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直截了当地指出：长征是个“没有后方，也没有固定前方；没有补给后勤，也没有固定兵源粮饷；随发裹背，就地打粮；钻隙流窜，拖死追兵的流寇主义。确实不愧为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的后进。”
但在后来冒出来的“长征”宣传中，竟出现了一些神话，张戎所著的《毛故事》中就一一加以戳穿，如指“长征”中的“红军”，并无“三壮士、七勇士”，攀越卢定铁索桥一事，实际上是把守铁桥的军阀部队放他们走过桥的。原来当时的西康省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盘踞的独立王国，在此种鸦片、贩鸦片，为反禁鸦片而对抗中央政府，为保存实力特地暗自勾结毛等，救了他们。所以1949年后，刘文辉立即成了毛王朝的新贵，被封为“农业部长”。刘文辉放毛过桥一事，是刘部的一名中级军官于抗战期间在成都告诉我的。上世纪3、40，四川无论军民，都把“红军”称为“霉老二”。
张着的唯一缺点是推论胡宗南为“红色代理人”，这是极大的错误。不过，胡某人虽非“匪谍”，但他身边却潜伏一名十足的中共地下分子，此人名叫熊向晖，是胡的学生，又是胡的亲信僚属。当年胡镇西安，身兼校址在西安近郊的陆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主任，熊向晖是该校第15期生，毕业后即被胡留在身边充任侍从参谋兼机要秘书，备加宠信。实则熊早已是周恩来安排的潜谍。胡部在进攻延安时被熊泄密而遭重大折损，胡应独负罪责。
首先，正如张戎回应，毛之统治，让7000万无辜丧命，根本不存在贬损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道德谴责。7000万比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还多啊！
其次，大陆“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哲学教授单少杰在《毛泽东执政春秋》书中指出：“中国史学具有双重职能：一是记录历史事实，二是维护人伦价值，故多有道德评价”。因而他以春秋之笔，并以“春秋”作书名，严批毛之“执政”，虽然不够全面，仍值得敬佩。
还有，前俄国工党创始人和领袖普列汉洛夫在他的《政治遗嘱》中抨击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在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毛泽东也列宁一样。
最后，笔者愿加补充的是，纵观毛之所作所为，不仅仅是道德瑕疵的问题，而是重大的犯罪问题；不仅要加以“贬损”，而且让他受到历史的审判。即使是道德瑕疵问题，也应予以严厉的谴责和彻底的批判，否则，人间还有是非之分，善恶之别吗？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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