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转型说，现在很时兴。什么是和平转型说？就是，在肯定"民主法制"（邓、赵式）——就像我们在文革里看到的——某某共党（马列）这种方式之前提下，实行转型，不管他是"正义"转型还是"和平"转型，总之，是对于中国和平过渡的乐观主义看法。
二是，这个转型期，现在已经开始；开始的征兆是，网络的出现和普及。据说，维权运动和其他民间运动，因为这个网络，呈现甚至可以说是类似"文艺复兴"那样叹为观止的大运动，已经发生。
三，开放说。就是和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经贸互动，正在产生着一直以来所说的，并且在预期中可以实现的和平演变。
最后，因为暴力革命在历史、现实和理论上的不可能性，所以，反对暴力的暴力，也被自然而然地予以取缔，打入不正确的冷宫。虽然，他们也许不知道，即便是最严厉的皇权主义学者如霍布斯，也是主张：当人民面对暴力的时候，他使用暴力自卫，并无不正确之嫌（见《列维坦》）。
以上说法，是不是一种君子"不暴"，动口、不动手主义的合理解释呢？我们并不苟同。
首先，在民主法制轨道解决问题这个赵紫阳主义，本来就是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民主与法制，就是邓时代元老政治的民主和法制——也就是说，你在定义邓式民主与法制的时候，不可以排除元老政治起决定作用的那种政治结构；如果你一定要说，有一种赵紫阳政治不同于老邓政治，那就是枉顾事实，不是实事求是了。
退言之，赵政治和邓政治，是在那个时代本来就是一面两体的政治。这个政治的决定性效用及其归属，是服从邓政治而非赵政治——历史，已经做出结论。
这两种政治是不是一点都不正确呢？
那要看你如何解释？
邓在文革后发现了很多政治疾患。他甚至想到一些接近西方政治的政治课题，如，施行政治改革等等，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专制主义者的头脑转到民主轨道上去，这样的思维例证，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在评价佛朗哥独裁政治的时候J.GUNTHER就对佛氏的政治思维做过这样的评论。连佛朗哥也批评法西斯主义，说这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是很可笑的；西班牙中产阶级是民族主义者，德国中产阶级才支持法西斯运动。云云。（见《INSIDE EUROPE/欧洲内幕》J.GUNTHER）
这个分析的结论是，哪怕是佛朗哥这样的法西斯主义者，也会偶然思考到一种几乎常理的原则和奥义——甚至可以和他的一贯思维相反。这什么也说明不了。
也就是说，在不改变专制极权统治模式的前提下，谈论政治变动和政治改革，且主张运用所谓的民主法制解决问题——这个设计本身，就是缘木求鱼。六四的枪声证明了这一点。
奇怪的是，在六四十八年以后的今天，枉顾这个政治前提的说法依然是甚嚣尘上。他们的和平与正义转型论，在完全不考查政治前提的思维逻辑中强行抢占一个、据说是民意制高点，并且打压所有反对意见，且称之为唯一正确。任何企图与之进行争执的话题，被其一概封锁——而且，他们以这种方式，强调和谐主义，就像他们刚刚排斥了和谐的同仁以后，大谈和谐（白宫接见事件）。他们以一种博爱的幌子进行不知所云的基督教煽动，却丝毫没有基督的宽容和博大。
共产党是不是会实行哪怕是他们自定之法律和民主轨道——言说这个观点者，自己十分清楚。可是，他们却偏偏要把这个他们自己十分清楚，一些读者和年青人并不十分清楚的事情做一个伪善的遮蔽。他们说，这是促使共党转型之唯一可能性，包括方法策略和方针。这个民主法制究竟是什么东西，一百年来的历史事实已经做出证明——
这个民主，就是民粹。民粹主义掀起的革命大潮，使得中国历史大大倒退到皇权政治的最野蛮最黑暗时期。所有儒家和道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被党文化全数取缔。这个法制，在枉顾1946年法制和五权宪法的基准上，施行他们本身已经否定的斯大林式宪法——成为宪法之反。
这个民主法制，成为文革时期，他们从暴力杀戮转而进入有一个新体制的起点之说辞（文革时期的民主法制时期；也就是七十年代四届人大时期）——而一些所谓异议人士，还为此鼓吹民主法制时代之到来——殊不知，周恩来和毛，比他们更早地了解了如何运用民主法制于革命策略之中。
文革如是，反右，亦如是——毛借助反对官僚主义实行所谓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结果，这种民主，成为他实行超级官僚主义——独裁、极权主义的最大接口。难道我们还要悉数这些大民主和假法制，来达到赵氏并不清晰、不作指涉、没有前提（或者是有党文化前提）的"民主和法制"吗？
于是，面对这个文化上互相对立的民主和互相对立的法制——人们好像很不愿意正视这个现实——他们像所有没有经过政治训练的幼稚之人一样，只要看见纸面上的民主法制，官方接纳的"民主法制"，就会变得通体兴奋起来——难道这个兴奋和文革民主，反右民主之兴奋有什么本质区别吗？这种兴奋本身，就是身心桎梏于邓、于毛、于什么人的那种非理智和非良知——他们却要偏偏把戳破这层迷雾的人，说成是大逆不道。
换言之，起码在言论的底线上，臣服于党的民主法制本身，就为他们带来了某种党文化可以接受的和谐和统一。这个战线，站在党文化那边，就是某种统一战线说的现代表达——凡是呵护党的民主与法制者，其政治身份自然和完全的反对派不可同日而语——哪怕她们还是有杀子杀父之仇的——他们可以和在六四以后登台的、那个统治者的举荐者，推心置腹，引为同道，就是一种证明。
在和党文化中人建设私交方面，任何人没有权利指责之；但是，如果涉及到政治含义的时候，这个和党的交心，就成为考量其诉诸民主法制之含意的真正内涵。这个内涵，很像党文化中人的某些说法：如，康生、江青等人是坏人，周恩来等人是好人……云云；更有我们所说，否定毛、肯定党一类说词。（党内有没有好人？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如，57年，林希翎被迫害，吴玉章老人就保护之；甚至在念及右派学生姓名的时候，不念林氏。这个事实不可谓不震动——但是，吴，却是不可能在毛面前实行反反右主义的——这个，也是事实。林氏事迹极其感人，但是，她关于党文化中也有某些优良成份和优良人士、革命先烈之说法，就值得存疑。）
党，什么时候，会以什么形式，什么方式，什么策略达成民主转型？我们根本不得而知；得知其种种迹象的，却是一种反证。我们看到，政客中人大言不惭地告知港人，民主权利（含法制？）是中央的恩赐，港人，并无任何民主、民意之权利可言。他的说法遭到坚守民主常识之人士的指责。这个事实说明什么？说明，对于香港而言，不是像某些内地异议人士所言，香港是朝向着民主法制（普世意义上的）转型，而是相反，那里正向着香港高度自治的完结之日转型，且呈现一发不可逆转之趋势。
下面是一则有关消息——
"香港民主党及民主发展网络在星期六合办回归十周年研讨会，邀请多位嘉宾就中共接管香港10年来在民主政制、人权自由、法治及公民参与等多方面的变化，进行回顾和探讨。与会讲者指出，在中共政权对香港事务的介入与操控下，香港的新闻言论自由逐步收紧，当初承诺的所谓高度自治日见消逝，政制民主化受到压制。有讲者甚至担忧，中共头目吴邦国近日宣称香港无权的言论，将触发新一轮的中共人大释法，"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定义面临改写。"
这个转型说明，香港的真正转型，是在像非民主、非法制、非自治、非自由之方向，而非转型到民主法制。这个事实，是不是事实呢？
撒切尔夫人最近有观点发表。她说，“‘一国两制'制度是为了处理台湾议题而研拟的，现在看来，不仅不恰当，即便是当年回归前首次提出，我也认为不适当。'
主政期间眼见英国对香港的一百四十五年租借时间即将届满 ，撒切尔夫人说：‘我希望能延续英国对香港的统治，但是当我了解这已经不可能，邓小平准备对香港施行一国两制，我们把握可以保存香港独特性的机会。'”（见 台湾中央社报道）
我们补充说明一点。上海公报关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样的判断已经失效；台湾民意调查完全项背这个论调。其间，究竟是中共转型了自由民主价值观，还是西方人士服膺了国家主权高于人权说，交出了香港——坊间自由争论；但是，相关的政治见解悖论已经出现：国家利益和主权诉求，在这个时代，依然冲突于普世价值的规范而使之就范。
也许有人会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香港早早晚晚会实现民主法制、普选自由……关于这一点，我们并不反对；但是，以一句"相信未来"一样的诗句，就解决了香港转型之课题了吗？
如果连香港这样具备民主之一切条件的地区，尚且无法实行有效转型，且问，内地转型之可能性，又是如何！
我们最终也承认中国民主化时代的必然到来——但是，如果只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梦幻曲和朦胧诗的前提下讨论这个转型，是没有办法实行真正含意上的转型的。其中质量和数量的指标，如何估算？政治经济的相生相克，如何解套，民意的指归，如何实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是一句话，一个抽象的未来主义情调可以打发的。
真正含意上的转型是什么？第一，就是正视香港不是在向着自由民主发展，而是相反，正在想着不自由、不民主的反方向发展。第二，既然连香港这样的半自由、半法制的地区，尚且存在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大陆上，完全没有半自由、半法制之政权统治区域，又会朝向何种转型呢？考量的指标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被看重、被正视。这些考量的指标是：转型的前提要有指归。这个指归很简单，要看统治方面转型的意愿和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历史做出了结论——在甘地的印度，在曼德拉的南非，在马丁.路德金的美国，就是他们所在国家的宪政——法制和民主，促使之实现政治诉求——固然，这个民主有待完善和改革——如，取消种族歧视——但是，这个前提显然不是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自由，甚至没有文化，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可以简单类比的（"一切历史类比都是危险的"）；也就是说，不服从运动的所有前提和现状，是"可以"不服从，不是"不可以"不服从——在毛这里，没有任何不服从可能性（遇罗克是不服从，林昭是不服从，但是，他们的不服从不形成"不服从运动"——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枪毙了——世界上没有人员悉数被枪毙的"不服从运动"。翻检所有这类运动，都是政治不严酷性的政治在起作用——枉顾这个政治不严酷性，就是一种东施效颦，很不严素，没有说服力。
于是，在排除了不服从运动之可能性以后，和平转型和正义转型之可能性就所剩无几了。一个更加简单的事实是，类似佛朗哥和希特勒政权，其内部，是不是可以和平转型之课题。这个课题，听起来有些个滑稽兮兮的！希特勒政权如何正义转型乎？
其实，这里仍然可以做出几个假设。
纳粹政权是德国乃至欧洲历史上一个插曲。从大的政治格局，国家均衡态势上说，希特勒颠覆了由俾斯麦制造的欧洲均衡国际格局。就像人们说的，如果希特勒死在童年，就没有战争；如果俾斯麦死在童年，就无欧洲秩序。于是，德国的崛起等于俾斯麦主义和德国本身的死亡。
但是，希特勒的德国其文化分野，还是属于欧洲的文化和文化的民主形态。这个形态，使得德国的民主宪法和希特勒的崛起，不可以枉顾民主秩序——就像民主不是"最好"那样，即便希特勒利用民主，也无法让世人"证伪"民主。
也就是说，希特勒给民主带来的鸡肋和涂炭，并不能让他切割和绝断民主。然而即便是德国有着民主的脐带，恢复这个脐带的，仍然不可能是纳粹政权的内部改革，可以促成。
中国的课题，其实，比较德国，更形繁复和深刻。中国没有民主 ，没有上帝，没有文化传统中的这类元素；儒家的民贵，君轻，和民主毫无关系。所以，中国转型向民主，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历史和解构历史的文化之大课题——这个和消除割断民主的纳粹"转型"不同——何况，即便是德国，其实现反希特勒转型，只是依靠内部的力量，同样完全不行。这个思考，是值得严重关注的。
我们考察中国文化，在什么基调上，透过历史和民主接轨，是一个天大的文化问题，且关联到文化民主问题。这里暂且引纳陈寅恪大师的话。他说——
"夫纲纪本抽象之物，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起所以依托为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为最要者。故所以托者不变异，则依托者得以保存。……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急剧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恬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见 《白璧德与中国》）
这句话的意思是，依托，一旦失却依托，就不成其为依托。儒家和所谓儒家"民主"，在失却了国家和体制载体以后，这个文化传统和传统的变化，就会到来。这个到来，就是所谓的"德莫克拉'贼'"——就是"民疯"。这个变化，是无载体——或者毛载体之民主海市蜃楼般的体制空梦和体制戕害——所以，王国维先生为此痞子运动而状绝望之态。
这是民主转型中的文化问题——我们暂且撇开不谈。
那么，凡是依靠外力打击才可以转型、之类似纳粹政权之内部转型说，自然就被取缔了、否定了。
接下来，中共政权，是一种什么政权呢？其转型之可能性，和希特勒政权，是不是有的一比呢？如果我们否定了这个政权是纳粹式的，转型，或许可以实现——如果我们承认之有些个纳粹性质，转型，就会变得十分艰巨和徒俱幻想。换言之，排除此政权纳粹性质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呢？现在人们看见的中国自由说、中国民主说，又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反而言之，当我们具备马丁.路德金那样的美国宪政背景；当我们像甘地一样，朝着英国国旗宣誓法治精神，和被允许在教皇保罗.二世和瓦文萨双面旗帜下，参加示威游行和言论公域之时，我们的转型活动之可能性，才是值得被关注、认可和付诸希望的——否则，就是大无希望——在大无希望的前提下，如何实行希望中事情呢？这个课题，是至关重要的课题。如，我们的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护法"运动；我们万千网民完全没有言论自由的网络运动；我们完全没有宗教自由的民间教会运动——所有这些运动之伟大意义，我们丝毫不会否认和估计不足——只是，我们完全排除了这些运动的"不服从"性质。不！这些运动和甘地，和曼德拉，和任何和平运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中国特色的地下运动；说不上是会服从暴力，还是服从非暴力于不远的将来。现在就急下结论，说，他们肯定不暴力——还是言之为早，是不可靠的，一厢情愿的。中国人说，不是不抱，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抱——是暴力，还是非暴力，不好说！
也就是说，不像人们所说，不要暴力，就没有暴力了。
也不像人们说，要有秩序，秩序，就变成永恒了。
更不是说，人们不愿意看见天下大乱，天下就不大乱了——不管身后洪水滔天者，既得利益者，他们如果不作任何妥协，试问，这个转型，如何到来？世界上所有约规和条约，都是双方或者多方妥协的结果；和谐的政治织体，纠其要素，也是互相让步——试问，在宠幸阶层和党阀利益不做丝毫妥协的政治生态中，政治环保人士、和平主义者如何适应只有一方妥协，主导方不做丝毫让步的和解？世界历史上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先例呢？
现在，中国人喜欢批评民主。说民主不完善，不是最好，数量/矢量，不完备，云云。这是一种说法；跟进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专制，不是不好，只是要转型，在转型中，专制，可以容忍——不容忍，就是不正确——叫做，反对暴力，专制，于是乎，在于专制之否 ，等等。这些说法，似是而非。因为，民主本身的数量统计和因子考量，都是建立在前提大致如此——这样一个估计上面——并非完备主义、无限（完美）主义，等同于民主；这是一个常识（邱吉尔早有论及）。我们在观察西方学人白璧德主义时候，看到了这个观点。白璧德就是努力排除"民主完善论"的政治哲学家。他的一般性观点，就是批评卢梭式的民主和培根式的科学。他以为，科学主义的功利扩张和民主浪漫的滥情主义，是现代西方走向战端和屠戮的直接原因——他于是到中国儒家和印度佛陀，找出路。他的出路，是孔孟之道一类中庸之论。这个，暂且不去详悉。
白同志的观点，重要之处是，民主，既然不可以求全责备，那么，专制之中，难道就存在出发到民主之路吗？坏的，是比好的还好？抑或，好的，还是比坏的好？——这个简单的对比，成为民主和专制的绝对性质的比较——虽然，他们都排除了"最好"——只有幻觉中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才是"最好"——任何批评民主"不好"者，滑到毛主义理想和纳粹理想，只有半步之遥——那是历史上千百次轮回和证明的结果——给民主以不满意的抗争之例，就像曼德拉和甘地做的一样，他乃是民主故乡的产物，不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国家的产物。
就像白璧德所说，"培根虽然放弃了知识的全知（fullness of knowledge），认为这个对于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却用一种想象的方法将其转化为整个人类的知识选择和行为。"
"人并不是通过经验的数量积累来获得对于整体统一的理解，而是通过对变化多样性当中的生活的统一性或整体性的把握来获得。"（见 《白璧德与中国》）
将民主定义为全知的选择，无论对人对己——还是对待整个社会，都是妄说和幻觉。只有毛才会误会这一点——连墨索里尼也说，改造人性的革命，不存在。这一点，务必说得一清二楚。
也就是说，民主的N种外在意志和潜在意志之元素，无法一一还原。这个事实说明，转型时期的因素，几乎和民主时期的人类意志一样，也是无法一一得到证实的。专制体制之内，也有N种有利或者不利于民主转型之因素，这是明显的。我们的意思是，如何提取这样的因素，放入一个值得观察和可以分析的平台上，给予考量，乃是思考的基本前提。这个做法，也许可以呈现某种转型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这也是我们勉为其难，做出分析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衔接上言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做出了和平演变之可能性，抑或是不可能性的某种分析。这些分析，帮助我们考量转型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
其一，欧美各国，究竟是要实行中国民主化——还是要实行中国市场化之问题。这个问题，早在汉娜.阿伦特的笔下做过充分解读。西方民主之一币两面，历史上一向如此。他们的国内民主和殖民地并不民主之统治模式，在现代历史上俯拾皆是。只是，到了最近，如，关于苏丹问题，这个议论才凸现出来——但是，经济投资的非政治化前提，不是中国的首创，恰恰是西方、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何以又反过来指责中国政权的非政治经济勾结，于苏丹政权乎？
诸如此类的经济主义，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经济两层皮的外交和价值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中国的党文化，正在和跨国资本沆瀣一气，炮制出来一种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复兴论，以满足他们南橘北栀的投资效应——一种和人权完全南辕北辙的经济掠夺模式——这个模式，接纳了中国政权的统治方式，并且产生出来一种"双赢"的局面——中国亿万富翁和西方资本集团的双赢。这个胜利的进军，和民主法制毫无关联，毫无血亲，毫无因果关系。在成就这个经济局面的同时，一个实行美国化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中国，正在地球上完成又一次"史无前例"的东方和西方的媾和和和谐 。这个和谐，就是永远开放于欧美各国，但是，永远和西方政治实行的普世价值，绝缘和切割——并且，在符合西方非普世价值的经济利益方面，"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说，一百年，不民主——这个西方世界完全可以接受的"开放"，成为中国"型而不转"的铁则和事实——就像诗人T.S.艾略特说过的，西方，是在结束的时候开始——中国，是在开始的时候，结束——这个游戏，正玩得方兴未艾，没有丝毫收敛之迹象——在这个过节一样的时刻（中国称之为盛世），请求东、西方富人给以一个转型之承诺，是并不太奢侈的要求——"相信未来"嘛，他们放下手中的"人头马"，这样说。
其二，一向所说的民主对于专制的转型，在国际政治范畴也遇到很大阻力。这个阻力，来自整个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就是以联合国为首的多国非民主政体国家和政权，在也许以中国、也许以俄罗斯为轴心的、非普世价值观主导下的政治利益集团。面对这个政治秩序，美国等少数民主国家几乎成为民主的"异议人士"——可笑的是，连布什总统，也自称宁愿做一个"异议人士"——这个局面，说明布什先生的尴尬处境；笔者并不认为这仅仅是布什先生的幽默，而是某种转型道路上的感叹！这个转型，涵盖了西方主要大国在中国和俄罗斯国家利益彰现之下的被动处境；也说明，在美国，无论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之战，带来类似越战泥坑以后，专制主义国家趁机凸现其所谓软、硬实力挑战西方价值观的严酷现实——这个现实，企图证明中国模式和其他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在马克思死掉几百年以后，还是阴魂不散地游荡在世界上。所有左派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格瓦拉主义和毛主义，混杂在一起，企图再造一个非普世价值，中国式价值——甚至被人认可是中国－瑞典式价值——虽然，瑞典人士和诺贝尔学院人士，对于中国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们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在中共知识分子中，有一群瑞典崇拜者。
故此，转型遇到的阻力，不止是来自于中国政治现状，还来自整个世界之政治格局。这个政治格，局无论在经贸层面还是在政治外交层面，都在阻挡一种简单不过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台湾外交的局面充分说明，来自美国历史上之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二人所争执的国际战略和价值观念，至今，依然发生蝴蝶效应——意识形态和上帝的价值大战，在均衡外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交织下，变得十分复杂和棘手——所有正确的真理，莫不让位给国家利益和安全所需。一切理论的和实际的，为真理而战斗的现实，变得极其残酷而绝望。在这样一种战略格局和外交织体面前，美国和中国的价值之争，也变得日益激烈和暗中较力。一切所谓美、中软实力较逐，甚至超过了以强治强的赤裸裸的对峙。
……虽然，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认为，这个较力，不过是全球大同的前奏——但是，究竟如何因应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就要实现细节的爬梳和分析，不是一厢情愿，布道某种和平转型观点而枉顾所有阻难可以达致。
我们的意思是，在众多历史倒退和历史违逆之中，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是不是一种"中道"之行和有效试验（或者说，试错？），成为今天的主导话题。
在这个中国模式转型主义的无穷多可能性里，是不是有一种高于或者"美于"普世价值和政治ABC的特出产物，正在世界上被派生出来？
这个特色产物，是不是包含了其中转型必然说——转型必然成功之逻辑推断——而且，这个转型，是不是甚至可以预期，成为超越美欧政治模式的、高于三权分立说的某种伟大怪胎？
甚至，在张伯伦死掉近百年以后，绥靖主义的新老欧洲，是不是期待中国的崛起，会变更类似《欧洲内幕》那本名著，带给人们的耻辱记忆，而伙同中国价值观，再度造就一个全球化的张伯伦主义和绥靖中国之和平主义？
所有这些课题，都是关乎中国是不是要转型——中国是要自己转型 ，还是要民主世界为之转型，打造一个世界"中国制造"的大民主和新自由之大格局——那时，中国的航母、导弹和卫星，对峙于也许日益衰落的美国和欧洲（有人说，美国在2020年就告衰落和瓦解）——试问，究竟是中国人要转型世界，还是世界要转型中国呢？
这个类似科幻小说的政治外交织体，如果一旦实现，美国人和欧洲人，就不要期待中国的民主化和人权化了——他们，也许和中国被招安的知识分子一样，承担其伟大中国梦的诠释责任，开始全面诋毁民主和自由价值观——不是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批判西方民主之缺陷和政体之弊端了吗？中国的高人，的确很多。
当然，一切有悖普世价值的转型——也就是反动和倒退，是总体论错误的逆行线——但是，在这个逆行线上，人们正在期待着事情的另一种解释。这样的解释，已经含有中国特色，中国不必转型，中国"盛世"说等等愚人颂式的言词，层出不穷。于是，关乎中国转型的叫嚣，在这些世界级别的称颂声里，显得十分脆弱和苍白。
其三，就是我们前此论及的、如何估价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中"人民"作用的课题——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国网民和广大知识群体乃至异议人士，是不是形成了转型说的载体之课题。
一种说法是，中国现在已经兴起"文艺复兴运动"——随着"大国崛起"，国民意识开始复兴和转变，维权领域和舆论阵地上，正面的意见，已经超越官方的约制和欺骗，达到了某种网络民意的普遍化。这个现象，正在主导事情"起变化"，朝向正面的趋势蠕动。
另外一种说法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国情，即便是网络普及，也无法更改中国极权主义的政治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人民的思想，依旧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个基本的估计，没有实质变化。也就是说，一切网络、媒体、报纸和电台，依然控制在官方手中，人民迫于知情权的极度丧失，其判断事物的基本水准，依旧是国家和政权的宣传内容。（比如，六四期间，笔者去购买候德建的唱盘。询问店家一个小姑娘，她问，"谁是候德建？"……加上成都报纸，那个刊登六四广告者的无知，都是例子。）
二者兼而有之的事实，也是存在的。这个较力是真实存在的。这个较力的前景如何估计，也存在一个严酷的悖论。一个说法是，网络和博客形成的启蒙和复兴，正在造成新一代知情和良知兼备的国人和青年；一种说法是，官方的封锁、遗忘和宣传，正在造就一代政治冷漠和是非不清，幸灾乐祸的冷血愤青——这些反美和崇美兼俱者，今天可以向美国使馆抛石子，明天可以加入美国国籍；他们是反日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却对中国政权歪曲历史置若罔闻；如何评估反右，文革，六四，已经跑出他们的思维系统和语汇系统；诸如此类的悖论在中国形成历史的无知和现实的苟利一代。这一代人，即便远洋美欧，也成为那些国家里国家利益和现存秩序的附庸，更不会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儒家气节和欧美独立知识人之批评美国者一样，形成独立思考和批判主义。他们顶多成为经济和文化现状的受益者。这些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乃是和阿伦特和陈寅恪毫无关系的附庸知识者。期望这些89之后能够肩负起再度的政治诉求，已经很不现实。
即便如此，这个较力的过程，也还是在艰巨进行当中。八、九十岁的耄耋和老右，五、六十岁的白发红卫兵，甚至六四青年等，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历史还原和记忆再现之抗争。他们形成的一年年、一次次关乎与此的研讨和反思，使得遗忘和歪曲，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纠正。但是，一是，他们在海外；二是，他们的语汇，已经无法纳入89后一代人的思想和生活。加上官方宣传的禁锢，所有这些研讨，外在于年青人的话题和范畴，也是一种事实。所有这些估计，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悲观主义之证。笔者研究文革，又很多感触——不要说三、四十岁的人，就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者，对于文革，也基本上处于无知和"正统"判断之中，乏善可陈——如，刘是好人，毛是坏人；甚至，毛也是好人 ，毛在试验、试错、证伪，等等。
这样，一方面，国人已经淡忘历史——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六四——一方面，人们正在努力抗争，企图恢复所有历史和现实的真相，找到政治正确的逻辑走向——那么，关节点在哪里？在哪里突破，可以完成和成就历史的挽回，继而发掘"转型"的历史根据——这个局面，依然十分艰巨。
关键在学生和青年。一个重要的估计是，六四学生运动之一代政治热血青年，在89以后，就已经写入历史。现在的学生之政治情结的死亡，为中国政权注入了一股"活力"（我们说是死魂灵）。有效的邓式实用主义，正在结合美国非普世价值之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和政治极权，捆绑在一起，造就着一代后六四学生和非政治化青年。"少年中国"（见梁启超的说法）正在变成"中国少年"——这个事实的严酷性说明，期待转型的民族血脉，正处在严重失血状态，而非呈现源源不断之势。强大的商业投机主义和生存犬儒主义，正在腐蚀和消化哪怕是六四一代的菁英人物，让其"转型"成为官方的商业伙伴——政治诉求正在迅速死亡。
其实，和上述香港死亡和撒切尔主义死亡一样，被转型的，不是中共，而是中共的前敌人和异议人士。这些人士，起码在默认中共"民主法律"这个大前提下，被统战起来，成为一种不同于、又相同于前统战人物似的花瓶。这些个花瓶，正好成为中国转型说的拥趸。他们对于共产党的最高称颂，就是默认党文化涵盖了"民主法制"。这些拥趸者的显著特色就是，他们企图漂白从马克思主义到胡温政治的一切不洁之点，从历史的窜改，到他们本人政治ID的赎清，都呈现一种所谓"两头真"式的说辞。他们企图在"转型说"的掩护下，造就一个既不清算历史，也不否定党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圭皋，以打扫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毛之僵尸和马克思之僵尸的严重尸变——这个尸变，已经大面积混淆了历史的真相和人民的诉求，严重毒害大面积的正统或者非正统思维。他们用七十几岁的恩格斯，换掉二十几岁的恩格斯，以为这样一来，从瑞金到北京的轨迹，就会完全转换——继而，人民政权的、起事于1949年的正统，就被完全呵护——而政治转型的到来，正是他们和他们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又一种合法性、合理性证明——他们甚至一厢情愿地打出、现在瑞典学者严重抗议的、那种所谓中国－瑞典模式，以宣称，这是共党转型的第一个起点。这是和平转型说的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我们前此言及的"民主法制"方式。在撇除究竟是遵循共党民主法制，还是普世价值中之反对党方式和司法独立方式之法制的大前提下，制造一种空洞的，不涉及历史和现实层面的、实质性民主法制内涵的虚伪诉求，以达到所谓的"和平理性"之目标。
第三种方式，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夸耀或者默认国际跨国资本和国内宠幸阶层、太子党合谋的经济掠夺，尽量撑持一个几乎是看不见尽头的奴隶剥夺和生态破坏之经济贸易局势，使得中国前途，在所谓"转型说"的蒙蔽下，再度发效为一种人道涂炭和生态破坏之效应。于是，这个较力，成为另外一个领域，国际领域中，世界对于中国发展走向的争执和分歧之所在。用共产党的语言来讲，"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究竟如何呢？换言之，尼克松和基辛格主义带给中国政权的和平演变，是在朝向杜勒斯的方向，还是在朝向邓的方向，难道过去三几十年来，还看不清楚吗？党，政权，宠信阶层，红色序列，已经从"经济崩溃的边缘"又崛起，又复兴，形成所谓"盛世"——这个历史根据，难道是杜勒斯主义的有效进程吗？如果西方人士和政府如再续枉顾这个非杜勒斯主义之事实，那么，中国政权的崛起和威胁终将成为事实。
在这个极度复杂的国际博弈当中，中国的法宝，就是排除国际规则，并将此一排除，转换为中国规则——第三世界规则和反美规则 ，等等。所有这些隐性的龃龉和抵触——如，在达尔富尔等国际争端上他们采取的立场，已经昭示了这个类似张伯伦主义时代，西方人一度面对过，又被他们有意遗忘的历史——看来，遗忘，成为世界性的痼疾。整个世界格局的厘清，仰仗于改变整个西方的对华政策——改变经济和政治，极权和民主，亚洲和欧美双重价值，多重标准的混世主义和见利忘义主义。这个较力，是对于西方历史上，被白璧德先生抨击之科学扩张和民主滥请主义之翻版——这个扩张，在勾结中国权贵和枉顾人民权益方面，已经做到肆无忌惮。这也就是西方民主丑闻的中国翻版。所有这些东、西方叠加的腐败和合法剥夺，如果不加批评，有所揭橥，中国向民主化转型的妄议，只能是开国际玩笑。
中国人说的"胜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一个真理——这个说法的含义就是，中国转型，有赖于西方政权和国家，知识分子和商人，改变现在这种开放式奴役的中国经济结构，并且迅速地把西方的商业规则实行于全球——也就是，自然加诸于中国资本家和中国政权——实行中国的独立工会主义和其他劳工利益之法规。除此，中国经济发展，只能是开放的奴役制度的所谓新事物，其发展且根本看不见尽头。重复而言，西方民主价值和"重商主义"如果得不到有效改变，奴役制度本身，就会重复西方殖民主义的百年罪恶，并将这种罪恶备及中国且一发不可收拾。中国民间和异议人士，期望西方政客和政权实行的类似的布什主义，就会真正成为布什所谓之"异议人士"说。
纵观上述转型要件可以看到，最为重要的中国转型，其实不是来自国内的准纳粹体制，而是来自于西方整个对华政策和政治理论的改变，改变尼克松主义和基辛格主义在中国的延续，改变成为也许是布什主义和别的什么"异议分子"之主义——不如此，中国转型之剑，只能被折断和废弃；国际资本和苟利集团（加上中国的权贵资本），将势成悬于未来之中国头上的魔剑；也就是说，任何有违于这两个利益集团——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和欧美日跨国资本集团之利益的做法，都会备受打击而使得转型成为泡影。
最后，转型说受到大面积拥趸，是因为人们害怕混乱、秩序的消失、无政府主义和战乱。为此，他们主张一厢情愿地看到官方实施和平演，而无论这个演变朝向何种方向。可惜的是，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个政权无可救要的、绝对无可塑性之基本事实。这个事实和历史经验联系在一起。无论从合法和非法的层面上看，都是如此。毛，甚至可以不要连斯大林也要装模做样的法律，实行无法无天——政权的三几十年的改革，整个就是一种合法的剥夺和镇压——迫于西方政治准则而实行的两面三刀的无原则原则，正在有效抵制真正的民主式开放。他们今年以来的一切表演，也说明，他们可以接过所有民主语汇而掏空其所有内涵。他们可以向美、欧、日人士大谈民主，而反过来强奸民意，控制舆论，压榨劳工。维权的几乎全军覆没，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从所谓起义，维权和罢工起家的共产党，正在以武装到牙齿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统战和打击的经验，实行对于既无旗帜，也无奥援，更无纲领和组织的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歼灭战。无权中的维权，走向民主和民粹的可能性，都很小。维权理论家，几乎是单向人和单恋人的迷惘诗意，正在绝望地、和匍匐在的人民，映衬出极权主义者伪善的面孔。
前途究竟何在？
我们坦诚，我们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觉得，悲观主义的清醒，要强过忙目的乐观和轻信。一个简单的事实证明是，违反普世价值的中共，也许会在不做任何让步的情形下，面临偶然发生的、所谓"最后一粒沙子"压垮之的故事——那样，从国际和国内的承受力最后崩盘的角度看，潮流最终流向民主，自然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个不可阻挡，绝对不是来自转型的官方，而是来自民间，国际部署和力量，偶然的机遇，台湾问题，等等…而且，其中并不能绝对排除故此发生的政权失效和无政府主义结局。大乱之现实、暴力和革命之现实，在官方面不做任何让步的情形下，也许真的会呈现末日效应。只是，我们希望这次"轮回"，有一点古代希腊之政体轮回的味道，而不要重新堕入千年中国式轮回的陷阱。
是的，只有一点，我们和他们，都是可以赞成的——那就是，我们也并不期望主动煽起某种热兵器时代的暴力革命。我们同样不是暴动和革命的倡导者——但是，如果政治估计，只是停留在和平转型之上而枉顾这个转型的、几乎等于0的可能性，排除各种可能性的发生，等等，就不属于我们的评估和预期之列了。
(和平转型论是否妄议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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