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次的节目中，一毛谈到，在文革初期，由于父亲的牵连，她受尽所谓“造反派”子女的欺辱和殴打。她也由此得到了一大堆新绰号，小右派、小地主、小资本家、小臭老九、小美国特务等等。
然而，更令一毛不堪忍受的是，当时只有八岁多的她曾亲眼目睹了小朋友的妈妈上吊自杀的悲惨情景。一毛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到…
巫一毛：“又下雪了，雪花随着微风落在我的头发上、脸上、身上。茫茫白雪中远处出现的一个红点吸引了我的视线，更近了、更近了，只见一长条鲜红在银色的世界里漂浮，我终于看出那红色是一条围巾。
围巾一头系在大树上；另一头系在一个浑身赤裸的人的脖子上，我吓傻了，僵立在雪地上！尸首在我眼前慢慢地旋转，脸肿得变了形，身体白润光滑，头和脚发青发紫，我感到莫名的恐惧！尸首看起来竟然这么熟悉，我逼自己仔细看，认出是梁阿姨。”
文革开始后两年，一毛十岁的时候，全家又被下放到安徽贫困的农村和县，据说此地是霸王别姬的地方。一毛说，她一路哭着离开了让她失去童年的合肥，落户到一个叫高庄的生产队。
巫一毛：“在那里就是一个村子一家，一个村子一家，很多，不光是我们一家，太多了。有的是没问题的也下，因为那时候学校都关门了，停课闹革命，老师在城里呆着干什么呢，所以都下去了。毛主席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所以这些人下去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么下去的。”
一毛说，来到高庄后，生产队长又贪污了那点可怜的安家费，只把队里的仓库隔了一间半让他们住。那泥地、泥墙的茅草屋，成了一毛一家的栖身之所，亲身体验到了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嚎，卷我屋上三重毛”之后，屋漏墙塌的辛酸。但一毛说，虽然他们一家五口人当时只靠妈妈的一份工资，但与当地农民比起来，还算是好的，当时农民因为贫困和落后，溺死女婴的事情经常发生。一毛说…
巫一毛：“看到了很多很可怕的这种溺婴，活活淹死的，就扔到河里去的。因为一个是重男轻女；一个是养不活。女孩子不处理掉的话，他还想生儿子呀，就这种选择。那种情况下，好像也是很普遍的事情。好像也不是觉得怎么特别难受，也不觉得不对，也不瞒着人，就去这么做。
村里的生产队长告诉我妈妈说他老婆生了个女孩，只好把这个女孩扔到粪桶里去。儿子竟然还说：她两个眼睛还盯着我看，根本不觉得是什么。”
一毛说，他们一家在农村一呆就是五年，所以她总是对人说，她其实就是一个从小在农村学会了打赤脚的小村妞…
巫一毛：“我说我是一个小村妞，因为在那里上了小学、初中。小孩子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的韧性特别强，因为周围的孩子都那样光脚，所以也不觉得怎么样。穿鞋反而人家都要笑你，又不过年、不过节、不走亲戚，穿什么鞋？现在回头看看真是太可怕了，不知怎么过来的。”
五年后，一毛全家因为父母平反而离开农村，父母被分配到位于芜湖市的安徽师范大学。一毛到城里上学的第一天，就因为打赤脚而被老师轰出教室。一毛亲自选读了她在自传体回忆录中记述的这一片段…
巫一毛：“清晨，我兴高采烈地把两条大辫子梳得光光的，穿上补得整齐的裤子和上衣去上学，到了教室门口，同学们已经在课桌前坐好，老师背对着我在黑板上写着什么。我一跨过门栏，教室里突然静下来，所有的人都盯着我，老师纳闷地停住，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正好和我四目相对。
老师是个中年妇女，身高也就一米五，瘦瘦的、短头发，她带着深度圆镜框眼镜，严肃的表情显得很吓人。‘老师早！’我恭恭敬敬地说，抑制不住脸上的笑容。我用眼角在教室里溜了一眼，啊呀！那么多女生，我想马上找到一个空位尽快坐到她们中间。‘鞋呢？！’老师愤愤地问，指着我的光脚。‘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不解地看着老师，不是年节，不走亲戚，为什么要穿鞋？”
一毛说，当她哭着回家，跟妈妈说完老师没让她上课的的理由后，妈妈反而笑了。妈妈说：“在农村住了这么多年，我倒忘了这个。别哭！妈妈带你去买双新鞋。”
一毛说，在她那个学期的期末小结上，班主任除了千篇一律的“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类的评语外，还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个学会了穿鞋的、纯朴的乡村姑娘。”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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