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观这三个案例及其评论，表面上都有反贪腐的共同特质，合理性便不言而喻。但深想一层，却不无可议之处。台湾与泰国的事件，虽有和平与武力之别，但都有反现行体制的性质。台湾泰国都已建立了民主政体，前者政治开放已约二十年，民选总统亦已十年，三届；后者从一九九二年反军政府成功，开启民主政治至今，使平均三年一次政变的泰国，平稳发展了十五年。台湾泰国的民主进步举世公认。无疑，不论陈水扁还是他信，他们的政策或个人品德绝非完好，肯定需要人民的监督与制约，但民主制度下，都有一定的相应法规，对执政掌权者加以限制，这是达成社会共识的游戏规则，如果舍此，而诉诸于过去习惯的民粹或政变方式去处理国家权力的更换，那么，与其说是执政者不善，不如说是制度的不善，其后果将会导致革命与动乱的恶性循环。因为任何总统、总理都不是完人，东西方皆无例外，民主法制正是处理他们去留的一个相对好的方式，虽然不是最好。
中国却是另一个情景。那里没有民主政制，没有公平司法，没有新闻自由。人民对于贪官恶吏，只能敢怒不敢言。中国老百姓传统的心理，只有企盼出现青天、清官和好皇帝，为民请命，为民伸冤，这种心理在共产党暴力专政五十多年来，依然没有改变，甚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依法治国——全是空话假话。面对无官不贪的现实，新闻不能揭露，告状没有人理，更不准上街示威抗议，共和国名下的人民，比过去更加无权无力。而结构性的腐败，权钱色结合的命运共同体，更难指望体制内有人高举义旗挑战独裁权力。因此，无论对台湾的倒扁、泰国的政变有多少异议，它们相对于大陆做秀式的反贪，都是更高层次的不可同日而语的现象。
上海，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先进拥有最多资本主义元素的城市，在后来却有过很不光彩的名声，从四人帮到上海帮，塑造了一个党同伐异、巧取豪夺的恶劣典型，他们把上海滩精明、投机、冒险的性格推到极致，在政治挂帅和经济挂帅的年代，都可以领导潮流。因此，今天胡温当局要摧毁这个根深柢固的基地，绝非易事。搞掉一个陈良宇并不值得大声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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