治铁幕，掩盖这次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大屠杀。那永远不会消散的血腥气对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又一次作出事实的诠释——“解放”就意味着用铁血之死，让人得到终极解脱。
人是健忘的，历史则必须记住血泪书写的悲剧。如果历史也忘却了，人就将重新以更残酷的方式演绎同一个悲剧。可悲的是，现在不仅人遗忘了历史，历史似乎也忘却了它应该记住的教训——人和历史都因遗忘而失去了过去，过去就只能在未来中重现。
毛泽东之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有人将毛泽东的死亡解读为中共放弃了全球扩张的政治意志，则是浅薄的错误。作为最高权力意志象征的独裁者的生命个性，确实会对极权政治的运作模式和风格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却不能改变极权政治的灵魂。共产极权政治的灵魂是由一整套哲学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历史观和政治学体系所构成；极权政治理念一旦物化为现实的政治存在，它就获得了独立于任何个体的生命与灵魂；是极权政治存在的逻辑决定个人的意志，而不是个人的生命个性决定极权政治的意志，对于独裁者也是如此。
中共内部的一次政变，为邓小平铺好踏上权力巅峰的红地毯。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改变了维护中共极权专制的经济模式，即把过去的计划经济改变为权贵市场经济。但是，他不能真正改变中共极权的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更不能改变中共的极权专制的政体。事实上，邓小平也不想改变。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就是在用思想来证明他对极权专制的忠诚；他毫不犹豫地将六.四学运淹没在血泊中，就是在用反人类的暴力来证明他对极权专制的一往情深。
同样，邓小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改变中共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在邓小平实际主政期间，中共似乎暂时停止了全球扩张的脚步。但那并不意味着放弃，而只是无奈。邓小平主政的历程，恰处于中共两次大危机期间：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那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一次是六.四屠城的政治后遗症，那是邓小平自己造成的。处此困境，中共全球扩张的政治意志犹如被命运逼进死角的野兽，只能暂时收起爪牙。这两次危机使中共极权政治伤痕累累，邓小平宿命地只能扮演为极权政治疗伤的角色。不过，即便如此，全球扩张的野心也从没有真正从邓小平的政治生命中消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经济刚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复苏，邓小平就公开在政治报告中宣称，十年之内要实现对台湾的统一。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只是由于“六.四”血案造成的共产主义政治道德的历史性崩溃，使中共的扩张意志再次受挫。“六.四”之后，邓小平面对苏联共产帝国颓然崩溃、中共政权万夫所指的险境，提出“韬光养晦”的国策。“韬光养晦”这个成语的内涵深沉而阴骘；它所表述的并不是退缩的意志，而是极具进攻性的意志：处于困境之时，要收敛锋芒，不事张扬，暗中积蓄能量，准备对命运作雷霆万钧之反击，一举改变困境——犹如猛虎收缩躯体、低伏深草之中，只为瞬间之后对猎物作致命的扑击。国际间多如印度乞丐的“汉学家”，当年多把邓小平的国策解释为放弃共产主义扩张野心的“务实主义”的产物，真乃愚人之见。
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由于江泽民的挑拨而失宠于邓小平，并失去军权之后，杨尚昆身边一位工作人员曾透露邓小平对杨尚昆所作的一次谈话内容。谈话时杨尚昆还是邓小平的宠臣。邓小平说：“如果不是赵紫阳煽动学生，使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北京的动乱，我们这一代就有时间和精力解决台湾问题。我们不仅可以亲手给国共两党的历史斗争画上句号，更有意义的是，可以为我们党在世界范围内承担起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责任，消除隐患，打开门户。我们不能原谅赵紫阳，不只是因为他让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失去一次改变历史的机会，主要是因为他推迟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复兴… … 。”
从邓小平的话语中我能够感受到某种炽烈的痛苦，那是黑暗的欲望之火焚烧下所产生的痛苦。但愿人类能够明白， 能够记住：中共极权专制从共产主义理论中继承的最大贪欲，便是全球扩张的野心；那种野心是中共极权的政治基因，是中共极权不可改变的天性；征服世界的欲望之火将焚烧一个又一个中共独裁者的心，或者使他们痛苦，或者使他们疯狂——处于困境，无力扩张时，他们痛苦；获得扩张的政治和经济能量之后，他们必定以非理性的疯狂，展现“解放全人类”的意志。
三、胡锦涛：猥琐人格承载的巨大野心
——中共二十一世纪扩张战略的形成
唯有真正的理想主义才能引导人类走进高贵的历史时代；庸俗或者罪恶的政治命运，则必然以人类贪欲的政治意志化作为根本动力。嗜血的共产主义是伪理想主义运动，它的政治实践的全部追求，都在于建立和坚守共产极权专制，以及全球扩张——极权，意味着人类贪欲的极端化，因为，拥有极端权力，就拥有了以人类的精神和肉体为私产的能力；用极权征服世界则是贪欲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都在表述同一个主题，即共产主义的伪理想主义性质和极权政治对于奴役、控制人类的精神与肉体的贪欲。
如果说毛泽东是狂放不羁、视万民为刍狗的一代枭雄，邓小平是深沉老练、凶残冷血的政客，江泽民是天性庸俗浅薄、酷爱卖弄风骚的上海小男人，那麽胡锦涛则是奴性入骨而又阴狠寡毒、伪善狡诈而又机警如鼠的宦官。中共四代权力意志象征的人格差别，决定了中共政治风格的某些变化——毛泽东时代飞扬跋扈，邓小平时代务实而铁血，江泽民时代风骚而腐烂，胡锦涛时代则貌似和谐而温情，实则机心百端、凶险难测。不过，无论政治风格怎样变化，对极权的贪欲和全球扩张的野心却是永远不变的政治主题。政治主题虽然不变，但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为实现政治主题而确定的国策却有两次意义重大的改变。这两次国策之变，都同胡锦涛直接相关。
第一次国策改变的主要内容，是将毛泽东晚期的联美抗苏战略，改变为联俄抗美，以美国为战略敌人。当年，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实现全球扩张的野心，中共与苏共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几至核战边缘。毛泽东为策中共极权专制之安全，决意向美示好，与美建交，共同抗御苏联。毛泽东撒手人寰，但是，他遗留的尸骸和制定的国际战略依然被虔诚地保留在北京——他的尸骸在水晶棺中，他的国际战略在中共官员奴性充斥的头脑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成为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期间，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实施前所未有的开明政策。一时之间，学术自由，思想活跃，多元的文化思潮滚滚涌入中国。中共顽固派立刻意识到这种状况对极权专制的威胁，他们先后指控胡耀邦和赵紫阳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投降。此时，改变联美抗苏国际战略的动向初见端倪。不过，真正的改变却是以一个名为何新的御用文人的理论为起点。
何新野心如炽，不甘作普通人终其一生，却又无胆抗争暴政，于是便以作中共的御用文人为人生理想。其人工于心计、精于策划、巧于献媚，得到王震、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欢心，虽然没有大学毕业证书，仍然受到破格提拔，最终被安置在中共的皇家学院，即社会科学院，作理论研究。
大致在一九八七年，何新完成了一份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何新预言，未来的几年内苏联可能分崩离析，国际政治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据此何新断言，即将陷于分裂的苏联长期内不再是值得重视的国际政治因素，而中国的崛起势必与美国的全球利益发生战略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将构成下一个历史时期国际政治角逐的主题。
何新的研究报告为中共顽固派的观念提供了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一九九零年，何新关于苏联崩溃的预言得到验证之后，中共以美国作为战略敌人的国策已经呼之欲出。胡锦涛因大规模屠杀藏人而获得邓小平信任，并于一九九二年升迁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后又兼任中共党校校长；中共的理论和全球战略研究，属于他负责的范围。
胡锦涛看到何新的上述研究报告之后，大为赞叹，并作出如下批示：“何新同志准确预见前苏联垮台，实属难能可贵。说明他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何新同志提出的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崛起必然发生矛盾的论断，也很有远见，应当引起重视。”
为论证中国崛起势必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何新提出一系列论据。其中台湾问题首当其冲。何新说，解决台湾问题关乎中共的根本政治利益，而美国出于其全球利益和战略布局的考虑，必定倾全力维护台湾；除非中共同美国在其它对美国更重要的利益领域，达成以台湾为筹码的交易，中美之间将必有一战。何新还建议，中共应当作好同美国决战的意志和战略准备，同时，尽最大可能和美国达成核心国家利益之间的交换。何新认为，运用同美国进行利益交换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符合中共崛起初期的最大利益；而美国是一个自私的以实用主义哲学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只要给出合适的条件，美国不仅可以出卖盟友，甚至可以“出卖上帝”。
何新关于台湾问题的论述深得胡锦涛之心。胡锦涛升任中共总书记之后，还多次作出指示，制定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一定要参考何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只是由于何新曾强烈批判朱镕基的经济政策而得罪了朱镕基，胡锦涛权衡利害得失，一时还不愿明显提拔起用何新。
由于中共顽固派的支持，以及胡锦涛的推动，以美国为战略敌人的论断逐步转化为中共的国策，并主导中共的内政与外交的具体政策。当然，这种国策的转变是秘而不宣的。正因为处于秘密状况，中共的国策实际上演化成以美国为主要敌人的全球扩张的政治阴谋。
如果说从把美国视为对抗苏联的战略盟友，到把美国当作战略敌人，意味着中共国策的第一次战略性转变，那麽，从“六.四”之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胡锦涛在二十一世纪初叶关于中共“和平崛起”的宣示，则标志着中共国策的第二次战略性转变。第一次转变，中共以其全球扩张的政治意志和维护其极权专制统治的必要性分析为背景，对主要的战略敌人重新作出定位；第二次转变，则是在渡过“六.四”血案和前苏东地区共产阵营崩溃的政治大危机之后，中共以二十馀年权贵市场经济积累的巨大经济能量为信心的根据，具体确定了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扩张的政治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战略方式。
共产极权体制的政治基因，决定其战略目标的政治趋向；独裁者个人的人格特征，则决定极权体制实现其战略目标过程中的运作风格和策略特点。因此，为深刻理解中共二十一世纪扩张战略目标的运作风格和策略特点，就不能不对胡锦涛的人格特征，作必要的分析。
胡锦涛人格的养成主要基于中共官场的政治逻辑，同时也和他个人的病理特征直接有关。一九八四年任贵州省委书记之前，胡锦涛便罹患严重的糖尿病，以致阳萎不举，食欲受限。在美女如云如雾的贵州，没有能力恣意赏玩佳丽；在美酒之乡，却只能闻而不能痛饮国酒“茅台”，胡锦涛怎一个“愁”字了得。“食色性也”，在两大生命基本欲望被糖尿病冷酷阉割的情况下，对权力的贪欲和玩弄权力的阴谋，即无可选择地成为胡锦涛唯一真正的生命兴趣。正所谓“祸兮福所倚”，胡锦涛不幸丧失性欲和食欲，反能够心无旁骛，全心全意专注于权力角逐，从而使这样一个佣人俗物，终得问鼎中共最高权力。
中共官场有一个不太著名的官员，却与胡锦涛渊源甚深。此人名叫王三运，天性好财、好色，而最是好酒，自诩“酒鬼之王”；他声称，好色是为有红袖添酒，好财是为有钱得购天下美酒。胡锦涛初到贵州任书记，王三运不过是中共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的一个副处长。但因缘际会，胡锦涛一次到贵州师范学院考察，王三运之妻恰在学院工作；该女容貌姣好，善解人意，被安排作胡锦涛的接待服务工作。从此，王三运之妻便同胡锦涛拉上关系——太监尚有慕色之心，何况胡锦涛不过阳萎不举而已。依凭红裙绿带之关系，王三运开始官运亨通。有人嘲笑王三运卖妻求荣。王三运一次酒醉后对一干结成盟兄弟的官员讲：“我是得荣而没有卖妻——我老婆说了，‘胡锦涛那玩意儿，既不耐看，也不顶用。’”从此之后，这句话在贵州官场不胫而走，成为一句形容劣质产品的歇后语。
不过，王三运能官路通达，更与他自己的直接努力有关。得知胡锦涛因糖尿病不能行人事之后，王三运便千方百计、八方奔走，为胡锦涛寻求治阳萎的中医秘方。听说用穿山甲的生殖腺泡酒有奇效后，王三运不畏艰险，进入大山深处，向山民求购穿山甲；返程时，不慎跌入山涧，腰椎受伤，几至残废。王三运最终虽未治好胡锦涛的阳萎，却赢得胡锦涛的欢心。此后，尽管不断有人检举王三运家族贪汚腐败，但在胡锦涛的庇护下，王三运一直有惊无险。为避风头，他多次平级调官。由贵州副书记先后调任四川副书记、福建副书记；中共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更被胡锦涛钦点为其家乡安徽的省长。
用一些篇幅介绍王三运，是为读者理解他对胡锦涛人格的一次评断提供背景。二零零三年冬，王三运曾由福建秘密返回贵州数日，目的是安排其家族部分资金向海外转移事项。事毕临行前，王三运召集贵州官场他的几个磕头兄弟和一位精于面相之学的奇人，一起纵酒狂饮，就是这位奇人最初告诉他，胡锦涛“笑里藏刀，必掌大权”，他才决定不遗余力讨好胡锦涛。那日大醉之后，王三运说到胡锦涛时，如此评论：“… … 溜住谁，也不如溜住胡锦涛；得罪江泽民，也不能得罪胡锦涛。胡锦涛这个人每天过的都是和尚的生活，不能吃，不能喝，基本也不能玩女人。他只好一心琢磨怎么玩权。玩权就是玩人。我看玩权对他比色鬼玩女人还上瘾。… … 胡锦涛明年接军委主席后，一定要解决台玩湾问题。你们想，有绝色美女在你面前，有百年‘茅台’放在你的鼻子下，你们会放过，不玩不喝吗？权力就是咱胡总书记的美女和‘茅台’。他只要掌了大权，就必要用权：用权建不世之功。现在，对于我党，只有解决台湾问题才是不世之功啦。”
作为胡锦涛的心腹。王三运对胡锦涛的评断自有其深刻和精确之处。对权力的沸腾的贪欲确实构成胡锦涛生命的本质，但王三运还是小觑了胡锦涛的野心——胡锦涛并不以解决台湾问题为满足，他更要重新举起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扩张的战旗。整个世界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猥琐的人格所承载的巨大的政治野心；支持其政治野心的，是绑架了十五亿三千万中国政治奴隶的中共铁血强权。如果对胡锦涛，这个中共铁血强权的权力意志象征缺少真实的理解，人类将在昏睡中迎来一次极权扩张的大劫难。因为，由胡锦涛猥琐的人格特征所决定，中共全球扩张的运作模式会极端伪善，极端具有欺骗性和阴谋性——猥琐的人格酷爱阴谋；猥琐人格主导的权力意志，就是政治阴谋在伪善和欺骗中展开的过程。其实，胡锦涛脸上塑料花一样永远不变的笑容已经欺骗了，或者说迷倒了世界上诸多的小政客和老处女。
四、“超限战”与第三次世界大战
——中共，现代十字军的西征
二零零七年初夏，一份绝密文件从中南海发出。文件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以下简称《地位和使命》）。文件载明的撰稿人是胡锦涛。中共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决定这份文件传达到中央委员一级；军队中，用口头宣读的方式，传达到集团军军政主官一级。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对此作出解释时，称：“这份文件是我党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的最高机密，所以必须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
如果说“和平崛起”的宣示是中共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温柔而委婉的外交辞令式表述，那麽，《地位和使命》则是关于中共全球扩张战略的真实而坚定的原则规划。一位中共高官私下评论说：“这份文件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
《地位和使命》字数约九千。全文的主题有两个：一是二十一世纪中共全球扩张的战略目标；一是实现战略目标的运作模式和策略原则。
在《地位和使命》中，胡锦涛首先回顾确定美国为中共主要战略敌人的历史过程，说明一九八七年何新就提出一个战略观念，即“中国的崛起同美国的战略利益根本冲突。”胡锦涛在对何新的“远见”赞赏之余，强调当年何新的观点一提出，就受到王震、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及时肯定；正是这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制定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指明了基本的政治方向。
胡锦涛认为，中共已经彻底走出“六.四”事件所造成的危机；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应当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承担起对人类的更大责任”。胡锦涛用极其明确的语言，对中共的全球战略目标作出表述：要把二十一世纪变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世纪”；中共“要取代美国，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和世界规则的建立者，成为国际法的主要立法者，使国际法从资本主义国家意志的体现者，改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意志的体现者”；要实现以中共为核心力量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复兴”。
胡锦涛少有的似乎难以抑制某种在黑暗阴影中沸腾的激情，反复论说共产主义复兴的话题。他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痛心疾首；对当时人类所表现出的历史性欢悦仇恨刻骨。他断言，中共最光荣的历史地位不应止于自身的强大，而在于成为“共产主义复兴的伟大旗帜”。胡锦涛这类梦呓般的话语会使人觉得历史正在倒退向过去时间的废墟，但是，魔鬼之梦一旦同极端的权力结盟，世界便已处在现实的危险中。百年历史证明，共产主义运动是从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中涌出的一条淹没了人性与良知血河；今天，当各国的小政客和蠢愚的“中国问题专家”们面带傻乎乎的微笑，希望中共由于经济的发展而走向政治改良之时，共产主义的血河却依然在中共权力意志的生命象征，即胡锦涛的心底里激起狂涛巨澜。
以马克思为起点，在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理论大师和实践领袖中，人格最为猥琐不堪的，莫过于胡锦涛。作出这样的判定，并不仅是由于胡锦涛对权力的病态的热恋和苦恋，以及这种恋情中涌溢出的巨大野心，而更是由于胡锦涛阴险凶残的奴性人格特征。胡锦涛出身寒微，几十年藏首缩颈、蝇营狗苟，苦苦筹思于阴影之下，循循奔走于权贵之门，全凭入骨之奴性才得以与权力结缘；如果说对权力的贪欲是胡锦涛生命的主题，奴性人格则是书写其生命主题的笔。不过，奴性一旦得到专制权力的附丽，就会演化成极端的双重人格，即极端自卑与极端自恋同在；极端怯懦与极端亢奋共存；极端伪善与极端诡诈一体。
胡锦涛的极端双重人格必定深刻影响当代中共权力意志的趋向和风格。《地位和使命》一文中，中共要取代美国替人类立法，以及复兴共产主义运动的宣示，字里行间，极端自恋与亢奋之情凝成的伪善野心溢于言表。同时，极端的自卑、怯懦、诡诈又决定了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的运作风格和策略原则。胡锦涛在该文中说：“我党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战略目标和政治意图要严格保密；要只做不说，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胡锦涛认为，中共之所以能渡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全球性的共产主义危机，而“屹立不倒”，关键原因之一，是得益于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国策。他写道：“‘韬光养晦’是危机期最高的策略原则，它麻痹了敌对势力，为我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遇。… … 现阶段，我党已经具备再次崛起的经济能力和国际环境，但是我们绝不放弃‘韬光养晦’的策略原则。我们要在‘韬光养晦’中崛起，要继续散布、强化敌对势力对于我党会由于经济发展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为推进我党的全球战略减少阻力；我们也要在崛起中‘韬光养晦’，继续麻痹敌对势力，更快地发展好、储备好经济力量，为尽早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复兴创造条件。”
胡锦涛的诡诈人格分娩出的策略原则，使中共全球扩张具备了政治阴谋的能量。政治阴谋能量的主要价值在于欺骗，而人类的命运常在谎言中蹒跚，阴谋的欺骗往往比赤裸裸的强权更容易征服历史。现在，人类的命运正在谎言中走向大劫难；人类的历史正在中共的全球扩张阴谋中走向大悲剧。
在《地位和使命》中，胡锦涛对上个世纪后半叶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性挫败作出总结。他断言，资本主义敌对势力，早就根据“和平演变”的大战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渗透，向社会主义国家发起不宣而战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人对这个意义上的战争毫无警觉，因此全面失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的领导人 对此也缺少足够的警惕，所以导致造成中共重大危机的“六.四”动乱。
胡锦涛指出，“重大的挫折是振聋发聩的警钟”，“六.四”和苏东巨变之后，中共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已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并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各领域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也取得不少成果。但是，由于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联系，以及情报等各个方面分头行动，没有统一的战略部署和协调机制，无法形成合力，所以不足以彻底防止“和平演变”的危险，也不足以在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最后取胜。
在《地位和使命》中，胡锦涛为打赢“没有硝烟的战争“，改变历史性的被动局面，提出一个战略原则。他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必须以进攻对进攻，以“和平演变”对“和平演变”，以没有硝烟的战争对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共才可能一举变被动为主动；只有在统一的战略意图之下，协调经济、外交、文化、宣传、情报、军事各方面的行动，主动出击，向资本主义世界全面渗透，才能彻底改变国际政治的格局。
胡锦涛确信，进攻的战略原则与“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即“和平崛起”就意味着中共和共产主义的战略反击。同时，胡锦涛还确定，“超限战”的理论是实现“和平崛起”战略意图，实现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理论指导之一。他称“超限战”理论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关心和指导下形成的，是我党我军战略智慧的集体结晶，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政治谋略的继承和发展。这个理论适应实现我党二十一世纪历史使命的需要”。
“超限战”理论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为推动“中共崛起必然与美国战略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理念转变为国策，王震专门组织一个军事理论研究小组，研究一旦同美国展开全面战争，中共应当采用的战略和战法。王震当时已不担任军职，但是，他以政治局委员和国家副主席之尊，再加上同叶劒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密切的私人关系，以及他本人在军中的重大影响，使主管中央军委的杨尚昆不得不按照王震的意愿，把上述研究小组列编为总参谋部序列，后又转至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门。就是这个研究小组的长期研究，逐步形成了中共“超限战”理论。胡锦涛于一九九二年升任政治局常委之后，最初虽无权直接过问军队问题，可是由于同王震之间很好的私人关系，便已经知道关于“超限战”的研究。一九九九年，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任命后，胡锦涛便经常过问并极其关注“超限战”研究。这或许是因为“超限战”理论蕴涵的战略战术阴谋素质，与胡锦涛的诡诈人格有相通之处。
时至今日，基本成形的“超限战”理论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即战争概念，战法概念，以及对各主要潜在敌国的超限战预案。
“超限战”的战争概念不再受军事范畴和传统战场的限制；国家或者国家阵营之间的战争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全面竞争与对抗；战场包括现实空间、网络虚拟空间、人的心理意识空间，以及外层空间；战争的目的是强迫战争对象接受战胜者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超限战”理论断言，资本主义阵营几十年前就对社会主义国家发起了超限战，苏联就是败于超限战。
“超限战”理论的战法概念最直截了当地体现出所谓“超限战”的涵义，即作战方式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其中包括国际法，也不受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性、人道主义的限制；确立战法的唯一标准，在于有效摧毁敌国的国家意志和人民的作战意志。战胜，是战争的唯一目的，是战法的唯一价值。“超限战”理论强调，弱国对强国的制胜之道，在于采取不对称战法，发展可一击制敌于绝地的战法和相关武器，而不是同强国进行全面的军事能力竞争；弱国为摧毁强国的国家作战意志，要优先选择对影响重大的民生设施实施毁灭性打击，而不是首先打击军事设施，因为，民生设施的毁灭会直接摧毁人民的作战意志。
中共“超限战”理论的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对于和各主要潜在敌国处于全面军事对抗态势下的超限战预案”；已经被列为潜在敌国的国家有印度、美国、日本。“超限战”理论对这三个国家的战法预案之凶残诡谲、无所不用其极，读起来令铁石之人都会惊心动魄。当容在本书其它相关章节，再做具体介绍。
世人对中共“超限战”的了解，多来源于上世纪末两名中共空军大校撰写的一本题为“超限战”的著作。殊不知那本书乃是中共军方情报部门放出的烟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涌起气功健身热，诸多中共老军头也卷入其中。当时，十余位气功大师和为数不少的中共老军头过从甚密，对中共绝密的“超限战”理论有所了解。中共军方情报部门侦测到这种情况后，深感忧虑，担心“超限战”理论泄密，引起世界的警觉。于是，中共军方才指令前述两位空军大校发表一本著作，故意用花拳绣腿式的语言，把“超限战”表现为只限于个人研究的华而不实的思想，以掩盖真实的“超限战”理论。有人认为，逃到美国的气功大师张宏宝二零零六年之死，也是中共为免“超限战”理论进一步泄密而实施的极端措施的结果。当然，是否真的如此，还有待证明。
《历史和使命》确立了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扩张的战略目标、“韬光养晦” 与“和平崛起”的政治阴谋式的策略原则，以及“超限战”理论指导之下的全球扩张模式。历史将证明，《历史和使命》实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意志起点。千年之前，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孕育出来的神权政治，为征服世界而发起十字军东征，人类的命运因此淹没在血海之中。千年之后，西方极权文化的近代经典，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建立起东方的巴士底狱，即中共暴政。现在，中共满怀成为世界规则建立者的野心，复兴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踏上征服世界之路。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中共的这次全球扩张，实际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一次借尸还魂；中共的“超限战”，实际是现代十字军的西征。当年十字架东征，剑锋指向异教徒；今日中共西征，是以战胜自由民主制度为目的。作为一个哲人，我思考的只是，当血海又一次淹没历史之际，人类凝视浴血的落日时，会得到属于未来的启示吗？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台湾大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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