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束星北有时似乎更像一名侠客。这条彪形大汉，“只要用一个手指就能把人提起来”。他操一口苏北口音，嗓门洪亮，腰板笔挺，像军人一样。
他曾这样为数学家苏步青打抱不平。一次“运动”中，浙江大学“节约委员会”无中生有，把苏步青定为“贪污”典型。束星北直接闯进办公室，对“节约委员会”主任骂道：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说罢，把对方揪起来，一拳打出几米开外。结果，他被以抗拒“运动”的罪名大加批判。
在浙大任教时，有人告发他倒卖大米，发国难财。他认为受到诬蔑，于是用毛笔写了“挑战书”，贴在校园里，请对方“在学生食堂门口当众向我道歉，或者与我进行辩论”。
“他身上每一个棱角都异常锋利鲜明。”《束星北档案》的作者刘海军说。
他会为了实验设备的问题，与学校的总务主任大打出手，把对方的脸打肿。而看到学生衣服单薄冻得发抖，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衣。
他还享有“束大炮”之称。第一次见蒋介石，他上来就质问抗日政策，让蒋很下不来台，讷讷几句，挥袖而去。这次“放炮”的结果是，他主动辞去了 国民党军官学校的教员职务。
不过，束星北并不只是一个单纯好斗的侠客。在刘海军看来，他的反抗意识建立在理性之上，“是他骨子里的科学品质和科学家精神造成的”。这种科学品质，“便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是同谬误邪恶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这样的精神贯穿了他的生命。”
在学术上，束星北严谨认真，只要发现问题，不管对方是谁，一定要当面指出。“画叉”成了束星北反对学术谬误的惯用方式。他常在别人的演讲中径直走上台去，在黑板上写错的地方用粉笔画叉，弄得人下不了台。到后来，在学术报告会上，主讲人一看见他在下面坐着，都会心惊胆战。
给学生讲课时，他举止随意，说话直率，常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然而，他的学生给别人上课，他却会偷偷站在外面，记下错误之处，然后推门进去，一边画叉，一边斥责，一讲就是几个小时。面红耳赤的学生站在一边，他毫不理会。久而久之，他的学生讲课时，一听见教室外有脚步声，就变得很紧张。
即使在学术之外，他的反抗精神也很强烈。他黑白分明，不管大小批斗会，从不假意低头，而是积极写信辩白。
采访中，刘海军一直试图把束星北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来刻画。不过，他的意图引起了束星北学生们的警惕。在他们看来，束星北的性格，在当时知识分子身上并不鲜见，只是他表现得较为典型。
一个场景令许多人难忘：束星北和好友、物理学家王淦昌一起给学生开课，一个在上面讲着，另一个就在下面冷言冷语地批评。有时候耐不住了，干脆跳上讲台，用粉笔互相画叉，各说各的，喋喋不休，最后变为争吵、叫喊，怒目相向，面红耳赤。
“那个时代有适合束星北存在的社会环境。”刘海军认为。师生可以互换位置，教授和领导也没有界限。 浙江大学西迁时，束星北跟在校长竺可桢身后，不住地唠叨校长的过失，竺可桢只是一笑而过。
“而如今，知识分子单一的形象和模式已经深入人心了，诞生束星北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刘海军感叹。
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的束星北，后来果然寸步难行。
尽管在自己门上写了“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的字样，他仍然被抄家。尽管他手里拿着宪法，不停地摇动，也无济于事。
后来他被下放“改造”，修水库，扛泥料，扫大街，洗厕所，唯独不得从事物理研究。当好友和旧同事被调去参加新中国原子弹研究时，这名中国核物理学研究的先行者，却逐渐被人淡忘。
有一天下了大雪，束星北穿一身黑色棉衣棉裤，佝偻着身子扫雪。儿女惊讶地发现，在路两旁没有清扫的雪地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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