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沙起义
（一）华沙罹难于纳粹德国行将总崩溃时
1944年6月盟军诺曼底登陆后，不断由西向东推进。7月下旬，苏联地面部队从东面逼近已经沦陷近五年的华沙，空军开始在靠近华沙的机场起飞轰炸驻扎华沙的德军。横行欧洲数年的纳粹德国已作困兽之斗。
整个二战中，波兰承受了最深重的民族苦难，但不屈的人民在纳粹铁蹄下一直进行着有组织的地下抵抗。随着战局进展，解放的曙光已然露出，起义准备在进行之中。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授权波兰地下军领导人适时举行总起义，阻止德军在波兰境内特别是在首都华沙死守作战。长时间以来，苏联电台也一直敦促波兰人发动总起义，并承诺提供军事援助。7月29日，莫斯科电台播放呼吁，要求华沙地下组织举行反德国占领军暴动，加速最终解放进程。呼吁指出德军设置防守据点进行抵抗的计划会给城市造成破坏。整个呼吁以“不积极奋起自救，一切将化为乌有”的警告结束。31日傍晚，苏军坦克在华沙东面突入德军防线，德军已开始从华沙撤退。从德国军用无线电台得知这一消息的波兰地下军司令部决定于次日下午五点举行起义。
8月1日，也就是莫斯科电台播放呼吁之后第三天，华沙起义爆发了。起义者从下午五点开始进攻占领军，不到十五分钟，全城百万居民都卷入了战斗，三天内控制了大部分地区。但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对起义的华沙人具压倒优势的德军从各个据点进行疯狂反扑，起义者吁请近在咫尺的苏军支援。如果此时得到援助，起义前景仍然光明。然而一直敦促波兰人发动总起义的苏联电台沉默了，先前承诺的军事支援不仅拒绝兑现，苏军还停止了对驻华沙德军的空中轰炸和地面进攻，而且后撤了一段距离。在一场灭顶之灾和大屠杀即将降临华沙的紧急情况下，从8月初到8月中旬，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再致电斯大林敦请采取支援行动未果，不得已，只好努力从一条远得不能再远的空中航线向华沙抵抗战士空投军火和食品，但执行任务的英国或美国飞机空投后需要就近在苏联领土著陆加油。然而就连这一请求也遭断然拒绝，理由是“苏联政府不希望直接或间接跟华沙的冒险发生瓜葛”。鉴于华沙情况危机，20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再次致电斯大林：“如果华沙的反纳粹分子事实上被弃置不顾，世界舆论会说些什么。我们深信我们三人都应竭力从那里拯救尽可能多的爱国者。我们希望你们向华沙的波兰爱国者空投救济补给品和弹药，不然，你们能否同意帮助我们的飞机来迅速进行空投。我们希望你会赞同。时间因素是极端重要的。”斯大林在两天后的回电中干脆把起义说成“罪犯集团旨在夺权而在华沙发动冒险事件”。－－战后，由于斯大林这一断语以及清除异己的需要，曾长期坚持抗德斗争并在华沙起义中流血牺牲的波兰抵抗战士，死者蒙污，幸存者入狱，直到1956年才恢复名誉。
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华沙人几乎赤手空拳地进行着无望的斗争。一位华沙妇女致教皇的信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最尊敬的圣父……三周以来，我们固守着我们的要塞，缺食少药，华沙已成废墟。德军残杀各医院中的伤员。他们驱使妇孺走在他们前面，以保护他们的坦克。关于孩子们用汽油瓶跟坦克战斗并烧毁坦克的报道毫无夸张之处。我们母亲眼看着儿子们为祖国和自由而牺牲……现在没有人援助我们。俄国军队在华沙的大门口已经三周了，但寸步不前。来自英国的援助不足。世界无视我们的战斗，只有上帝和我们在一起。”
德军从空中和地面狂轰滥炸了六十三天。10月2日，这个英雄城市投降了。在投降前的最后几次广播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是地地道道的老实话。我们遭受的待遇比希特勒的仆从国还要坏，比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更坏。公正的上帝，对波兰民族所承受的可怕的不公正作出裁决吧，希望他因之惩治那些犯罪者。”
三个半月后的1月17日，苏军作为华沙的“解放者”入城时，华沙已是一座尸横遍地、到处瓦砾和废墟的空城。莫斯科电台“7.29”呼吁的最后一句话是“不积极奋起自救，一切将化为乌有”，华沙人民英勇奋起了，苏军坐视起义者溃败和遭屠杀，华沙真正“化为乌有”了。
（二）不是第一次罹难
波兰有上千年悠久历史，人民资质聪明、气度恢宏、宗教信仰深厚，却命运多舛。
在欧洲民族国家大多作为专制君主国家崛起的十五六世纪，波兰走的另一条路：国王由全体贵族选举产生，只有议会才能制定法律。这是一个有国王的共和国，与英国政体颇为形似。但她没有英国的富有和四面环海的天然屏障，也没有山脉构成的屏障和确定的边界，而邻国是与她敌对并虎视眈眈觊觎着她领土的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这三个大君主国。关于波兰的状况和处境，史学家Ｈ·Ｇ·威尔斯是这样说的：“一个贫穷的、天主教的、内陆的不列颠，完全被敌人而不是海洋包围着。”
1772年，波兰第一次被俄、普、奥三国瓜分。经过十几年斗争，通过了有波兰在欧洲国家中的贵族特许状之称的1791年宪法，处境有所改善。但俄、普、奥随即在1793年进行了第二次瓜分。次年爆发科斯丘什科领导的全民起义。俄军镇压了起义，并对起义者和平民进行了大屠杀，波兰的领袖人物被监禁、流放。随之而来的1795年第三次瓜分，把这个共和国从现成国家中一笔勾销。波兰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但她仍然在波兰人心中，人民为重获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从未停息。1831年，波兰人为摆脱俄国统治举行大规模起义，遭到更残酷镇压。数以百计起义领袖被枪杀或流放西伯利亚。从此波兰作为一个被征服的省份接受沙皇统治，并当成危险民族被强制俄罗斯化。波兰固有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人们被强制信奉东正教、被禁止使用自己的语言。俄罗斯化的残酷，从以下事实便可见一斑：十九世纪的波兰有着辉煌的流亡文学，但波兰人要了解自己的文学却只能通过俄文译文来实现。
自1795年第三次被瓜分，历经一百二十三年无望的斗争、等待，直到一战后，被三个专制的世袭王朝合谋灭掉的波兰才又重新作为独立国家站立起来。但东西两面分别暴露在苏俄和德国的敌视和觊觎下。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苏德条约为德国进攻波兰开了绿灯。希特勒在东面有苏联的纵容，又以为西方国家不会援救波兰。9月1日，也就是苏德条约签字一周后，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波兰军队的英勇顽强令德国大为吃惊，但终不敌强大的德军，不到三周就溃灭了，政府被迫流亡。9月17日，与波兰有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派兵从东面入侵，18日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与德军会合。面对大国侵略，发生在首都华沙的最后抵抗伟大而悲壮，血战到9月28日才被德军攻陷。29日，苏德瓜分波兰的条约正式签字，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再次被消灭。苦难深重的波兰民族要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恐怖时期。
（三）死于黎明前夕的波兰抵抗运动
波兰沦陷了，但她很快就组织起一个地下政府。地下政府不仅领导了一个坚强、团结、受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抵抗运动，而且有法院，发行公债，甚至有一个初步的教育制度，还与伦敦的流亡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既与希特勒合谋瓜分，又趁火打劫，在战争初期毫不费力就攫取了大片领土，之后则听任德国挨个占领欧洲各国，包括与苏联利害攸关的巴尔干国家。但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大举进攻。苏联在为了生存必须与纳粹德国殊死斗争之时，才跟波兰流亡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4年7月，苏军以解放者身份越过波兰边界，身份与五年前作为希特勒的合谋入侵者和瓜分者越过波兰边界时不同了。但苏军一进入波兰，斯大林立即撇开一直领导着波兰抵抗运动的流亡政府和地下政府，23日设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作卢布林委员会的傀儡政权。卢布林政权的人与国内抵抗运动没什么关系，当地下组织团结人民进行抵抗时，他们在莫斯科受训；当纳粹德国面临盟军东西夹击已显崩溃之势时，他们被红军运送回波兰；当德军以血腥屠城报复华沙起义时，他们没有为拯救华沙人和华沙城做任何努力。这个听从莫斯科命令的小圈子在波兰毫无代表性、毫无民众基础。但斯大林的既定目标是把卢布林政权强加给波兰以使波兰苏维埃化。华沙起义后，斯大林背信弃义拒绝援助，又设置障碍使英美对华沙的支援难以进行，把正在遭受屠城之难的华沙置于孤立无援境地。他借行将覆灭的纳粹之手除掉了波兰独立抵抗力量，为没有民众基础的卢布林政权清除了竞争对手。
起义的华沙在英勇抵抗六十三天后投降，标志着波兰的独立抵抗运动彻底终结。此时，西欧、中欧国家正纷纷获得解放。
二、巴黎起义
（一）一场要避免而未能避免的起义
巴黎起义是在华沙起义之后半个多月举行的。从盟军的全盘战略考虑来说，这是一场必须避免的起义。
巴黎无论对德国方面还是对盟国都极其重要，解放巴黎，无疑会极大地鼓舞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然而，以下原因使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决定推迟解放巴黎。一是过早进攻巴黎势必与决心死守巴黎的德国人发生激烈巷战，这既使横扫法国本土的兵力陷入消耗极大的城市争夺战，又将冒毁灭这座世界名城的危险；二是过早攻占巴黎后盟军要承担的民政责任对部队作战能力造成严重限制，并且为了供应巴黎两百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要耗费掉部队大量油源，必使进军莱茵河的压倒性目标严重受挫。而巴黎的毁灭、部队作战能力的受限和拖延向莱茵河进军，都是决不允许发生的。最高统帅部拟定了一个可以避免在巴黎打一场破坏性巷战、可以把军队推进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坦克地带、可以节约宝贵汽油的解放巴黎计划。这一从南北方向对巴黎作钳形包围的计划至少要到9月中旬才能完成部署。但如果巴黎发生起义，整个部署将被打乱。为避免出现这种意外，艾森豪威尔向总部在伦敦的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联合组织“法国国内部队”首脑柯尼希将军发出“坚定指示”，在他发出命令之前，“巴黎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得发生任何武装行动”，“不能让巴黎发生任何事情改变我们的计划”。
可巴黎人早已急不可耐要摆脱德国占领。尽管华沙烧成一片火海的消息震惊了巴黎，但当美国军队于8月15日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登陆后，巴黎人要采取行动洗刷四年被占领屈辱的冲动已经不可遏止。当推迟解放巴黎的指令送达国内抵抗组织时，起义准备已经就绪。抵抗组织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使情况陡然间复杂起来。
法国同波兰一样有相当活跃的抵抗运动，但不同于波兰抵抗运动的团结和统一，而是存在多个派别。虽然有“法国国内部队”这一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联合组织在伦敦协调关系，但各派自成体系，有自己不受联合组织控制和约束的组织结构、隶属关系，协调工作极其困难。其中，戴高乐派和法国共产党是抵抗运动中拥有最强武装力量也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戴高乐创立的自由法国是法国最早的抵抗组织。1940年6月贝当投降，7月在维希成立与德国合作的伪政权。维希政权还未成立，戴高乐就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6.18”广播讲话，号召法国人民抵抗，并创立了“自由法国运动”，从伦敦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使法国刚被占领，有组织的国内抵抗运动就出现了。此时，作为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法共没有参加反对德国的斗争。直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法共才加入反对德国人的抵抗运动。共产党极强的组织纪律性给抵抗运动带来了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经过三年努力，法共影响迅速扩大。两大派别除了在反对德国占领上是共同的，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政治目标上更是相互敌对，而法共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联系并接受莫斯科指示也加深了对立。由对付德国占领所掩盖的双方矛盾，在法国临近解放之际便尖锐起来。
双方都希望及早解放巴黎，都想通过解放巴黎这一政治行动确立自己对未来法国的领导权，都清楚没有盟军力量配合的起义代价惨重。戴高乐要求盟军最高统帅部改变计划提前进攻巴黎的努力没有结果，命令国内代表务必防止在盟军兵临城下前举行起义。而巴黎的共产党已经得到上级领导机构命令，决心不计代价－－用起义策动者的话说，“巴黎值得死二十万人”－－造成共产党领导起义的既成事实。危机一触即发。8月18日，戴高乐派地下组织法国总部发往伦敦的电报叙述了巴黎的紧张局势：“任何抵抗组织稍有不耐所引起的局部事件都足以导致严重麻烦，德军似已决定并集中必要手段进行血腥报复……您有必要向盟军交涉，要求迅速攻占巴黎。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以最尖锐最明确语言正式警告居民避免华沙事件重演。”就在这一天，在一个受法共控制的秘密会议上强行通过决议，决定第二天举行起义。整个起义计划中重要的一点是把戴高乐派领导人蒙在鼓里，使其无法制止起义。
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的情况下，法共巴黎小组和已获知起义即将发生的戴高乐派在8月19日清晨先后举事，这场必须避免的起义终于未能避免。
（二）巴黎危机
起义开头似乎进展顺利，很快蔓延全城。然而巴黎是希特勒不计代价要保卫的。在与德军坦克发生遭遇战后，起义行动当天就陷于困境。受命死守、守不住就把巴黎夷为平地的巴黎城防司令冯·肖尔铁茨已经决定次日天明时对起义实施空中和地面打击。一旦实施这一不可挽回的步骤，巴黎毁灭在即！
然而，这座世界城市的命运对于当事或不当事的各方，都是一个格外沉重的问题。就连一贯奉命行事的德国将军冯·肖尔铁茨也变得犹豫不决。瑞典总领事的严肃警告－－“夷平巴黎，会犯下一桩历史永远不会宽恕的罪行”，使他不得不考虑自己承不承担得起毁灭巴黎的罪责。他接受了总领事提议，实行暂时停火，如果停火生效，可以推迟原定的进攻。由德军主动提出的停火对于戴高乐派来说是一个拯救巴黎、控制他们无法防止的起义的意外机会。他们竭尽全力争取在全市实行停火。巴黎起义和停火消息传到伦敦总部，柯尼希将军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巴黎人民发出警告：“对于巴黎市来说，没有比居民听从起义的号召造成更大的危险了。”
但不惜代价发动起义的一方谴责停火是叛国行为，采取一切措施破坏停火，在全城恢复起义势头－－虽然这一政治行动的代价可能是二十万条性命和一个世界名城的毁灭。
尽管这样，停火还是在不断发生战斗的情况下勉强维持了两天。这两天给各方都提供了避免最不幸局面出现的时间。国内部队戴高乐派和冯·肖尔铁茨利用这个喘息机会接触、周旋，想要避免或拖延不可挽回的冲突。与此同时，抵抗运动各派都在向盟军呼吁援助。戴高乐派呼吁盟军火速开进巴黎；法共也呼吁盟军支援，但不是要盟军支援兵力而是要盟军在全城大规模空投武器。
这段时间，希特勒派来埋设地雷和炸药的爆破专家已经到了巴黎；冯·肖尔铁茨收到的一个比一个疯狂的希特勒命令也已经到了无法再拖延执行的地步；来向巴黎实行无情惩罚的德军增援部队即将开赴巴黎……
一封21日发给戴高乐的紧急电报中描述了巴黎的危局：“起义星期六发动，靠停火抑制两天……但无法再拖过今晚。似乎可以肯定，明天巴黎将发生战斗，双方力量悬殊，后果悲惨。”
（三）巴黎得救
巴黎已经很难逃脱华沙命运，得救的惟一希望是盟军立即进攻巴黎。
戴高乐亲自出马要求艾森豪威尔向巴黎进军，他失败了。艾森豪威尔关心的是作战进度，拒绝为适应戴高乐的政治需要改变计划。
奉法共上司指派前往盟军总部要武器的使者知道武器救不了巴黎，也呼吁盟军进军巴黎，可是在巴顿将军那里就碰了壁。这位职业军人答复很干脆：盟军是在“歼灭德军，不是收复首都”，抵抗运动未接命令擅自发动起义，现在“得承担后果”。
但使者仍在努力，法国部队驻美军联络官也在努力，并写了个人呼吁：“如果美国军队眼见巴黎发生起义而坐视不救，这将是法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掉的过失。”22 日，在可怕命运就要落到巴黎和巴黎人民头上之际，艾森豪威尔不容更改的军事计划更改了。执行进军巴黎任务的是美国第十二集团军下属的法军第二装甲师。集团军首脑布雷德莱将军不容许因战事使巴黎遭受严重损坏，对装甲师师长提出“巴黎决不许有任何重大战斗”的要求。这个美国军人在他的第二十一号战地命令中更明确规定：“向巴黎进军决不能用重大战斗来完成。我们只要能避免，不希望在该市进行任何轰炸或炮击。”第二装甲师的直接上级则在派美军第四步兵师支援装甲师的同时，抽掉了装甲师两营炮兵，为的是“我不希望他们以为一遇上一支机枪挡道就可以用迫击炮还击，而毁掉巴黎”。
23日一早双方战斗全面恢复。如果军队一两天内赶不到巴黎，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在所难免。就在起义者弹尽粮绝、毫无希望之时，第二装甲师已经于头天晚上日夜兼程向巴黎进发，二十四小时后第四步兵师在倾盆大雨中向巴黎挺进。24日，当几个执行报复的党卫军师正赶赴巴黎时，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先后到了巴黎。
巴黎得救了。
8月25日，狂欢的巴黎沸腾了。此时，在先于巴黎十八天起义的华沙，孤立无援的起义者正在做无望的战斗。
三、两场起义不同命运背后
华沙起义和巴黎起义的不同结局令人深思。
从抵抗运动内部情况看，以华沙为领导中心的波兰抵抗运动团结、统一，不似法国派系重重、互相争斗和牵制。在时间选择上，华沙起义说得上适时：一方面有援助的承诺；另一方面，再三呼吁华沙总起义并承诺援助的苏联，其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不致在该进行援助时鞭长莫及。巴黎起义则不仅没有外部力量不断催促，反而是盟军采取措施要坚决防止的，对这要防止发生的起义，盟军当然不会作援助承诺。
如果对两场起义作预测，华沙起义因抵抗运动内部的团结统一和起义时机选在可以履行驰援承诺的军队已近在眼前，它应是一场胜券在握的起义－－事实上，起义一开始就显示了胜利势头。德国将军冯·梅林津后来承认，华沙起义对德军构成很大威胁。他以为是俄军没能与起义者接上头，才使德军面临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缺乏这两大条件，在既定政治目标支配下一意孤行发动的巴黎起义，其逻辑结局如果不是惨败，至少也是必将付出不可承受之重代价的“惨胜”。然而，实际的结局恰恰相反。华沙罹难了，巴黎解放了。
华沙血战了六十三天，遇难的地下军战士和平民达二十余万之多，独立抵抗运动就此被彻底消灭，城市则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巴黎从起事到解放，总共六天，中间还有两三天不稳定停火，城市基本完好无损，没有大的人员伤亡。从双方全面恢复交火到25日晨德军最后一个据点投降，其间四十八小时战斗中，约两万德军被俘，伤亡三千二百人。第二装甲师在赶到巴黎投入战斗的一天中，死四十二人，伤七十七人；平民死一百二十七人，伤七百一十四人。虽然每一伤亡对承受它的个体都是不可挽回的不幸，但对于一场准备付出死二十万人代价的起义来说，能以不大的人员伤亡实现解放，又实在太幸运。
华沙蒙难于斯大林的背信弃义。背信弃义背后，是这个大国首脑控制整个东欧的计划。要想对任何国家进行有效控制，关键是一个完全受其操纵的政权。关于二战后东欧除南斯拉夫之外各国政权的性质，有人说它们是红军用行李车运送给各国的，此话大致不错。但运送来的政权在波兰是难以立足的。历史上，沙俄屡次瓜分波兰并且曾把她作为一个省来统治，沙俄统治者深知波兰的反抗传统。苏俄领导人斯大林也清楚了解这一点，而且目睹了整个二战期间波兰抵抗运动的有组织性和团结统一，以及抵抗力量在人民中的声望和号召力。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作为抵抗运动中坚的地下军忠于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且对苏联与德国合谋入侵和残害波兰记忆犹新，有着强烈的反苏情绪。他很清楚，他们日后必将对苏联的控制构成最严重的挑战。可以说，起义者落入了借德军力量为苏式政权清扫障碍、为今后一劳永逸地消除反对派的算计之中。不仅借刀杀人，据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克格勃全史》，起义被德国军队镇压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去扫除地下军残余。
而对于预测一场起义的结局来说，背信弃义、阴谋诡计以及老谋深算的背后目标（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对一个国家进行牢固控制），它们不在正常思维之内。
巴黎起义是一意孤行的产物。巴黎得免于难，有赖于多种与导致华沙蒙难结局相反的非预测性因素。
在美英苏三大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期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深刻分歧使美英与苏联之间既合作又防范，双方都有基于地缘政治目的的考虑，都极力要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在这些方面，双方没有多少区别。基于反对法西斯危险的共同需要，美英给成为盟国的苏联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其他物质援助，但又警惕着共产主义向西方国家蔓延，所以在给欧洲各沦陷国家的抵抗运动空投武器时，武器尽可能不投往抵抗运动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然而，欧美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和对自由的珍视使这些国家的民选领袖在精神和行为方式上，毕竟与受专制传统浸润、经由“秘密活动＋暴力”的公式和途径获得最高权力的终身领袖判然有别。在这方面，丘吉尔很有代表性。希特勒进攻英国遭挫败后，转而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进攻苏联。正如他进攻波兰之前作了一个错误判断，以为西方国家不会对这个小国履行援救义务，这次又作了错误判断：指望对共产党苏联的进攻会得到美英资本家和右翼的同情。然而，强烈反共的丘吉尔的态度是：“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 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尽管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条约和秘密协定，对二战的爆发难辞其咎，之后又坐视一个个欧洲国家沦陷，对孤军作战的英国似乎将面临的毁灭幸灾乐祸，对德国每打一个胜仗都给以祝贺，并源源不断把大批重要原料送到德国。但希特勒于1941年6月 22日进攻苏联，丘吉尔当晚就发表广播讲话：“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们站在他们故乡的门旁……捍卫着他们的家园，母亲和妻子们在家乡祈祷……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英国不断给苏联以武器援助，其中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质是把美国援助英国的调拨给了苏联。美国更是给了最多的援助。
当巴黎起义引发危机后，解决危机所寄望的盟军总部作的抉择与丘吉尔颇为类似。盟军最高统帅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但一个古老城市和这个城市两百万居民的安全重于意识形态考虑。所以，戴高乐强调的尽快进军以防止共产党控制法国的理由没有说动不喜欢共产主义的艾森豪威尔改变计划，但巴黎和巴黎人即将遭遇的灭顶之灾迫使他改变了计划。无论是他还是最高统帅部其他人都不能因为巴黎人不听劝阻举行起义而心安理得任由其承担后果，不能为了已拟定的战略计划而置巴黎于不顾。对作战计划所作的不情愿改变乃巴黎得救的决定性因素。
当伦敦收到共产党要求空投武器的无线电呼吁后，法国国内部队首脑柯尼希在决定是否空投武器时也作过同样性质的抉择。他是竭力要防止这场起义的人。当起义已经发生且惟一拯救巴黎的停火机会又被彻底破坏，使艾森豪威尔改变计划提前进军巴黎似乎也不可能，而且这位实际上是戴高乐派的将军知道空投的武器大多会落到法共手中。但他不能眼看同胞用手枪和老式步枪同德国坦克作战，宁可不顾使共产党人得到武器和控制政权的政治后果，决定向巴黎空投武器。只是由于最高统帅部终于决定进军巴黎，武器空投计划才未付诸实施。
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派往盟军总部的代表违背其法共上级要武器不要士兵的命令，自行决定说服盟军出兵，并且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戴高乐也未能实现的目标。二是驻守巴黎的那位德国将军面对毁灭巴黎这一疯狂任务时有对历史罪责的顾忌，所以要竭力避免与起义者全面交火，甚至希望美国军队赶在增援的德军之前到达巴黎。
巴黎最大的幸运在于：它求救的对象在作重大决定时有道义上的考量。如果求救对象除了政治功利的考虑而不在乎别的，巴黎就只有充当政治棋盘上一颗棋子的份，存亡莫卜；如果求救对象道义上无所遵循无所顾忌，正好不必承担责任而让一意孤行发动起义的派别自食其果，哪怕会有很多平民为此陪葬。这种精神素质与制度安排相互凭借和支持，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灾难。相反，极权制在本性上就无节制无道德顾忌，而它的权力斗争规律也与此相应：最有机会胜出的是在选择手段上最无顾忌的人。体制性的无节制与最高权力的无顾忌，使得为了既定目的而不惮于放手制造任何灾难，同样具规律性。六十年前两场起义的不同际遇为此提供了最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在之后的六十年间更是不断以不同方式或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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